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化认同超越地域乡土、血缘世系、宗教信仰等，把内部差异极大的广土巨族整合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纵览数千年中华民族自在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华大地上的各族人民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出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汇聚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景观，传统体育运动就是这个景观中精彩的组成部分。

2024 年11 月 22 日晚，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式在海南省三亚市体育中心体育场举行 孙立君 / 摄

       体育运动源自在长期历史岁月中人们逐渐形成的生产生活传统，既是一种群体自发的健身娱乐活动，也往往具有技能训练、竞争意识与合作精神的培育以及道德规训等功能，因而在塑造共同体认同方面具有寓教于乐的强烈意涵。体育活动是促进各社群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有效路径，特别是在竞技性体育活动中，规则明确的竞技以荣誉分配建立象征秩序，进而巩固更大规模的社会团结，强化人们作为更大规模共同体成员的共同身份意识。

       龙舟竞渡是一项遍布祖国大江南北的传统运动，从西南山区的少数民族村寨到中原大地江河之滨的市镇，从碧波荡漾的洞庭湖到远波如镜的日月潭，划船本是寻常之务，却因为加上了“龙”字，进而成为中华民族共有共享的文化符号。如果说赛龙舟的百舸争流有气吞山河的磅礴气势，柔中带刚的踢毽子则有润物无声的优雅与坚定。一个小小的毽子，穿越古今，从北宋汴梁城街头巷尾嬉戏的孩童，到当下欢聚在苗寨“毽堂”里的青年男女，让毽子绕身飞舞而始终不落的炫技，是各族群众长久以来乐此不疲的游戏。实际上，《清明上河图》所绘的体育场景不仅有踢毽子，更有“蹴鞠”，后者或许与现代足球运动有着极深的渊源关系。司马迁也记录了齐国都城临淄居民的蹴鞠活动，由此国际足联认定中国山东临淄为世界足球起源地。

       在人类的日常生活世界里，体育具有一种神奇的力量，不仅可以为人们的自信与健康赋能，也能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基于其历史性、群众性和可及性，传统体育清晰呈现出在文化实践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条可行路径。

       新中国成立后，体育运动成为建设统一多民族国家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部分。1953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13.31%，标志着彼时的中国仍然是典型的传统社会，即前工业化社会。这一年距政府启动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程还有3年，新中国对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社会状况尚缺乏全面深入的系统性了解。但就在这一年，1953年11月，全国民族形式体育表演及竞赛大会在天津市民园体育场举行，后来被确定为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体育场内搭起一座大型表演台，表演台两侧单独设置了拳击台和摔跤台，表演台前的直道则为马上表演做好了准备。来自全国共9个单位的代表队参加比赛，近400名运动员中有汉、满、蒙古、回、藏、苗、维吾尔等各民族。由此，开启了由国家举办全国性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序幕。

       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举办的第一次民族形式的体育盛会，其意义显然不在于竞技本身，而在于彰显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平等团结。当然，提升中华民族的整体健康水平，也是首届运动会的题中之义。

       光阴荏苒，历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举办，不断深化了“平等、团结、拼搏、奋进”的宗旨。正如毛泽东主席所强调的那样，“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从这个视角出发，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与其说是竞技拼搏的较量，不如说是凝聚进取的表达。在中华民族大家庭里，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也不再只是“传统”的展演，更是“现代”的呈现。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很多项目，其意义远超项目本身的内涵。作为达斡尔族的一项传统体育运动，“贝阔”与现代曲棍球有许多相近之处，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由此成为“中国曲棍球之乡”；元代驿卒奔波往返于元大都和元上都两城之间的“贵由赤”，是比肩马拉松的古代世界体育史上的长跑壮举之一；考古发现唐大明宫含光殿球场奠基石，证明马球是大唐的“国球”，这项起源于青藏高原的运动能进入唐朝的宫廷生活，恰是中华民族文化交融的历史见证；中国本土不产狮子，舞狮却成为中国民间文化的代表；投绣球传承千年，天南地北不分民族，皆以之传情；围棋蕴含的哲学内涵，不仅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

       进入新时代，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成为助力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项重大活动。与其他体育赛事相比，民族传统体育盛会参赛者的角色并非仅仅是运动员，同时是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者；比赛的内容不仅是技能的发挥，更是文化的展演。各类项目来自各民族、各地域的生产生活传统，无论是比赛本身还是在比赛之外，观众对传统文化的体验和感知往往超越对比赛结果的关注。由此，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被赋予了独特的文化意义。我们从比赛中观赏到的，不仅是激烈的竞技现场，更是各民族绵延不息的互动交融的历史，是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也是超越民族、地域与习俗的共同精神气质，以及由各民族运动员之间的团结友爱所代表的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之间的亲密关系。

       与其他体育赛事相比，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政治与文化意涵更为深邃突出。以专业化的方式专门举办彰显民族传统文化特点的体育赛事，实际上是一种融会贯通传统与现代的做法。传统体育活动往往是在一个特定的社区范围内发生的，是一种生产生活技能训练与日常娱乐活动的结果。在真实的生活中，体育运动可以提升个人的生活技能及人际交往能力，这尤其对青少年的社会化过程有积极影响。将一种社区性的、地方性的体育项目提升到国家层面，应用现代体育的竞争与合作规则重新组织这些活动，其背后所包含的国家意志的当代意义在于通过体育运动潜移默化地推广现代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推动人的现代化，同时促进不同社群之间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形成更强的、更为一致的社会凝聚力，润物无声地传播民族团结进步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

       基于现代体育发展出来的复杂的分工体系，与国家意识、公民意识和法治意识都有密切的关联。人们积极参与体育运动，促进个人的身心健康发展是现代生活的一种风尚与潮流。就个体维度而言，体育运动能够管理情绪，增强自信，提升个人应对压力的能力以及提高个人健康水平；就社会维度而言，体育运动能够提升人们的自律与他律、提高解决问题、交流和沟通的能力，甚至能够管理和解决人际冲突。特别是运动员为准备赛事而开展的系统训练，会推动这些项目走向更为专业化的发展道路，其影响不限于运动员、教练、裁判、媒体工作者，而是会直接影响到爱好者群体与观众群体，并以间接方式影响到社会大众。从这个意义上说，体育活动是强化国家意识、公民意识与法治意识，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条重要路径。

       有体育遗产的地方，自身的文化特色也很鲜明。由此可见，民族传统体育的专业化赛事强烈体现出体育与文化相结合的特点，文化和体育对塑造共同价值观都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在运动场上，运动员以身体动作为语言，了解彼此，感知文化，以竞争比赛的方式增强共同性、尊重差异性，从而传播共同的价值观和健康的生活方式，推动社会进步。在现代社会，体育运动作为一个开放的时空事件，可以整合世界上所有的生活方式，从而成为一种文化之间的对话机制。如果说赛马是考验骑手勇敢与敏捷的试金石，那么射箭则是衡量专注和耐心的尺度仪；如果说龙舟是伙伴合作的载体，那么摔跤则是一种交流互鉴的方式。实际上，一场体育盛会提供了一个超越生活日常的互动平台，它将人们聚集在一起，促进相互间的理解与尊重，将机会共享与公平竞争的理念深植人心，推动更大规模的共同体意识的自我生成。在这种互动关系中，平等与团结夯实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道德根基，发展与进步设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目标，包容与开放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精神气质。

       体育赛场从来不相信颓废与犹豫，只尊崇顽强与拼搏。无论是挥汗如雨的运动健将，还是激情澎湃的啦啦队，即使只是淹没在观众群中默默无闻的一份子，所有的人都在共享同一处空间、同一个时刻、同一种体验以及共同的情感。由此可见，竞技体育是一个创造共同体意识的社会事件，其意义必然超越赛事本身。在《奥林匹克宪章》中有这样一段话：“每一个人都应享有从事体育运动的可能性，而不受任何形式的歧视，并体现相互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的奥林匹克精神。”然而，现代奥林匹克精神的内涵不止于此。2021年底，第76届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北京冬奥会奥林匹克休战决议并增加了加强全球抗疫合作的内容。奥林匹克精神作为一种全球共享的价值坐标，发挥出独特的作用，推动人类社会共同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显然，体育运动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样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2024 年11月，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海南省三亚市成功举办，实现了两个大团圆的历史性突破，一是实现了各地区代表团大团圆，二是实现所有比赛大项参赛运动员民族成份的大团圆。由此，人们更加深切地体会到了“民族团结的盛会、群众体育的盛会”的内涵，感受到了“平等、团结、拼搏、奋进”的精神。这种内涵和精神，无疑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源。

来源：《中国民族》杂志2025年第1期

文：关凯

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

责编：龙慧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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