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颂,满族,长期从事民族文化艺术创意策划与推广交流,北京民族电影节(展)创始人、执行主席、主席、北京市民族宗教题材影视剧本评审委员会主任、民族宗教题材影视作品总监制、总顾问。曾任《中国民族电影交响音乐会》总策划、总导演,电影《德吉德》总监制等。
近些年,为办好民族电影展,我们曾几次整理少数民族优秀影片目录,其中由老舍作品改编的故事片和舞台艺术片《龙须沟》、《茶馆》、《骆驼祥子》,最终都被评定为经典民族题材影片选入。老舍搬上银幕的作品还有《方珍珠》、《月牙儿》,以及长篇电视剧《四世同堂》、《茶馆》,舞台剧《正红旗下》等。举办电影展使我们有机会重温这些影片,并通过大银幕触发我们更多探秘的好奇。
著名演员于是之演了一辈子老舍作品,如在《茶馆》中饰演王掌柜、《骆驼祥子》中饰演老马、《龙须沟》中饰演程疯子。他在一篇谈老舍的文章中提出了一个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他以《茶馆》为例说:老舍作品的魅力到底在哪里?它没有什么故事情节吸引人,也没有用低级趣味迎合某些观众。学问大的人看了不觉浅,学问小的人看了也不觉得深。就这么一个戏,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呢?几十年来,人们一直还在探索这个奥秘。2013年初,话剧《茶馆》已是第640次开场演出,走出10年没动场地的首都剧场,到“保利院线”旗下武汉、重庆、深圳等地巡演,剧目也从现实主义表演过渡到程式化,成为名符其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老舍作品的持续成功,的确是一个秘密。
解密还得从源头开始。
在中国文学史上,满族作家的艺术风格的承袭比较明显。历史老人格外恩赐,给了满族一个全面展示风采和潜能的大舞台,让它在中国封建时代结束前破格建立了一个大一统的清王朝。没有厚重的道德积累和文化底蕴,是承担不起这个天命的。可以说,满族就精神文化而言是异常丰厚的。文学巨匠如曹雪芹,其家族隶属正白旗,康熙时代即为皇室家奴。曹雪芹居然在乾隆盛世就感觉到了一股强烈的“末世感”。在儿女情长中,在自我解嘲与解嘲整个社会中,始终追逐着对终极真理的思考。老舍的家族则在“正红旗下”,父亲作为满洲下层旗兵,战死于反侵略的战场,母亲千辛万苦把他抚养成人,并且把本民族的价值观传授给他。跨文化研究表明,满族先人最早从事渔猎,与农耕文化培养的顺从与责任不同,这种文化更多的是能培育出独立、开放和进取的民族性格。由于满族先民信仰萨满教,讲述世间万千神灵故事的口承文化系统特别发达而且瑰丽多姿,这就使得满族的文学艺术世代葆有奇思异想的丰富性和民间叙事文学性强的传统,以及不墨守成规的思维方式。
出身贫寒又是满族旗人,旗人的优越地位在上世纪初的巨大落差,以及近代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的命运体验,形成了老舍文学上相辅相成的基石,他由此形成了自己的创作特征:“国家至上”与“家庭依恋”双重情节,关注国民生活中的道德心理走势,异常关注京城下层旗人的凄苦命运,语言运用上倚重“京腔京韵”,作品多是悲剧,却充满优雅的幽默。与曹雪芹追逐终极思考不同,老舍禀持的是对本民族传统的苦苦反思,他能站在满族旗人精神文化的深处,反思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可以说,老舍一生都在检讨满族的历史文化。他认为昔日国民从上到下都有明显的精神及思维缺陷,必须经过道德提升、思维改造,才能逐渐修养成一种有优秀人格、国格的现代大民族性。可以说,在现代文学史上,老舍是可以同鲁迅相提并论的不多的作家之一。
老舍对自己的民族出身,曾有过复杂的心绪。周恩来总理1961年有一次接见溥杰、溥仪等人,在谈话中称 “满族的杰出人物老舍,一位名作家。辛亥革命后,若讲自己是满族人就会受侮辱、受歧视,所以他就不愿讲”。老舍正是这样的,在长达三四十年中,不轻易谈自己的民族身份。凡作品写到满族题材、满族人物时,也尽量精心隐去。照他自己话说,是“把一点点思想,像变戏法似的设法隐藏起来”。直到有一天毛泽东主席和他谈满族在历史上的贡献,使他更加了解新中国的民族政策,才受到鼓舞,有了勇气来写一部明确的满族题材作品,对本民族历史命运作一个全面的反思,这就是《正红旗下》。可惜由于后来的政治运动,这部大作没有完成。
翻开舒乙先生为《老舍作品经典》一书撰写的前言,开篇便点明 了解老舍的“五把钥匙”:老舍是北京人;满族人;穷人;生于上世纪最末一年,死于1966年“文革”初期;一生有近十年生活在国外。我们找到了其中的几把钥匙,但还远未能打开老舍之奥秘的“黑匣子”。历经岁月风霜,我们已经认识到了老舍的不朽价值:他锲而不舍的启蒙主义文学原则,他深刻的文化自觉,他的思考,他的悲悯情怀,他从满族精神轨迹起,到贯通中华民族精神轨迹的总体,而绽放出的现代人文哲思的光辉…… (责编 梁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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