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握时代大势，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并将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纳入到国家整体发展战略。如今，文化创意产业正在新发展理念的引领下，逐渐成长为国民经济支柱型产业，而且对于有效弘扬和传播民族文化厥功至伟。当前，我国民族文创产业发展现状如何？面对哪些突出的机遇和挑战？带着这些问题，本刊专访了两位80后学者董杰、韩晗。

韩晗，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副教授、内蒙古民族文化产业研究院顾问、四川大学符号-传媒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董杰，内蒙古师范大学教授、内蒙古民族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

记者：非常高兴邀请到两位学者接受我刊专访。首先请两位谈谈我国民族文化创意产业是何时兴起的？目前发展的情况如何？

韩晗：民族文化创意产业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它不是“民族+文化创意产业”，而是“民族文化+文化创意产业”。我们所说的“民族文化”，指的是包括56个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文化，其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此，民族文化创意产业在很大程度上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来呈现。

民族文化创意产业兴起时间并无定论，大致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是以“传统文化热”的形式出现的。如果说真正构成一个业态较为齐全的文化产业现象，它应当是在2010年前后开始规模化发展，当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故宫文创的出现。

故宫文创走红之后，“博物馆文创”成了热门。像敦煌博物院、上海博物馆等等，都设计开发出风格鲜明的文创产品。但一些规模不大的博物馆在搞文创开发的初期，盲目跟风，甚至东施效颦，造成了重复低端的生产。同样的东西在很多不同的博物馆文创商店都能见到，有些地方文创产品甚至沦为了低端景区纪念品。

当然我们也必须肯定，不少博物馆在文创上借助技术红利，实现了与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文化科技的深度融合以及创意产业全覆盖。

董杰：如今，我国的民族文化创意产业正在蓬勃发展。发展最早、特色最为明显、也最引人关注的，是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与产业化开发。其间，诸多民族文化产业科研机构成立。如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民族文化产业创意研究中心、贵州民族大学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研究中心、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内蒙古民族文化产业研究院等。此外还有专门围绕56个民族整体文化产业开展产学研工作的机构，如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民族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和连续举办七届的中国民族文化产业发展论坛。

未来期待诸如敦煌文创产业、中华民族医药文化产业、中华马文化产业、中华传统科技文化产业等中华民族共享共建的民族文化产业精彩纷呈，展现于世。

记者：我国历史悠久，56个民族文化集大成的中华文化底蕴深厚，这是当今我们强大文化自信的根源。请问两位，民族文化对推动文创产业发展有何重要作用？

韩晗：文化创意产业，核心必须是文化，决不是创意，更不是产业。因为文化创意产业本质是内容生产。我国的文化创意产业要想发展壮大，必须要利用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这其中就包括了56个民族的优秀文化。关键是我们如何会用且用好这个资源，将其效益最大化。

我们曾经在文化创意与商品化转换当中，走了不少弯路。举例来说，我们之前对民族地区的文化旅游发展认识有偏差，认为就是简单的民俗村与歌舞表演，结果导致许多民族地区的旅游业遇到了发展瓶颈，部分少数民族聚居区甚至因为过度开发出现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后来我们逐渐认识到民族地区文化旅游的核心是民族文化，于是开始在全域旅游、特色小镇、IP创意与文化科技融合等方面下功夫，经过这些年的实践，应该说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效。现在大家都意识到民族文化对于文创产业发展意义重大，但是我们一定要会用且用好这个资源，而且要立足于保护的层面，进行合理使用、有序开发，这是其关键所在。

长期以来，我们都认为文创产业是都市文化的产物，忽视了文化产业与传统文化、乡村振兴的重要关联。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对文创产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很大原因是我们的文创产业大多依赖于城市公共空间而存在。这次疫情之后，我相信文创产业或有一个向乡村的转移，即将非遗保护、精准扶贫、乡村振兴、乡愁文化与文创产业特别是文旅产业结合到一起，将城市当中的部分文化业态转移到乡村，通过金融杠杆、政策扶持与科技赋能，从而形成露天实景演出、乡村民宿、房车旅行、野外考察研学与户外极限运动等多层次、沉浸式新兴文创业态。如果这个愿景得以实现，那么民族文化在推动文创产业发展中的作用就更大了。

董杰：我同意韩老师的观点。当前文创产业发展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设计、创意、科技等现代要素汲取民族文化资源推动企业市场开拓、技术转移应用和品牌重塑，另一条是民族文化资源富集地积极借助现代运营模式、知识产权保护与开发等手段，促进当地文化遗产传承保护和地方产业发展。但是不管路径如何选择，民族文化都是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

虽然民族文化对推动文创产业发展有重大意义，然而二者并非简单的线性相关。民族文化只有经过全面、科学评估后，方能与相关产业有效融合。目前我国的文创产业较为常用的文化资源是历史文化遗产，最为典型的代表就是故宫。此外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得到了广泛应用。近年来工业、农业文化遗产得到了文创界重视，工业旅游、休闲农牧业旅游及相关文创产品层出不穷，产生了良好的文化、教育和经济价值。需要强调的是，与历史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相比，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振兴还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新冠肺炎疫情一方面对城市消费型服务业产生了巨大冲击，另一方面又会刺激生态产业、健康产业的迅猛发展，恰恰农牧业文化遗产在这个领域具有先天的优势。积极开展包括农林牧副渔等在内的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合理利用，不仅具有生态、经济、文化价值，对民族地区脱贫奔康、绿色发展更具有战略意义。

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热销的民族文创产品 新华社 黄孝邦/摄

记者：刚才两位学者在民族文化为文创产业赋能方面举了很多例子，谈得很深入。那么，文创产业在推动民族文化的传承保护、创新交融方面，又有哪些重要的作用？

韩晗：我觉得文创产业在推动民族文化的传承保护、创新交融方面，最大的优势是拓宽接受群体。将民族文化与创意产业相结合时，便发现这是一个很大的市场。之所以曾经某种程度上传统文化受到冷落，是因为它的形式“落后”了，它主要的内容并没有落后。

近年来，以《长安十二时辰》《哪吒》为代表的传统文化题材影视剧、动画片走红，其本质就是传统文化在创新形式之后，受到市场的追捧、肯定与认同。这当然是好事情，它可以以年轻人喜闻乐见的形式，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生命力。但我们不应仅仅只着眼于国内市场，而是应有更为宽泛的国际视野，将文化产业与国家软实力的国际化竞争相联系，形成国家形象对外传播的“2.0模式”。

董杰：我经常说，文创产业最大的作用是将你的、我的，融为我们的，民族文化创意产业更加具有这种作用和优势。这与韩老师说的拓宽接受群体是一致的。顾炎武有首诗：“骏骨来蕃种，名茶出富阳。年年天马至，岁岁酪奴忙。蹴地秋云白，临垆早酎香。和戎真利国，烽火罢边防。”这首诗的意境和文创产业的作用也是一致的，那就是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基础上与时俱进，通过文创产业将各民族优秀的文化元素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而形成美美与共的局面。

顾炎武诗中提到“酪奴”，酪指的是乳制品，源自北方游牧民族；酪奴，则指的是茶，来自西南地区。随着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了56个民族共建共享的中国乳文化和茶文化。而奶茶，不仅仅是一种饮料，更形成了一种典型的民族文化产业，见证了不同民族文化的相互交融以及创新发展。更重要的是，由此形成了一条横跨欧亚大陆的万里茶道，产生了全球影响力。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蔓延，包括蒙医药、苗医药、瑶医药、壮医药在内的中医药即中华民族传统医药协同防治取得显著疗效，目前我国已与世界多国分享了中华传统医药抗击疫情诊疗经验，这也可以看作是民族传统文化产业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的积极贡献。

记者：在民族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过程中，政府支持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董杰：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很多促进民族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政策和意见，如《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国务院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若干意见》《关于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指导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文化部等部门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的通知》以及《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等，都对民族文化产业健康发展起到了指导和推动作用。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文化自信，提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中华文明的影响力、凝聚力、感召力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这些都为新时代民族文化产业发展指明了方向。

其次，地方各级政府通过打造文化产业园区，聚集了民族文化产业发展所需资金、技术、人才等诸多要素。产业发展需要集中、集约、集聚，民族文化产业莫能其外。尤其边疆地区、人口较少民族聚居区，更应该规划引导民族文化产业集群式发展。政府可以将特色小镇、特色村寨、田园综合体建设与文化产业园区统筹规划，促进民族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壮大。经历疫情之后，一些政府更加支持文化产业园区数字化转型。

此外，地方各级政府还通过节庆、会展等活动招商引资，为民族文化创意产业品牌塑造、产品推广、信息联通和法律保护提供支持。

韩晗：这个问题我认为应该从两个层面来谈：一个是从顶层设计的层面来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文化产业发展。这次疫情之后，各级政府也积极响应，提出了文化产业与文化遗产保护的振兴方案，这对于民族文化创意产业来说，意义非凡。另一个是从具体的政策实施层面来说，各级政府对于民族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视程度可以说前所未有。有些地方政府还成立了相关专门机构，专门管理国有文化资产，特别注重对非遗、文博等民族文化资源的保护，一些民营文创企业也开始致力于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保护与挖掘，譬如云南、贵州等地的少数民族刺绣产业化发展走上了“快车道”。这些都意味着，从国家到地方各级政府把民族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摆到了非常高的地位。

记者：就你们的研究来看，当前我国民族文创产业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了哪些瓶颈和挑战？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董杰：创新能力不强是当前制约我国文创产业发展的一个显著因素。提高企业创新能力要从两个方面努力：一方面是对民族文化资源的精准识别和科学认知。很多企业由于对所要开发利用的文化资源仅停留在表面认识，未能把握文化资源的真正精髓所在，甚至有曲解、误解，乃至庸俗化的认识，丧失了可持续发展的文脉与地脉，从而导致开发的产品竞争力不强，企业难以发展壮大。另一方面是企业太注重产品的民族性、文化性，却忽略了新技术、新材料、新创意、新模式的应用，更缺乏产品分析、市场调查等手段，从而限制了自身发展。我最近几年致力于文化遗产与科技认知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期望未来这一研究方法有助于促成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产业开发的二元平衡。

与国外文化产业相比，我国的文化产业起步晚，并且文化本身具有多样性、区域发展不平衡、文化资源情况复杂等特点，因此不能盲目照搬国外文化产业发展模式。我国民族文创产业的核心要义是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其中尤其需要重视的是文化安全、文化软实力输出、文化遗产传承保护振兴和兴边富民，这也是我在内蒙古做民族文化产业研究的心得体会。

韩晗：目前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整体水平较高，且业态完整、体量庞大，已经处于引领期，但是关键问题在于专业人才匮乏。在不久的将来，我国文化产业必然会出现严重的人才缺口，这一缺口在民族文创产业当中将会更加明显。

尽管如今全国100多个大学都设有文化产业专业，但是因为文化产业尚不属于一级或二级学科，教育部没有文化产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也没有与之对应的学科评议组，导致目前国内文化产业人才培养还没有规范、稳定且公认的范式与方案，使得大量文化产业专业的毕业生实际上并不具备系统的文化产业知识。

相比较而言，国外文化产业人才培养体系要成熟很多，像澳大利亚、英国都已经有了完整配套的教学模式与学科体系，所以这些年来我一直呼吁文化产业学科建制化。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推动各民族文化的传承保护和创新交融，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请问，当前我国的民族文创产业在这方面有着怎样的作用和影响？

董杰：首先，有助于进一步夯实物质基础。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促进民族文创产业发展，有助于将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先进的技术、理念以及资金、人才等要素与民族地区独具魅力的文化资源相结合，提高当地居民经济收入，缩小差距，夯实文化认同的物质基础。其次，有助于形成实践方案。探索出不同适用范围内的文化遗产精准识别、全面评估、合理开发、协同创新的典型案例和理论建构，提出可资借鉴的方案。第三，有助于支撑国家发展新空间。文化产业在对外文化交往和经济合作中是不可或缺的角色。诸如中越边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惠民富民示范带等文化产业项目的开展，必将有助于我国开拓对外发展的新空间。

因此，我国的文创产业一定要将民族文化资源作为产业发展的核心，通过对中华民族大家庭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的梳理挖掘，将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形成既能传承保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能促进经济繁荣产业发展，使各族人民的精神家园和物质田园均得到共享共建，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美美与共”的民族文化产业发展道路和模式，发挥民族文化产业的优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时在对外交流中坚持文化自信，互利共赢，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韩晗：董老师说的非常全面，我也谈谈自己的想法。从作用与影响来看，我认为有三点：一是我前面说的，扩大了民族文化的受众，以前大众对于民族文化的了解不多也不深入，但因为文创特别是文旅产业的发展，让我们重新认识了各民族文化的多姿多彩；二是中华文化“走出去”有了非常好的载体。我们应当提炼民族文化的标识性概念，打造标识性符号，形成标识性文化产品，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落到实处，产生实效；三是进一步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中华民族凝聚力是立国兴邦之本，它在很大程度上由文化来体现，也需要借助民族文创产业发展来推动。

文：本刊记者  许鑫

责编：金向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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