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达拉宫初建于吐蕃王朝上升时期的公元7世纪。当时，中华民族的发展格局已从秦汉统一后上升到新的水平，唐朝不仅拥有辽阔的疆域和完备的国家治理制度，而且以其包容的气度，将鲜卑、突厥、回纥、吐蕃、吐谷浑、乌蛮、靺鞨、室韦、南蛮等诸多民族凝聚在一起，巩固、发展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和统一多民族国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布达拉宫应运而生。

7世纪初，勃兴于雅砻河谷的吐蕃政权统一西藏主要地区，完成由氏族部落向奴隶制的过渡。作为地方政权——吐蕃王朝的统治者松赞干布表现出积极主动与周边各民族良性互动的强烈意愿，特别是着意于向大唐学习，向中原地区靠近。唐朝在进一步加强对西域管辖的同时，也着力推进与吐蕃的交流往来。

634年，松赞干布派人前往长安，受到唐太宗欢迎。此后，前者得知唐弘化公主嫁予吐谷浑王为妻，便再次派大臣赴长安求婚。641年，唐太宗允松赞干布娶宗室女文成公主。为此，松赞干布亲率部众千里跋涉至柏海（今青海玛多一带）迎接文成公主。回到拉萨后，他还专为公主筑一城，即红山之上修建的布达拉宫。当时的红山内外围城三重，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的宫殿之间由一道银铜合制的桥连通。

在随后的岁月里，布达拉宫的建筑大部分毁于战乱，加上雷击等自然灾害，其规模日渐缩小。及至宋代，吐蕃分裂为互不统属的地方割据政权，布达拉宫仅存建筑也为大昭寺所并。元、明时期，由于萨迦、帕竹、仁蚌等地方政权的政治中心不在拉萨，布达拉宫先后被各派势力占据。至清初，吐蕃时期建造的布达拉宫只剩法王修行洞和圣观音殿两处。

1645年，在蒙古和硕特汗王固始汗的帮助下，五世达赖重建布达拉宫，先后建造白宫及宫墙城门角楼等，还将甘丹颇章政权机构由哲蚌寺迁来。同期，固始汗曾派出蒙古兵丁帮助运送建筑材料并维护建设工程的安全。五世达赖赴京觐见顺治皇帝，进一步强化了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联系。时隔40多年后，西藏地方政府为五世达赖修建灵塔，又扩建了规模宏大的红宫。这项工程有1700多名各族工匠参与，既体现了藏族建筑技艺的智慧，也呈现出各民族群众共同协作的诸多成果。康熙皇帝对该工程十分关心，派来汉、满等民族的114名技艺精湛的工匠，和硕特汗王也给予了力所能及的帮助。1693年，扩建工程竣工，布达拉宫更具规模。此后，历世达赖相继增建了5个金顶和一些附属建筑。值得一提的是，清朝历代皇帝都为修复扩建工程提供过支持，拨付银两，赐予珠宝、贵重器皿等。特别是乾隆皇帝在反击廓尔喀入侵西藏期间，多次派大将军福康安等前往拉萨，与八世达赖会商并资助修葺布达拉宫。

上世纪30年代，在十三世达赖灵塔修建期间，国民政府专使黄慕松代表政府予以支持。事实上，红宫内所建历辈达赖喇嘛的灵塔，从五世到十三世都得到了历朝中央政府的资助，各族信众也予以供奉。1940年，赴西藏主持十四世达赖坐床典礼的国府大员吴忠信同样为布达拉宫提供了资助。

西藏和平解放后，特别是民主改革和西藏自治区成立以来，布达拉宫迎来了新生。中央人民政府高度重视这一古建筑的保护与维修，自治区政府成立专门的文物保护管理机构，对包括布达拉宫在内的文物进行管护。1961年，布达拉宫被确定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每年拨专款维护。“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总理还曾特别指示，西藏军区要保护好布达拉宫等重要文物。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对包括布达拉宫在内的西藏文物不断加大保护力度。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亲临布达拉宫考察。邓小平同志虽未能亲临西藏，但在深圳视察时曾到“锦绣中华”微缩景点布达拉宫前拍照留念。1989年至1994年，国家划拨5500万元资金及大量黄金、白银等贵重物资，用于布达拉宫一期文物保护维修工程。1994年，布达拉宫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2001年，国家投入1.2亿元，进行布达拉宫二期文物保护维修工程。“十五”至今，自治区政府每年都会安排资金维修布达拉宫。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布达拉宫等西藏文物保护。2015年8月，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西藏自治区布达拉宫文化遗产保护管理条例》。2018年3月20日、2019年9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两次在重要讲话中对布达拉宫和万里长城等中华民族灿烂历史文化的重要标识予以特别强调，进一步提升了布达拉宫作为中华文化符号的崇高地位。

珍贵文物 蕴含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厚内涵

布达拉宫收藏、保存了许多反映西藏政教活动和各民族民间活动的文物，包括壁画、实物、建筑、碑刻等。这些内涵丰富的珍宝，承载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厚历史。

早期唐蕃交流的历史画卷。布达拉宫最古老的建筑遗存——法王修行洞里供奉的松赞干布、文成公主等塑像，是吐蕃时期代表性作品。文成公主出嫁吐蕃，乃唐蕃历史上的大事，新旧《唐书》和藏文史书均有详细记载。当时，随同文成公主进藏的工匠达600多人。他们不仅带来了中原先进的建筑、工艺、种植等技术，以及释迦牟尼12岁等身铜像，还引入了儒、医、农、工典籍和种子、器物等。来到吐蕃后，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相濡以沫，协力推动唐蕃亲谊和西藏地区的发展，呈现出唐蕃“社稷如一”“和同一家”的大好局面。为记录这一历史盛事，布达拉宫正门门廊东壁绘有唐朝都城长安示意图和唐皇接见吐蕃婚使的壁画故事，北墙则绘有文成公主一行从长安出发艰难跋涉抵达拉萨的场景。

710年，金城公主豆蔻年华时入嫁吐蕃，致力于唐蕃友好。在白宫的东大殿，有一组壁画讲述了当年金城公主与吐蕃赞普——赤德祖赞长子姜擦拉温的故事。尽管姜擦拉温意外坠马身亡，但金城公主还是义无反顾地来到吐蕃，依当地风俗嫁给赤德祖赞并生下赤松德赞，成为受人尊敬的赞蒙。这则故事也许有传说附会的成分，但从侧面体现出西藏人民对金城公主的敬仰和爱戴。反映此事迹的壁画在布达拉宫享有很高地位，这与金城公主对西藏发展的贡献是分不开的。

金城公主专门写信请唐王朝派专人送来《诗经》《春秋》《礼记》等一批典籍，并将文成公主带到吐蕃的释迦牟尼铜像重新迎供于大昭寺。她还把内地的祭祀仪式引入吐蕃，所倡导的“谒佛之供”在青藏高原延续至今。

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有效管理的诸多物证。清朝，布达拉宫成为西藏地方政府的政治活动中心，中央政府向西藏地方颁布的诏令、圣旨、金册、金印、御批及御赐的宝物等在这里都有丰富的珍藏。

布达拉宫殊胜三界殿中，最能体现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的是供奉康熙皇帝的“长生禄位”，牌位上依次用藏、汉、满、蒙古等文字书写的鎏金大字“当今皇帝万岁万万岁”，寓意深刻。1652年，清政府邀请五世达赖阿旺洛桑嘉措进京，册封其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并颁赐金册、金印，此后历世达赖均须经中央政府册封。五世达赖将皇帝敕封的名号和权利立为遗嘱，书于布达拉宫东侧德央厦平台的墙壁上，并按有双手掌印，以示永世不忘朝廷恩典。

1720年，康熙皇帝将一块金字寿牌颁予七世达赖，后者将其供于布达拉宫顶层的殊胜三界殿中。后来，中央政府赐予的乾隆皇帝画像也被悬挂于金字寿牌上方。每年藏历正月初一，达赖都要率众僧俗官员向寿牌和画像叩拜。同时，驻藏大臣也要在皇帝画像前完成相关政务活动，这种礼仪后来成为西藏地方政府的定制。

在寂圆满大殿中央，高悬着1760年乾隆皇帝御赐“湧蓮初地”匾额，东边的壁画则描绘了当年五世达赖赴京觐见顺治皇帝的情景。殿内保存有康熙皇帝所赐大型锦绣幔帐一对，为稀世珍品。这对幔帐在五世达赖坐床和亲政大典时，悬于大殿显要处。据传，康熙皇帝专门建设厂房，众多绣工费时一年才织成这对幔帐，并派专使赐予达赖。在达赖宝座的上方，悬挂着同治皇帝御赐“振锡绥疆”匾额。“锡”指僧人使用的锡杖，意为希望西藏地方政权能够振作精气、安定边疆。很显然，这是朝廷在经历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对边疆地方政权寄予的厚望，与清初顺治皇帝赐封蒙古和硕特汗王固始汗时所强调的“作朕屏辅，辑乃封圻”有同义所指。殿堂三楼的壁画还绘有十三世达赖1908年赴京觐见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场景，体现了当时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紧密关系。

清朝时，中央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对西藏地方的直接管理。1727年，清政府正式设驻藏大臣衙门。驻藏大臣不仅直接掌管西藏政务，还监督西藏宗教重大活动，达赖和班禅的认定、册封、坐床要经其上报皇帝批准。然而，当时对活佛转世灵童的认定依然听任拉穆吹忠（即神巫）降神操控。在各种势力控制下，拉穆吹忠往往假传神谕，指定的活佛转世灵童多出自大贵族之家，甚至多个大活佛都出自同一家族，遂使西藏地方治理一度出现低效和混乱。在发现应对廓尔喀入侵中暴露出的种种弊端后，乾隆皇帝决心整顿包括活佛转世等在内的一系列治理制度。于是，1792年正式颁布实施《钦定藏内善后章程》共29条，对西藏的外事、军事、行政和司法等方面作出详细规定，成为清朝治理西藏的重要依据，并确立“金瓶掣签”制度，将活佛转世正式纳入国家特定的管理法典之中，由中央政府掌握转世灵童继位的批准权。

“金瓶掣签”制度的建立，充分体现了中央政府对达赖、班禅认定、册封、坐床等不容置疑的权威性。以道光皇帝为十一世达赖灵童所颁诏书为例：“朕统驭天下，惟期率土之民，各享安居之福，推兴政教。……与驻藏大臣一同于布达拉宫供奉之高宗纯皇帝圣像前叩拜，由金奔巴瓶内掣出尔名等情。……”在布达拉宫举行“金瓶掣签”仪式，须经皇帝批准后由驻藏大臣会商大活佛及摄政，方可具体执行。

百年铭文碑刻生动记录各民族共御外敌的峥嵘历史。在布达拉宫的正面，左右矗立着两座经历了200多年风雨的高大石碑，碑文镌刻着康熙皇帝派清军驱逐准噶尔扰藏、乾隆皇帝派兵反击廓尔喀入侵西藏的功绩。前者即《前藏布达拉山前第一碑——圣祖仁皇帝御制平定西藏碑文》，后者即《前藏布达拉山前第二碑——御制十全记》。这两座碑刻是布达拉宫极其珍贵的文物。

清政府反击廓尔喀入侵的战争，前后持续一年半时间，直接动用官兵达13000多名，包括汉、蒙古、回、藏、彝、满、纳西、达斡尔、羌、鄂温克、鄂伦春等多个民族，彰显了各族人民为捍卫祖国领土完整、维护边疆安定的坚定意志和巨大贡献。对此，乾隆皇帝感慨万千，亲撰《十全记》勒碑立于布达拉宫前。

反映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成果的艺术珍宝。作为凝结着各族人民心血和智慧的古建筑群，布达拉宫既体现了藏式传统建筑风格，也吸收了中原建筑的梁架、斗拱、金顶、藻井等技艺和特色。宫内的壁画则在集中反映唐蕃使臣往来、迎娶唐朝公主、元明清历朝皇帝接见西藏地方人士和王公贵族活动、活佛转世等重大事件的同时，也大量记录了各民族民间往来互动的场景。其主要包括历史事件、人物传记、宗教仪式、风土人情、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以及喀尔喀和厄鲁特蒙古等部族、川青甘滇地区民众进藏熬茶和拜佛的活动。

在布达拉宫，反映各民族文化深入交流的文物非常丰富，其中两处尤为典型：一为殊胜三界殿内珍藏的北京版大藏经《甘珠尔》，乃西藏与其他地区之间文化交流互动的代表性作品；二是西日光殿内那幅色彩绚丽、形态逼真的“八仙过海”挂毯，这表明源于中原道教神话“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的故事同样在西藏民间广泛流传。

深入挖掘布达拉宫珍贵文物的时代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挖掘、整理、宣传西藏自古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引导各族群众看到民族的走向和未来，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是命运共同体，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布达拉宫作为中华文化的瑰宝，具有悠久历史和深刻内涵，蕴含着巨大的时代价值，值得深入挖掘。

深入挖掘、认真研究布达拉宫产生的中华文化背景。布达拉宫的形成，是与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相一致的。其建设不是封闭的，也不是排他的，更不能忽略各民族对建成这一伟大工程的帮助和支持。她是各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是藏民族敞开胸怀拥抱并主动融入中华文化的伟大创造。挖掘、研究布达拉宫的时代价值，要开阔历史视野，在中国历史和中华文化的大背景下审视过往，开拓未来；要将推介布达拉宫与宣传祖国的大好河山、悠久历史、灿烂文化、伟大创造、宏伟建设工程结合起来，从中挖掘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元素、文化符号、团结互助精神，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于其中，充分发挥其引导、宣教作用。

深入挖掘、认真研究同布达拉宫相联系的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以及各民族守望相助的重要史实。在布达拉宫建设和发展历史上，发生过许多影响西藏乃至全国的重要历史事件。如王玄策、李义表经吐蕃出使天竺，玄照等经吐蕃到天竺求法取经，汉族僧人进藏翻译佛经；汉、藏、蒙古、回、满等各民族工匠、名医共同学习、互相帮助；五世达赖、六世班禅遥遥万里赴京觐见清朝皇帝；康熙皇帝派大军驱逐将战火蔓延至布达拉宫、祸乱西藏的准噶尔部，安定西藏；七世达赖协助朝廷平息珠尔墨特那木扎勒之乱，安抚、照顾受难兵民；八世达赖积极协助进藏各族将士共同反击廓尔喀入侵……这些真实而生动的史实是布达拉宫形成与变迁的主流，要向世界宣介其重大意义，进而通过这些史实影响与育示后人。

深入研究、大力彰显新中国成立以来与布达拉宫相关的当代历史。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国共产党就把解放西藏、建设西藏和稳定西藏、繁荣西藏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先后经历和平解放西藏、维护和执行“十七条协议”、废除封建农奴制度、进行民主改革、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推进改革开放和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等历史进程。在这一伟大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解决西藏革命和建设中的实际问题，并形成了符合西藏实际的治边稳藏战略思想。在和平解放西藏至今70年时间里，布达拉宫见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的诸多大事、要事。比如，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签订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分四路进军西藏，第一支进入拉萨的十八军部队首先经过布达拉宫前入城，其后从青海进藏的十八军独立支队也与其会师于此处；1956年4月下旬，陈毅元帅率领中央代表团前来祝贺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的成立并出席在布达拉宫前召开的庆祝大会；1961年，国家拨专款对布达拉宫脚下的雪城民居进行维修；1965年，西藏革命展览馆在布达拉宫前落成并开馆；1975年，“农奴愤”大型群雕艺术展览在布达拉宫前向世人开放……

改革开放后，新修建的布达拉宫广场成为西藏重大节日集会和纪念西藏和平解放、自治区成立庆祝大会等重大活动的举办地。2009年3月28日上午，来自西藏各族各界的13280名代表在布达拉宫广场隆重纪念首个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2015年9月8日，西藏各族各界干部群众约2万人欢聚布达拉宫广场，热烈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书写着习近平总书记题词“加强民族团结、建设美丽西藏”的大型宣传牌至今伫立在广场上；2017年8月19日，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启动仪式在布达拉宫广场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发来贺信；2019年9月29日，西藏自治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会在布达拉宫广场举行，身着节日盛装的西藏各族各界干部群众欢聚在一起，祝福伟大祖国，赞美幸福生活。

……

这些例子就是一个个生动的缩影，映照出当代布达拉宫史诗般的恢弘厚重。如今的布达拉宫，每天接待成千上万来自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游客。特别是每逢春夏，布达拉宫广场上络绎不绝的游客流连忘返，纷纷拍照留念。

毫无疑问，布达拉宫已然成为见证我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象征，成为了各族人民的共有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