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故宫肇始于元大都的皇宫。

忽必烈结束唐末以后300余年的割据分裂状态，一统天下，建立了幅员辽阔的元朝。为更有效地统治中原地区，政治中心需要南移。他看中了燕京“右拥太行，左注沧海，抚中原，正南面，枕居庸，奠朔方”的军事战略地位，以及“鱼盐枣果之饶”的自然条件，在金中都东北选定新址。从1267年起，用时18年建造了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都城，并于1271年将其命名为大都，作为国家的政治中心。元大都是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农耕民族相互交往、彼此交融的空间，不仅奠定了此后北京城的基础，更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和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壮大有着重要贡献。

元大都是蒙古族游牧文化“古列延”的延续。在游牧迁徙过程中，族人们聚集而居，把勒勒车围成一个圈子，部落酋长在中心设大帐，其余人在周围环置小帐，并在最前边把两架车辕竖起来做大门——这种圆圈、院落和营盘，就是“古列延”的本意。《蒙古秘史》称其为“圈子”“营”，明清两代音译为“库伦”，张穆的《蒙古游牧记》则译为“囫囵”。随着畜牧业生产的发展和人口的繁衍，“古列延”规模日趋扩大，逐步发展成为以汗宫斡尔朵宫帐为中心，集政治、经济、生活和军事于一体的流动的人口集聚地。正如史学家所描绘的那样：“他们没有城市的概念，只是在迁徙的过程中渐渐组成了帐篷群。将随车携带的毡帐围成一圈，在圈子里生活……成吉思汗的大汗毡帐已经变成了真正的流动皇宫。”

忽必烈兴建大都城，就是按照“古列延”的形式来规划、实施的。其首要条件是汗王的宫帐必须占据中心，各级贵族围绕其周围层层安营扎寨。所以元大都由4层城墙构成，即外城、皇城、宫城，以及最里一层大明殿层层圈围起来。其建筑规划主次分明，构建有序，主体显著突出，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作为都城，帝王所居是核心，宫城、皇城的总布局、宫殿平面型式可以明显看出蒙古民族的特色。其宫城前边的御街采用州桥—千步廊—门阙的系列，则承继了北宋皇宫前御街的制式。由元大都的建筑，可以看到由宋经金而来的继承与发展。它大量采用了汉地的土木结构，筑城是在夯土中设永定柱、纴木进而分层夯成。宫城以及隆福宫、兴圣宫等主要宫殿的周庑角楼之制，是蒙古毡帐形制在宫殿建筑上的体现。大明殿、延春阁的结构为蒙古式，建筑技术和材料则以汉式为主。1971年，考古发现元大都和义门（今西直门）瓮城遗址的门道、门券、城壁全用砖砌成，其砖结构技术应是对开封延庆观、杭州凤凰寺穹顶砖结构窑殿的发展。而其城垣东西两侧的“水窗”，则与宋《营造法式》中“卷辇水窗”完全相同。“水窗”用于城垣挡河道沟渠处，也是古代汉地筑城中常见的工程设施。

忽必烈为了宣扬国威，把大都城特别是宫殿建得富丽堂皇。从规模和设计的气派、讲究，可以感受到其宽广胸怀、宏伟气度以及各民族建筑艺术的交流融合。它既沿袭了历朝都城的建设理念和皇权礼制，又集多民族建筑风格于一城，在当时堪称世界一流水准，是我国建筑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中国文明无价的历史见证”

1421年，明朝皇帝朱棣迁都北京，使其再度成为大明王朝的政治、军事中心。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在《中国通史》写道：“（这）不仅可以统治广大中原和南方，而且还包括北方的黑龙江、贝加尔湖、阿尔泰山一线广大地区。它不仅是联系汉人与南方各族人民的纽带，而且也是联系女真人、蒙古人、西域各族人民的纽带。”在此背景下，故宫建筑历经修葺、改建和增建，也成为了明、清宫廷制度变迁的缩影。1987年，故宫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价称：“紫禁城是中国5个多世纪以来的最高权力中心，它以园林景观和容纳了家具及工艺品的9000个房间的庞大建筑群，成为明清时代中国文明无价的历史见证。”

故宫的建筑技艺反映了我国古代宫廷建筑的最高成就。明、清两朝皇室的朝政礼仪、生活起居、宗教祭祀、园林休憩、内务管理、礼仪制度都有着丰富的民族文化特色，贯穿着汉、蒙古、满、藏等民族建筑艺术的交融，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华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

文物是历史的永恒见证，故宫承载着中华民族的荣光时刻。

1771年，蒙古土尔扈特部首领渥巴锡为摆脱沙俄压迫，率领部众冲破重重截击，不远万里，历经千辛万苦回归祖国。在承德避暑山庄觐见乾隆皇帝时，渥巴锡敬献了玉器、自来火鸟枪、明永乐八年所受汉篆敕玉印以及用满、蒙古、汉三种文字写有“渥巴锡进”字样的腰刀。如今，这些珍贵的物品都收藏于故宫博物院。

2019年，“须弥福寿——当扎什伦布寺遇上紫禁城”展在故宫博物院举办，展示了收藏于故宫博物院及西藏扎什伦布寺的珍贵文物280件，包括藏传佛教文物、历代班禅大师与中央政府贡赐往来精品等。中原文化与西藏文化相融相通、相依相存，这一件件精美文物引领观众走进历史深处，了解汉、藏等各民族为维护祖国统一、促进民族团结所付出的极大努力，感悟中华民族团结奋斗、共生并进的光辉历程。1780年，乾隆皇帝七旬庆典，六世班禅洛桑巴丹益希为祝寿至承德和京城觐见，并敬献大量寿礼。其中相当部分仍保存于故宫，包括以藏、汉、满三种文字写成的奏书，赞颂文殊菩萨化身的乾隆帝。后来，六世班禅在北京西黄寺圆寂。乾隆为此将紫禁城的雨花阁西配楼布置为六世班禅影堂，供奉其银造像、班禅源流像等。六世班禅僧装像为大幅唐卡，其分别穿僧服和清朝官服结跏趺端坐在雕龙扶手椅上，画像背面白绫用汉、满、蒙古、藏四种文字书写题记。

在清代，每逢年底，紫禁城都要为清王朝的藩属举行系列外藩宴，如除夕日保和殿外藩宴、朝正外藩宴等。此间，与清王朝有封藩关系的边疆各民族上层人士相继轮流进京，朝觐皇帝、瞻仰圣容、庆贺元旦，称为“年班”。嘉庆时代的《啸亭续录・除夕上元筵宴外藩》记载：“国家威德远被，大漠南北诸藩部无不尽隶版图。每年终，诸藩王、贝勒更番入朝，以尽执瑞之礼。”乾隆皇帝认为，这是必不可少的典礼。对各地方政权和民族首领予以高规格接待，成为清代处理民族关系颇有成效的一种政治手段。

满蒙联姻，也是清宫中的一件大事。满族皇家不仅主动将公主格格出嫁给蒙古王公贵族，而且还迎娶蒙古王公之女。紫禁城里的东西六宫、慈宁宫、寿康宫区域，就留下了多位蒙古族后妃的生活印迹。这种相互通婚具有其他方式无法达到的特殊亲和力，令满蒙民族关系更亲近、更自然。

中华民族的“大成之城”

故宫是中华五千年历史文化的积淀，是凝聚中华民族历史记忆、文脉传承和文化自信的重要来源。故宫博物院珍藏的文物绝大部分是清宫遗存，数量庞大，历史序列整齐，其中属于国家珍贵文物的数量超过九成。这些文物见证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进程，蕴含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刻内涵。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故宫是中华文明的集大成。从代表中原农耕文化的青铜器、碑拓书画、宋元善本，到代表东北森林文化的满文档案、满族服饰；从代表西南高原文化的雨花阁、唐卡、藏文龙藏经，到代表北方草原文化乃至岛屿海洋文化的元青花、珊瑚、砗磲……我国古代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文化精粹，都集中于此。

1656年，清顺治皇帝按照盛京（今沈阳）皇宫清宁宫的功能与格局，完成对坤宁宫的改建。后来雍正皇帝移居养心殿，皇后也移出坤宁宫，从此这里成为萨满祭祀的主要场所。此处的萨满祭祀作为清宫日常的重要之事，乃清廷迁都北京后，将满族宗教、习俗带进紫禁城的例证。这也是农耕、草原、森林三种文化交融的体现。

明、清时期的统治者都奉行扶持藏传佛教的政策，清朝皇帝更是将其作为治理蒙藏地区、巩固政权统治的重要手段。因此，藏传佛教的佛堂在故宫逐渐增多，至今仍有雨花阁、梵华楼等佛堂保持着原状。康熙年间，设立了管理宫中藏传佛教事务的专门机构“中正殿念经处”，将佛事活动作为一项制度列入《大清会典》。乾隆时期改建的雨花阁，外观有着浓郁的藏传佛教建筑特点，是我国现存最完整的藏密四部神殿。它既是一座佛楼，也是一座大型汉藏建筑艺术合璧的代表作。其雕龙穿插枋、柱头上的兽面装饰、山面镶嵌的佛龛、鎏金铜喇嘛塔宝顶、铜镀金瓦顶以及跃于脊上的4条金龙，都具有鲜明风格。宫中的藏传佛教建筑供奉着来自西藏和蒙古的佛像、绘画等，加上频繁的佛事活动，这些都进一步密切了清王朝与西藏、蒙古地方的关系。

2020年，故宫博物院举办“丹宸永固——紫禁城建成六百年”展览，其主题为“有容乃大”。作为“有容乃大”文化胸怀的实物例证，故宫将“天人之际”“礼乐复合”的中华文化一以贯之地发扬光大，展现出强烈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气象，无疑是中华民族当之无愧的“大成之城”。

今年春节期间，央视《国家宝藏》第三季“国宝盛典”特别节目从全国9座历史文化遗产中，分别评选出一件国宝为“《国家宝藏》年度中华文明标识”。最终，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金嵌珍珠天球仪等9件国宝成功入选。正如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王跃工在节目中所说，“故宫虽然年轻，却是集八方之大成于一体。它来自碑林石刻的文脉相传、苏作审美的巧思创造、唐蕃汉藏的交流往来、敦煌石窟的丝路溯源、大秦帝国的统一格局、至圣先师的薪火相传、三星伴月的文明交往、殷商都城的营建规制，紫禁城之所以集大成原因就在于此。”

来源：《中国民族》杂志

作者：章宏伟

责编：刘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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