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中国的诗坛是一片高原，那么唐诗无疑属于这片高原最为辉煌的高峰。

文学艺术的发展繁荣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密不可分，唐诗亦如此。

7世纪初叶，汉末以来长达400年的分裂、动乱局面终告结束，逐步强大、富足的唐帝国得以使百姓安居乐业、士人意气风发。这也为唐诗的繁盛提供了肥沃土壤，为唐诗超越前代诗歌创造了重要条件。自汉代之后，五言、七言诗经过长期发展，在题材内容、格律形式、艺术手段、风格倾向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比如山水诗早在六朝就已相当发达，但谢灵运等诗人吟咏的只是江南一隅的青山秀水，他们未能亲历黄河、泰山等北方的名山大川，因此诗作无法达到豪迈壮阔的境界。有唐一代，国家统一、疆域辽阔，李白咏叹“黄河之水天上来”（《将进酒》），杜甫面对泰山感叹“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望岳》），岑参遥至西域领略雪山、大漠风光……因此唐代的山水诗，无论境界之阔大，还是风格之奇伟，都远在前代同类作品之上。

就这样，随着唐朝的强盛，中国诗歌进入巅峰时期，产生了古代文学中最为光彩夺目的唐诗。这些诗歌的形式和风格丰富多彩、推陈出新，既继承了汉魏民歌、乐府传统，也大大发展了歌行体的样式；不仅传承、扩展了前代的五言、七言古诗，而且发展为叙事言情的长篇巨制，创造了风格特别优美整齐的近体诗。由此，把我国古曲诗歌音节和谐、文字精炼的艺术特色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为古代抒情诗找到了一种最经典的呈现形式，至今仍为人们深深喜爱。

同时，唐朝的民族大融合为文化交融和繁荣奠定了基础，人才大家层出不穷。比如，李白、白居易之先世出自西域，元结、元稹、独孤及等出于鲜卑，刘禹锡先世出于匈奴，等等，皆为显例。并且汉字书写的诗歌成为唐代各民族共同的情感表达工具，也构建了文化认同的重要媒介。因此，这种前所未有的新气象是唐诗在整体上超越前代诗歌的主要原因。

唐诗的发展大致可分为4个时期，即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其中尤以盛唐、中唐的成就最为璀璨耀眼，初唐、晚唐也出现了不少杰出的诗人。唐诗篇什繁复、名家辈出，流传至今的作品有5万多首，家弦户诵的名篇也数以千计，堪称我国古典诗歌的瑰宝，也是人类文化史上的奇观。

“初唐四杰”、盛唐气象、中唐流派和晚唐夕照

初唐时期的代表诗人是“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以及第一个举起诗歌革命大旗的陈子昂。这个时期的唐诗气象万千、雄浑博大，已经从南北朝争相纤构的宫体诗中逐渐走出来，开辟了新的天地，进入了唐诗繁荣的准备阶段。

唐诗在盛唐时期即唐玄宗开元、天宝朝的50年，达到了全面繁荣的高潮。由于国家繁荣、社会安定，诗人可由多种途径实现人生的追求。有的以侠士面目出现，成为热情的进取者，希望通过从军立功等途径施展抱负；有的则以隐士面目出现，成为恬静的退守者，希望幽居山林以获得生活与心境的宁静。当然，也有诗人身兼上述两种身份，因时而变。

这两种人生态度，是盛唐诗题材取向的基础，并形成了以王维、孟浩然为首的山水田园诗派和以高适、岑参为首的边塞诗派。

王维、孟浩然等人的主要作品，以清新秀丽的语言描绘幽美的山水景色和宁静的田园生活，诗人的心灵沉浸在美丽自然的怀抱之中，滤去现实生活中的名利杂念，从而构成了静穆空灵的境界。王维诗中的辋川田园、孟浩然诗中的襄阳山水，都已升华为一种审美意境，是中华民族热爱自然、重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民族心理的艺术积淀。

盛唐边塞诗的思想倾向与情感内蕴都比较复杂，高适、岑参等人的主要作品多以唐帝国的边境征战为表现对象。诗人们描绘塞外大漠的奇异风光，塑造边关军民的英雄形象，同时也表达了保家卫国、建立功勋的人生理想。这些诗充盈着英雄气概与儿女情长，交织着激昂慷慨的豪气与缠绵婉转的柔情。相对而言，边塞诗更鲜明地体现了盛唐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同时也集中表现了中华民族热爱和平、反对侵略、不畏强暴的民族性格。

所谓盛唐气象，就是那个时代富于浪漫气息和理想色彩的精神面貌在诗歌中的集大成。

盛唐气象最杰出的代表首推李白。深邃的思想、惊人的天赋、丰富的内容，使得他当之无愧成为盛唐诗坛最耀眼的明星。李白充满热情地讴歌现实世界中一切美好的事物，同时对不合理的现象投之以轻蔑。这种追求解放、自由的奋进姿态，乃是中华民族反抗黑暗势力和庸俗风习的强大精神力量的集中体现。所以，以浪漫想象为主要外在特征的李白诗歌蕴涵着深刻的现实意义，想落天外的精神漫游仍以对人世的爱恋为归宿。“诗仙”李白受到中国人的热爱，原因也在于此。

与李白齐名的伟大“诗圣”杜甫，年轻时也曾受到盛唐诗坛浪漫氛围的深刻影响，但很快就从那个浪漫主义群体中游离出来了。杜甫以清醒的洞察力和积极的入世精神，转而深刻而全面地反映现实生活。尤其是杜诗为安史之乱前后唐帝国由盛转衰的那个时代留下了真实而生动的历史画卷，对“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黑暗现实进行了入木三分的揭露和批判，因而被后人誉为“诗史”。当然杜诗的意义决不仅仅在于记录历史，更在于刻画了动荡时代的急风骤雨在诗人心中激起的复杂思绪和情感波澜。杜诗充满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和热爱天地万物的仁爱精神，是儒家思想中积极因素的艺术表现，也是中华民族文化性格的形象凸现。

从艺术风格看，李白诗飘逸奔放，杜甫诗沉郁顿挫。二者都既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又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从而对后世诗歌审美产生了深远影响。

唐代中后期，王朝的鼎盛期已过，但诗歌创作仍未衰竭，先后出现韩愈、柳宗元、张籍、李贺、白居易、元稹、刘禹锡、杜牧、李商隐等风格不一的杰出诗人。他们的诗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唐帝国走向衰落过程中的社会危机和民间苦难，艺术成就很高，对后世的影响也很大。

中唐诗坛有两个主要流派，第一个流派以白居易为首，包括元稹、张籍、王建、李绅等，他们主要继承了杜甫正视现实、抨击黑暗的精神，强化了诗歌的讽谏美刺功能，在艺术上则以语言通俗流畅、风格平易近人为特征；第二个流派以韩愈为首，包括孟郊、贾岛、卢全、李贺等，他们主要继承了杜甫在艺术上刻意求新、勇于创造的精神，特别致力于拓展在杜诗中稍露端倪、尚未成熟的艺术新境界。

韩派诗人善于表现平凡、苦涩的生活和雄奇险怪的景象，艺术特征是语言戛戛独造，风格或雄奇，或幽艳，或怪诞。就诗歌风格的多样性和诗人艺术个性的独特性而言，中唐诗坛有如百花齐放，比之盛唐诗有过之而无不及。

晚唐诗坛上最著名的诗人，要数杜牧和李商隐。

杜牧的诗风受杜甫、韩愈影响较大，风格上以清新峭拔为特征，诗体则擅长七绝。以七律而著称的李商隐，其诗结构精致、语言瑰丽、风格沉郁，内容则以抒身世之感、写家国之哀为主，这都与杜甫诗风一脉相承。

比杜牧、李商隐稍晚的晚唐诗人中，如罗隐、韩偓、皮日休、韦庄等也各具特色，但其成就已远不能与前辈相比。

从总体上看，晚唐诗歌的美学特征类似于秋花、夕阳，唐诗到此时也就进入了尾声。

何以最高峰之李白

唐诗成就的最显著标志，是出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杰出诗人。他们不但是唐诗中的最高峰，而且是整个中国诗歌史上最伟大的诗人。

李白诗的最大意义有三点：

首先是充溢着意气风发的进取精神。在政治上，李白以辅弼之材自居，动辄自比张良、诸葛亮、谢安；在文化上，以斯文宗主自居，时时自比孔子。他终生保持着旺盛的进取心，从未因遭受挫折而雄心消退。从青年时代的仗剑出蜀，到残暮之年的投军自效，他始终是奋发向上的雄豪之士。尽管入仕的道路非常曲折，入朝后的遭遇也令人失望，但他的凌云壮志并没有随之消减。李白的进取精神还体现在敢于直面黑暗的现实，非但不逃避，反而勇起抗争。这主要体现在《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等诗中：以无比轻蔑的语气批判黑暗势力，表示决不同流合污；以无比豪迈的气概宣扬自己的理想，决心远离污浊的尘世，回归纯朴清静的自然。本来是退出宫苑的内心独白，却写成了声讨黑暗势力的檄文；本来是痛苦心情的宣泄，却变成了壮阔情怀的颂歌。全诗激情喷涌、排山倒海，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一个高傲不屈、壮志不移的诗人形象。显然，这样的诗带给读者的绝不是消沉、萎靡，而是激昂、奋发。“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李白就是怀着这样的坚定信念走完了人生之路，他的诗歌则成为激励人们永不放弃的“励志诗”。

其次，李白用诗歌维护了平民人格尊严。进入仕途的目的不是富贵荣华，而是施展政治抱负。所以李白既蔑视富贵，也蔑视权贵。他的狂傲，其本质是一种放大的自尊，是布衣之士为维护人格尊严而采取的自卫手段。李白在诗作里宣示的人格尊严，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第三，李白诗中洋溢着冲破羁绊的自由意志。他的思想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绝不局限于某家某派。李白对儒家的态度是尊崇但不迷信，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正是儒学的核心内容。李白对道家的崇尚不逊于儒家，道家睥睨万物、高蹈尘外的超越态度以及摆脱传统的解放精神都非常符合他的性格。除了儒、道之外，李白对纵横家、神仙家、佛教等思想也都有所汲取。他决不盲从任何权威，始终追求自由的思想和独立的意志，向往神仙家遗世独立、超越时空局限的理想境界。他豪放不羁，特别认同打抱不平、见义勇为的游侠精神。常常自比大鹏鸟的李白，用诗歌创造了超凡脱俗的神奇境界，其中蕴含着上天入地的探索精神。在日常行为中保持意气风发而消除萎靡不振，在人生境界上追求崇高宏伟而唾弃卑微庸俗，在思想意识上坚持自由解放而拒绝作茧自缚——这就是李白留给我们的巨大精神财富。

何以最高峰之杜甫

“少陵一生却只在儒家界内。”与李白不同，杜甫的主要思想倾向是儒学。

出生于儒学世家的杜甫，从小就接受严格的儒家思想教育，终生服膺儒学。从检索中可以看到，杜诗中共有44个“儒”字，其中有一半是他的自称。杜甫好以儒家的祥瑞凤凰自比，念念不忘的那个凤凰也是他自己的化身。儒家关注的对象是人生与社会，其人生态度必然是积极入世的。孔子奔走列国，栖栖惶惶，为的是实现天下大同的政治理想；孟子游说诸侯，力辟杨墨，为的是实现以仁义为核心的政治主张。他们对自己的事业充满了信心，而且怀有崇高的使命感。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杜甫，也是如此。他对人生抱有坚定的信念，把安邦定国视为自己的使命。

“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

杜甫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这样自述其志。他为何要自许周朝的祖先稷、商朝的祖先契？对此，明代文学家王嗣奭在《杜臆》中有非常好的解读：“人多疑自许稷、契之语，不知稷、契元无他奇，只是己饥己溺之念而已。”意即稷、契并无其他奇特之处，他们的伟大只在于一种“己饥己溺”的念头。“己饥己溺”语出《孟子·离娄下》：“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己饥己溺”之念是一种高度的使命感，也是一种伟大的胸怀、高尚的情操。作为一介微臣乃至一介布衣，杜甫身体力行地将儒学思想付诸实践，用自己的整个生命丰富、充实了儒学内涵。

“仁义理智根于心”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儒学的核心就是仁爱思想，主张在天下推行以仁爱之心为出发点的仁政。所谓百姓日用人伦，是儒学最为关心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杜甫正是弘扬儒家精神的唐代大儒，时时处处都在践行这种理念。他感情深厚诚笃，深爱着妻子、儿女和弟妹，一生始终与妻儿不离不弃，相依为命。他对友人情同兄弟，其深情时时见于吟咏。尤其可贵的是，杜甫由近及远、由亲及疏地将仁爱之心推至天下苍生。当幼子因挨饿而夭折之时，悲痛万分的他立刻联想到普天下还有很多比自己更困苦的人：“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在一个秋风秋雨之夜，茅屋被大风刮破了，全家人彻夜不得安眠，此时此刻的他竟然如此抒愿立誓：“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儒家仁爱精神的最高表现形式是实行仁政，杜甫对此完全赞同。因此，他希望朝廷薄赋轻徭，让民众休养生息：“借问悬车守，何如俭德临？”他谴责急征暴敛：“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 他坚决主张保家卫国，但同时也张扬人道主义的战争观：“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

时刻忧国忧民的人必然会对社会的黑暗面怀有最强烈的敏感，对国家的隐患保持最强烈的警惕。杜甫就是如此，他以异乎寻常的敏锐关注着社会的不公，尤其对贫富悬殊深怀忧虑。由此，才写下惊心动魄的诗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杜甫不但深爱自己的同胞，还把仁爱之心扩展到更广阔的范围。他希望用更加广博的仁爱精神去拥抱包括动植物在内的整个世界，对天地间的一切生灵都施以充满爱抚的笔触。这种关爱一切生命的情怀，是对儒家仁爱思想的重要发展，也是杜甫始终用诗篇彰显的主题。

一部杜诗，其内容地负海涵，无所不包。但就其主要倾向而言，我们不妨称它为“儒家精神的诗语表述”。杜甫用精美绝伦的诗歌语言阐释了儒家的内在精神，为我们通过审美阅读进入儒学殿堂提供了“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引导。正因为如此，杜诗不仅是我国古典诗歌的最高峰，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

何以最高峰之白居易

李杜之外，白居易是最为著名的唐代大诗人。从唐代起，白居易的诗歌就受到日本等东亚邻国的高度重视，其影响早已超出国界。

出身官宦家庭的白居易，祖、父两代都是明经出身的低品级地方官。他自幼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也比较接近社会下层的生活，对民间疾苦感同身受。兵荒马乱的时代、颠沛流离的经历，使得白居易能写出《新乐府》等反映民生疾苦的好诗。曾经任左拾遗、充翰林学士的从政生涯，更让他始终以勇于进言为己任、以天下兴亡为己责，满怀热情地为朝廷献计献策。他的一系列奏状，充分体现了其以民为本的政治思想和舍身成仁的政治风范。

与在朝廷里勇于言事相为表里的是，白居易写了大量的讽喻诗，即以政治批评为主要内容的诗歌。这些诗歌的主旨与他的谏疏相一致，就是间接地向朝廷反映现实社会中的严重问题。此类讽喻诗共172首，其中以50首《新乐府》和10首《秦中吟》为代表作，这也是他本人最看重的诗歌作品。“讽喻”本意为通过委婉言语进行劝说，这种表达方式与《诗经》一脉相承。白居易写作讽喻诗，其主要价值取向在于政治，而不在于文学；在于社会功效，而不在于个人抒情。唯其如此，他旗帜鲜明地发出了自己的宣言：“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白居易的讽喻诗无情地揭露了中唐社会的种种弊端，反映了百姓的悲惨生活和不幸遭遇，批判了统治者不体恤民情的真实面目。比如，“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杜陵叟》）等诗句，便一针见血地揭露了朝廷的横征暴敛；《卖炭翁》的“宫市”，针砭的是无法无天的公然抢劫……就反映现实社会的深刻而言，这些讽喻诗已达到前无古人的高度。

而被白居易称作“感伤诗”的《长恨歌》《琵琶行》，乃后世传诵极广的名篇，堪称其代表作。

《长恨歌》吟咏的是唐玄宗与杨贵妃悲欢离合的故事。所谓“长恨”，指爱情不能天长地久而引起的永久遗恨。后人喜爱这首诗，多半着眼于它是一首凄美的爱情颂歌。

千古绝唱《琵琶行》更是具有高超的艺术技巧，无论叙事、抒情还是描写，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化境。最能打动读者的，无疑是诗中流露出的诗人对素昧平生的琵琶女的满腔同情——琵琶女和身为朝廷命官的士大夫，身份天差地别，但“异质同构”的命运使他们偶然相逢，并且产生了由衷的同情和强烈的共鸣。同情是所有善良的人们都具备的本性，共鸣则是有着相似经历的人们才能产生的情感，社会地位的悬殊、文化修养的高低，贫富贵贱，都不会从根本上阻止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心灵感应和情感交流。白居易与琵琶女就产生了这样的感应和交流，所以《琵琶行》最感人的就是渗透于字里行间的同情心，最精辟深刻、最震撼人心的诗句就是：“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美丽的诗句与美好的情感交相辉映，《琵琶行》伟大之处便在于此。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作为中华文化珍贵的历史遗产以及中国古典诗歌的绝顶高峰，唐诗鲜活生动地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与人生态度，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璀璨明珠，对于后世研究唐代的社会、政治、文化、民情、风俗等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同时也对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文化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如果说中华文化是中国人生活的升华，那么唐诗就是中国人文化高度的写照。（作者为南京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唐代文学学会顾问）

来源：《中国民族》杂志第2期

责编：张昀竹 江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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