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华文化乃至世界文化宝库中极其珍贵的史诗文本，《格萨尔》经历了从上千年来流传在青藏高原的民间口头叙事传统，到国家话语体系下的民族民间文化，再到国际视野中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历程，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历史上，英雄格萨尔的故事一直流传于藏族以及蒙古、纳西、裕固、土等民族中，他们将故事本土化，形成了各民族十分崇尚的英雄史诗。由此，《格萨尔》发轫于青藏高原，而后向各民族各地区甚至跨境、跨文化语境向周边传播，成为见证长期以来藏族和其他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瑰宝，也成为中国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共享的重要文化遗产。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我国政府就将《格萨尔》搜集、整理等纳入国家文化保护工作序列，可以说赋予了其“第二次生命”。在此基础上，本世纪初以来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大力倡导和实践，使《格萨尔》得到进一步的保护、传承和发展，并立足本土开启了与世界新的接轨和对话。
作为民间文学巨著，《格萨尔》首先是由藏族人民集体创作、至今仍在活态传承的宏大叙事史诗，代表着古代藏族民间文化的最高成就。它以韵散兼行的方式讲述了英雄格萨尔王为救护生灵而投身下凡，率领“岭国”部落降妖伏魔、抑强扶弱，推动众人和睦相处、建设美好家园的故事。它全面反映了藏族等民族的历史、社会、宗教、风俗、道德和文化的古老风貌，是本土知识、族群记忆、民间智慧、母语表达的重要载体。
与其他民族史诗和民间文学作品一样，《格萨尔》基本的传播方式有两种：一是靠手抄本与木刻本保存和传播；二是靠民众尤其是优秀传承人口耳相传。格萨尔传承人即说唱艺人藏语称作“仲肯”“仲哇”，意为讲故事的人。正是凭借一代代“仲肯”“仲哇”杰出的口头艺术才华和薪火相传，《格萨尔》得以在广袤高原农牧区传承千年，在民众中流传广泛、影响深远，甚至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民间艺人在演唱时，经常用三句话来概括《格萨尔》的主要内容：“上方天界遣使下凡，中间世上各种纷争，下面地狱完成业果”。由此可见，整部史诗由英雄下凡、降服妖魔、安定三界3个部分组成。对其规模，学界则普遍以100多万诗行、2000多万字、170多部文本来描述，当之无愧是世界上篇幅最长、规模最大、活态传承的史诗之一，堪称“世界史诗之冠”。就篇制而言，实际上这些只是概数，因为《格萨尔》属活态史诗，其篇幅、内涵均随演唱艺人的即兴创造而不断突破。如今我们所看到的《格萨尔》，是一个文本内容浩瀚、话语结构复杂、文类形态多样、传承方式众多，跨民族、跨境、跨文化圈流传的宏大叙事传统。
这部“百科全书式”的伟大史诗，同时也见证着我国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和文化创造力。它不仅是唐卡、藏戏、弹唱等传统民间艺术创作的灵感源泉，也是文学、影视、舞蹈、音乐、美术等现代艺术的源头活水，对各种文学艺术形式的繁荣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在《格萨尔》流传的过程中，各民族的语言文字、宗教信仰和价值观念等都对其产生了深刻影响，与此同时它也不断吸收各民族的文化，丰富了自身的内容和内涵。
回溯《格萨尔》形成之初，它与众多民间故事一样，似乎是一个脱胎于历史（以历史为题材）、以“传奇”形式流传在民间的故事。那么，这个传奇性的、只鳞片爪的民间故事是如何发展为一部宏大的叙事作品，进而成为一个蔚为壮观的叙事传统的呢？
《格萨尔》史诗文本由三类不同的文类部件组成，即历史性文类、神话性文类和艺术性文类。其中，历史性文类是史诗诸文类的基础，但它在后来的口传语境下，不断经历“去历史化”的过程，并逐步融入神话化和艺术化的意象，最终构筑起“史诗大厦”。世界其他史诗多数都起源于真实历史，或以历史为底色。对照不同时代的《格萨尔》文本就会发现，早期文本尽管富有传奇色彩，但比较接近客观现实；稍后的文本具有较为强烈的神话色彩；而晚近产生的文本则带有浓郁的佛教色彩，总体上大致经历了从历史经验（原初历史叙事）到历史神话化再到神话艺术化的3个阶段。在我国，神话历史化的情形屡见不鲜。就藏族而言，公元7世纪吐蕃松赞干布时期之前的历史某种程度上可视为口传神话性历史。这也表明：历史只有神话化，才有可能为史诗的诞生播撒火种。
据文献记载，格萨尔是一个历史人物，11世纪上半叶出生于青藏高原一个叫“岭国”的部落即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县俄支一带，他生前的真实生活情景在成书于14世纪的《朗氏家族史》中有着较为详实的描述。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唐代地图中明显标记了“岭”地位置，说明该部落在当时就已经很有名了。由此，格萨尔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奠定了《格萨尔》文本产生的基础。随后，从原初历史叙事到神话性叙事演进，格萨尔由人转变为神，也使历史文本逐步演变为史诗文本。
在此过程中，藏族历史上诸多重要事件与《格萨尔》形成了互文关系，成为模塑史诗文本的重要素材。从宏观上看，整个史诗的时空观指涉了藏族从分散的部落社会走向统一的吐蕃社会的历史事件、社会事象、民俗传统、军事成就等。随着互文化的递进，《格萨尔》借鉴了藏族历史上诸多指涉社会文化事象的概念和术语。比如，把“宗”（古时西藏县级行政机构）作为基本的叙事单元，往往用十八大宗、十八中宗、十八小宗或六十四小宗等来描述和划分史诗故事的单元。此外，它也融入了当时诸多历史事件，包括佛苯之争、吐蕃时期和后弘期时代藏族地方势力间的相互征战等。而这种互文性运用了神话化、艺术化的手法，尽管在篇制规模上神话化文本尚未达到鸿篇巨制的程度，但故事范型和基本架构已经形成，先后出现《诞生》《赛马称王》及《霍岭大战》《姜岭大战》《门岭》《魔岭》等篇章。对此，学者杨义提出：“在漫长时代中，由于获得多种文化因素的哺育以及艺人的心魂系之的天才创造，（《格萨尔》）由原来有限的几部，滋芽引蔓，生机蓬勃，拓章为部，部外生部，仅降伏妖魔部分就衍生出十八大宗、十八小宗，尽情地吸收了民族的丰富智慧，终在篇幅上长达百部以上。”
《格萨尔》在孕育、诞生的早期借鉴和吸收了佛教文化，得以化蛹为蝶，有了从神话故事到宏大叙事的华丽转身。尽管后期的《格萨尔》文本中佛教思想逐渐强化，但其艺术化的本质从未改变。佛教作为一种艺术化的手段，造就了《格萨尔》从感性到理性、从经验层面到观念层面更替演进的过程，为史诗从神话化向艺术化的跨越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为史诗从隐喻到象征层面的过渡提供了哲学基础。无论历史神话化阶段还是神话艺术化阶段，《格萨尔》文本的演进均以艺术想象作为出发点，以诗性思维作为史诗演述的逻辑本源，推动形成了《格萨尔》为我国各民族所认同的核心价值观和理念，比如家国情怀、济世之道以及平等、自由、正义等。
正因为其崇高性特点和宏大性思想，《格萨尔》史诗得以跨地域、跨民族、跨境、跨文化传播和发展。11、12世纪在以三江源为核心的青藏高原腹地形成后，《格萨尔》不断向外辐射，在区域和地缘层面形成了流传的“核心区域”和“辐射区域”，以及横跨青藏高原、蒙古高原和帕米尔高原的巨大的史诗流传带，成为喜马拉雅山地区多民族文化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朝圣者和茶马古道商旅的脚步，伴随着说唱艺人的忘情吟诵，尤其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不断扩大、深化，《格萨尔》逐渐从我国西藏、四川、青海、甘肃等省区的结合部，流传到了更多更远的地方。
如今，在西藏、内蒙古、新疆、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七省区的藏、蒙古、土、裕固、东乡、撒拉、纳西、羌、门巴、珞巴、普米、白、独龙、傈僳等民族中，《格萨尔》流传广泛、影响深远。此外，尼泊尔、不丹、印度、巴基斯坦、蒙古国、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也有传播。也就是说，它在“一带一路”沿线形成了国际流传带，成为世界文化交流史和史诗版图上一道亮丽风景线，成为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和文化创造力的重要见证。
对一种文化事象的价值和作用的评判，离不开学术的爬梳、研究。尽管 17 世纪以来，一些学者特别是近代史学家更敦群培等曾对《格萨尔》进行过传统经院式的学术阐释，但直到上世纪初叶它都没有进入现代意义的学术视线。随着现代民俗学的兴起，上世纪30年代我国老一辈民族学学者任乃强、韩儒林等开始对《格萨尔》进行最初的发掘、评述和翻译。新中国成立以后，《格萨尔》史诗迎来了新生。自50年代开始，我国政府实施大规模抢救和保护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艺术工程，搜集整理《格萨尔》随之成为中国社科院、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作协和相关省区等共同承担的重要工作。由此，《格萨尔》终于作为我国民间文学的组成部分纳入抢救、保护和学术研究的重要范围。可以说 ，《格萨尔》记载了中华民族古代的许多宝贵资料，搜集、整理、研究和传播《格萨尔》对于促进民族团结和文化传承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格萨尔》史诗抢救、保护、传承工作进入新阶段，队伍建设进一步加强、发掘力度进一步加大，基本形成了《格萨尔》文化的模式和格局。1984年，由原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社科院和中国文联共同组成《格萨尔》工作领导小组，协调、组织和推动全国的《格萨尔》工作，后来又在《格萨尔》主要流传的7个省区相继成立了研究机构。当年1月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全国《格萨尔》工作会议成为重要的时间节点，此后其搜集、整理工作被相继列为“六五”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和国家“七五”规划。这些都为《格萨尔》的保护、传承奠定了坚实基础，7个省区在此方面也都取得了不菲成绩。
西藏自治区是传承发展《格萨尔》的重点区域，自西藏和平解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先后20余次组织开展关于民间艺人普查、版本搜集等抢救性保护工作。西藏大学和西藏文联先后成立《格萨尔》研究机构，自治区在西藏社会科学院设立《格萨尔》抢救、整理办公室（1997年更名为“西藏自治区《格萨尔》研究中心”）。30多年来，这个研究中心先后录制说唱磁带5000多盘，整理、出版说唱艺人故事与手抄本100卷，翻译出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本43卷。与此同时，西藏大学研究机构也抢救出版17部《格萨尔》部本。
青海是《格萨尔》的主要流传地之一，也是我国率先开展《格萨尔》普查和抢救、整理和翻译工作的地区，对全国的相关工作起到了示范作用。特别是果洛藏族自治州收集、整理《格萨尔》说唱本近百部，还实施了格萨尔文化长廊建设工程，举办格萨尔文化旅游节，修建格萨尔文化纪念场馆，推出大型格萨尔剧演出等，极大地促进了格萨尔文化的弘扬。
这一时期，从全国范围来看，学术界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对《格萨尔》历史脉络、文类性质、基本要素和精神内涵、叙事特点等方面的探究，梳理了其篇幅规模、分布范围，发现了一批优秀艺人并吸收到相关部门专门从事说唱，翻译了一批重要的史诗文本，开始定期召开国际、国内学术研讨会（国际学术研讨会至今已举办7届），并不定期举办全国性的表彰大会（至今已举办3届），形成从大学本科到硕士研究生再到博士研究生的后续人才培养体系。由此，中国特色的《格萨尔》学科建设取得显著成绩，也积累了丰富经验。
18、19世纪之交，《格萨尔》第一次被俄国人介绍给西方。但较长时期西方对《格萨尔》的认知只是零碎而局部的，还没有作为一种文类被纳入田野研究的范畴，其所包涵的艺术审美和精神价值也尚未得到学界的普遍了解。
进入21世纪，国际学术界更加关注《格萨尔》，对其给予高度评价，将它称作“东方的荷马史诗”。这也是《格萨尔》在文化学术领域为祖国赢得的巨大荣誉。2001年10月，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1届大会的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一致通过决议，将包括我国《格萨尔》诞生1000周年在内的全世界47个项目列为2002-2003年度周年纪念名单。这是我国列入该名单的唯一项目。
2006年、2009年，随着相继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格萨尔》越来越得到全世界的关注。由中国社科院文史哲学部主办、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承办的每年一届的“国际史诗讲习班”，则进一步促进了《格萨尔》等中国史诗学与国际学界的对话和交流。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格萨尔》等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这项事业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文艺工作座谈会等重要场合多次提及《格萨尔》为代表的我国三大史诗，将其与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伟大文艺作品并举，与万里长城、都江堰、大运河、故宫、布达拉宫、坎儿井等伟大工程等量齐观，高度评价它们是“震撼人心的伟大史诗”，是“中国人民伟大创造精神”的生动体现，极大地提高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不仅为中华民族提供了丰厚滋养，而且为世界文明贡献了华彩篇章”。
2019年7月15日，内蒙古赤峰博物馆，习近平总书记观看了古典民族史诗《格萨（斯）尔》说唱展示，并同《格萨（斯）尔》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亲切交谈。习近平指出，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多民族不断交流交往交融而形成的。中华文明植根于和而不同的多民族文化沃土，历史悠久，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发展至今的文明。要重视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和传承，支持和扶持《格萨（斯）尔》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培养好传承人，一代一代接下来、传下去。要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国家观、民族观、文化观，不断巩固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和讲话精神，为我们进一步做好《格萨尔》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目前，全国的《格萨尔》文化生态得到全面恢复，已建立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1个，在7个省区形成了由15个民间组织和社区、20个研究机构及各级政府相关部门构建起来的协调联动的保护网络，培养了近200位说唱传承人，为代际传承注入了可持续发展的活力。此外，还搜集到约6000个小时的《格萨尔》演唱资料，出版《格萨尔王全传》300卷（荣膺2021年“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格萨尔精选本》《桑珠本》《格萨尔文库》《格斯尔全书》等共约近2亿字的资料和论著，《格萨尔》百部汉译本翻译工作已经启动，中国文联主持的《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史诗卷》正陆续出版……一个以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为指导，具有中国特色的“格萨尔学”学科体系初步形成，并在不断发展之中。
近年来，西藏区域格萨尔文化实施抢救与内容整理项目调研组深入昌都、那曲、阿里等地，利用现代新型数字化技术推动《格萨尔》的保护，已建立由《格萨尔王传》精品说唱、音乐唱腔、赞歌、舞蹈和传承人口述史、风物传说纪录片等6部分组成的史诗数字资源库。今年初，西藏自治区重大文化工程《格萨尔》藏译汉项目正式结项，历时8年出版了西藏最全格萨尔艺人说唱本——说唱家桑珠的史诗故事说唱系列丛书汉文版33册，成为西藏《格萨尔》保护传承的重要阶段性成果。
2017年，《格萨（斯）尔》凭借自身的人文资源优势和学术影响力，被列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优势学科“登峰战略”计划，我国多所大学和研究机构也陆续开设格萨尔学科专业。可以说，从政府、学界到民间形成了多重、多结构和多样化的格萨尔文化保护、传承局面，《格萨尔》在理论建设、人才储备和成果呈现等诸多方面有了新的提升。
首先，对《格萨尔》史诗传统的认知逐步从“作品”跨越到“文本”，研究方式从“叙事”转向“话语”，研究对象从“史诗本体”转向“史诗语境”，研究视角从“书面传统”转向“口头传统”等。
其次，坚持本真性和整体性的保护原则，在传承发展中保持其自身基因，保护《格萨尔》作为牧业文明代表作的核心特征以及作为上千年口头传统集大成者的本色；保护作为文化遗产所拥有的全部内容和形式，即《格萨尔》的艺人、文本和语境等三个要素。
传承中华文化，绝不是简单复古，也不是盲目排外，而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摒弃消极因素，继承积极思想，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传承至今的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都经历了或正在经历着与时俱进的历史演化，不断被注入新时代的新元素、新内容、新形式。而只有在不断流变、创造、调适中，包括《格萨尔》在内的非遗才能够代代相传、延绵不绝。
要实现这一目标，就要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通过组织传统节庆活动、技艺竞赛，认定命名和表彰传承人、举办传承人培训班、非遗进校园等，培育良好的非遗保护氛围。如今，《格萨尔》艺人越来越注重演述文本的书面化传播以及传承方式的多媒体化、舞台化和职业化等。这是《格萨尔》文化在新时代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生动例证，也是非遗保护与时俱进的重要成果。近期，由《格萨尔》史诗改编的动画电影《格萨尔王之磨炼》也即将上映。
总之，《格萨尔》史诗震撼人心的伟大之处，在于它体现了中华各民族所认同的共有价值追求和人文精神；在于它张扬了团结人民、凝聚民心、为美好生活而奋斗的力量；在于它跨民族、跨地区、跨文化传播的恢弘格局，口头与书面相结合的活态传承体系，以及磅礴大气的叙事主题、内容结构与演述风格。在群星灿烂的中华文化长河中，《格萨尔》诞生、流传和弘扬的历程充分表明，藏族和其他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贯穿历史发展始终。只要我们共同接续努力，《格萨尔》这部深受我国各族人民喜爱、震撼人心、世界瞩目的伟大史诗，一定会焕发出新的时代光彩，长久滋养人们的心灵。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藏族文学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全国《格萨（斯）尔》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 诺布旺丹
责编：龙慧蕊 江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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