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藏学出版社近期出版的藏学研究学者文集——《意树心花：文化学者的高原故事》，分“流金岁月”“花开千树”“一路同行”“初心不变”四部分，共收录66位学者的文章。

“流金岁月”收录了15位大多年事已高的老学者的文章；“花开千树”收录了杨福泉、何贝莉、祁进玉、杨军财、王川等20位学者的文章；“一路同行”收录了杨明洪、郭建勋、当增吉、陈立健等16位学者的文章；“初心不变”收录了徐平、王小彬、李志农、格桑卓玛等15位学者的文章。

所有的这66位老中青作者，都有共同的经历或相似的故事，即为我国的藏学研究和党的西藏工作而不辞艰辛、跋山涉水，走进西藏、走进四省涉藏州县、走进青藏高原。心怀“国之大者”——西藏和涉藏工作重点省的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文化繁荣、人民幸福，他们长年累月奔走于世界屋脊的高山峡谷，奉献出一篇篇厚重的论文或决策参考报告，以及一部部精心打磨的著作。

作者、作序者格勒博士寄语

今年初春的一天，我曾工作过20多年的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青年学者杨晓纯发来一条微信，问我是否收到《意树心花：文化学者的高原故事》书稿。原来，她和宋颖主编的这部作品经过4年的努力，终于即将出版，她们希望我为该书撰写序言。作为中心的一名老党员、老学者，我欣然应允。

网络上说“流金岁月”是指过去的美好时光，且兼有怀旧心绪。虽然我们这一代学者美好的青壮年时光已一去不复返，但从封建农奴制社会到和平解放、民主改革再到改革开放直至新时代，我们都亲身经历了，并且深深为新中国、新西藏波澜壮阔、翻天覆地的辉煌巨变而自豪。《意树心花》“流金岁月”这部分文稿的作者既有邓锐龄、郝苏民、白振声等八九十岁的学术老前辈，又有陈庆英、喜饶尼玛、朱晓明、毕华、马盛德、孙勇、车明怀等与我同龄的年近古稀者，唯有年近六旬的廉湘民迄今在职。这些学者取得的学术成果可谓涓涓不息，有目共睹，为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出了贡献，并得到国内民族研究同行的敬佩与认可。

“花开千树”“一路同行”“初心不变”的作者，大多年富力强，有些则是我见过或相识的朋友、同事或学生。

《意树心花》所呈现的，仅仅是作者们无数田野调查中的点滴片段而已。他们以爱党、爱祖国、爱人民的拳拳之心，从大处着眼、小处落笔,向世人展现了一个个真实生动、令人向往的文化学者的高原故事。这些看来极为普通寻常的故事，也为后人留下了鲜活而宝贵的精神财富。

如今不少青年学生或学术初涉者都很想知道：要了解藏族文化究竟该从何处入手？其实，我们的前辈早已身体力行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记得我刚分配到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不久，总干事多杰才旦（曾任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就专门请邓锐龄先生为我们年轻人讲做学问之道。邓先生治学严谨，为人谦和，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37岁才开始研究西藏史,入行伊始就先学了一年多的藏文。正如我的硕士导师李有义教授所言：要研究一个民族，首先得懂他的语言,否则就无法接近他和了解他。邓锐龄和李有义、王森、李安宅、胡坦等许多老一辈藏学家，为深入了解和研究藏族历史文化，都曾学习钻研过藏文。我的同龄人、好朋友陈庆英攻读硕士期间就开始与端智嘉合作，把《旧唐书•吐蕃传》翻译成藏文，后来又将《汉藏史集》和《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等藏文名著翻译成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我国藏学研究作出了突出贡献。他不但能阅读古藏文，还能与我们用藏语进行交流。

作为藏学的故乡，中国藏学研究的长足发展早已受到国际藏学界的广泛关注。中国特色的藏学研究，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体现了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致力于为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服务、为包括藏族在内的各族人民服务。对此，作者朱晓明同志在《意树心花》中形象地比喻为“牵住‘牛鼻子'”，即抓住现实中的关键问题进行研究。关键在于：一是党和国家需要什么，我们就研究什么；二是西藏和涉藏工作重点省的各族人民需要什么，我们就研究什么。

长期以来，《意树心花》中的数位作者承担了许多紧密联系现实、服务中心工作的研究课题，撰写过高水平调研报告和论文。比如，其中几位就曾参与过关于建立健全藏传佛教寺庙管理长效机制的重大课题研究等。

有些作者还曾与我一路同行，共同完成我所主持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重点课题。我们一起在高原上骑马、坐拖拉机，徒步翻雪山、过草地，进村入户搞田野调查。像王川、杨明洪、徐平、杨军财、郭建勋、当增吉、格桑卓玛等，后来他们当中有三位考取了我的博士研究生。校友王川也与我同行高原多次。他在《从断壁残垣荒坟石碑中追寻藏地的民间神灵》一文中，描述了我们骑马去噶玛寺时的场景：

1996年春季，在昌都县噶玛乡的宽广草地上，我在奔腾的马背上听格勒博士讲述活佛转世制度创建者——都松钦巴的传说，天空中飘荡着这位康巴汉子的豪迈笑声。在噶玛噶举派的祖寺——噶玛寺，我们认真考察寺庙的结构，激动地观摩明代中原出产的瓷器、带有长篇文字的锦缎以及寺庙的其他宝物……确实，身为古老文化的朝拜者和研究者，我们是何等的幸运啊！后来噶玛寺因火灾而遭焚毁，但它的风貌永远留在了我们的照片中和记忆里。

最让《意树心花》诸位作者刻骨铭心的，莫过于第一次进藏的经历。徐平教授虽与我多次一同进藏，可他最难忘的还是第一个田野点——西藏拉萨市达孜区邦堆乡罗吉林村。他本着“同吃、同住、同劳动”的田野调查传统，住在多布吉家里。

“多布吉夫人是一位结实的中年妇女，温柔少语，总是带着一脸微笑……她每天会给我烧一壶新鲜奶茶，并不断地添加到茶杯里。刚开始，我怕拂了她的好意，她倒一次我喝一次，我喝一次她立即再添满，无论是酥油茶还是鲜牛奶。我长期吃草的胃终于受不了了，上吐下泻，带去的黄连素、痢特灵都吃完，也不见好转，几天就让我起不了床。这天，多布吉从墙缝里抠出一个纸包，拿出几粒羊粪蛋似的藏药丸，让我试一下。一吃就灵，这才让我过了田野调查必过的水土关，也开始慢慢理解藏族文化的厚重。”

《意树心花》的作者中不乏著作等身之辈，令我钦佩不已。面对艰难困苦，他们坦然面对、坚持不懈，终获成功。长期潜心研究的学者喜饶尼玛，我们常见面，最熟悉不过了。但他在《那年，我们初涉调研》中记录的一些经历，我还是第一次知道。当他们“在益西寺见到一幅珍品，是民国初年中央政府给该寺住持的嘉奖令”时的那种喜不自禁，正可谓“在灰烬里拾到一颗小珍珠，比在珠宝店橱窗内看见一粒大珍珠更为快活”。

本书中类似的高原故事，学者们几乎人人都经历过。因高原反应而肺气肿，因翻车而死里逃生……各种险境一个接一个，但大家进藏的初心永远不变，永远对“第三极”的高天厚土充满热爱和痴迷。我们撰写的论文对普通读者来说也许过于专业和晦涩，但这本书却是由许多生动故事串起来的,描绘了他们在雪域高原工作、生活、思索所得的“意树心花”，以及对这片土地及其之上的人民的一往情深，相信必定会吸引和打动无数读者。

主编、藏学研究者杨晓纯感言

2008年7月，我随北京大学、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联合课题组到西藏拉萨调研，这是我第一次进藏做田野。转眼月余，雨季结束，天气转凉。望着日渐发黄的树叶，寂寥和思家之情倍增。也许，这是许多田野初入者的通常心境。其实，进出雪域高原乃藏学研究者的家常便饭，而如何“进入”研究领域,被受访者接受，获得较为真实的第一手资料，既要克服生理上的高原反应，更要克服心理上的“高原反应”。

2011年8月，在次仁央宗老师的介绍下，我只身在拉萨河坝林的阿佳茹吉啦家生活了一个月，开启我关于西藏回族研究课题的田野调查。在河坝林，除了刚认识的茹吉啦一家，我谁也不认识，只好每天自来熟式地和老乡们拉家常，腼腆地说想去对方家里看一看。当得知我一个人从北京来到这里调研，老乡一边惊讶地说着“宁结”（藏语，怜爱怜惜的意思），一边热情邀请我到家里吃饭。就这样，我在当地老乡们的帮助下，收集到了许多非常宝贵的口述历史资料。2012、2015年，我继续在拉萨做回访，又在昌都和日喀则结识了几家人，得到他们无私的帮助。直到如今，阿佳茹吉啦家的整洁与宁静，阿佳帕德玛给我和她的小孙子热木泽做的特辣的或香甜的美食……这些都依然历历在目，让我铭记于心。

2017年的某次学术会议上，我重逢了一些同仁和友人，其中包括本书的副主编宋颖博士。同为女性，相近的研究领域，欢喜亲切之余互相勉励，尤其她主编的《鹤鸣九皋：民俗学人的村落故事》更是触发了我的灵感。亲身经历的高原田野日日夜夜，化为一个与自己工作相关的策划并逐渐在我脑中成形。加之《鹤鸣九皋》系列丛书约稿，《意树心花：文化学者的高原故事》的合作便应缘而生了。

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云贵高原、帕米尔高原，自然环境独特，民族文化多彩，具有巨大的吸引力。普通读者心中的雪域高原，是神秘甚至危险（高原反应）的所在。但学者们的高原田野调研，不只为探寻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特殊的生活方式，而是以“美美与共”的理念，从他者的目光出发回视己身、反思自我，促进彼此的理解与包容。

鲜活的语言、细腻的笔触、真挚的情感、深沉的思考，《意树心花》希望通过讲述各族学者研究高原历史文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田野经历和动人故事，更加真实、深刻地展现中国藏学研究的学术实践及成就，更加真实、深刻地展现社会主义新西藏和涉藏工作重点省的发展进步，彰显几代中国藏学研究学者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所付出的努力和作出的贡献。

本书征稿从2018年4月开始，共收到170余篇稿件,最终选用其中的66篇汇编成集。

特别要提到的是，“流金岁月”旨在致敬藏学研究的先行者。邓锐龄先生已过鲐背之年，当我登门拜访时,他刚刚结束治疗出院回家。得知我的来意后，特准我从他的《九十自述》中选稿，并叮嘱如有需要，他可以再做修改。郝苏民先生用一贯平实而深邃的语言，回顾了他在甘加草原与牧民、牦牛共同度过的时光，就像寓言般令人深思。1975年，我的导师白振声先生带领学生在西藏林芝进行了3个半月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毕业实习。很快，他把这段珍贵经历写成文章交给了我。陈庆英先生答应约稿后，仅一周时间便发来文稿，畅谈他与塔尔寺的不解之缘。格勒老师不仅赐稿记叙了难忘的色达草原考察之行，还拨冗为本书撰写序言。朱晓明、毕华、吴金光、马盛德、高占福、孙勇、廉湘民、喜饶尼玛、车明怀、胡岩等老师，也都非常爽快地供稿。学术前辈的关心、支持和信任，令我感动不已。

阅读文稿时，我仿佛又跟随作者“一路同行”回到了雪域高原看“花开千树”，以自我和他者的目光互相观察，审视来时的“初心”。徐平、李志农、格桑卓玛、朱映占等老师的初次田野，启迪我们要走出书斋，走进田野，融入他者。达瓦次仁长期关注羌塘生态保护，徐黎丽具有极深的边疆情结，祁进玉持续研究生态文化多样性，李健为实地跟踪考察七上阿里……无不显示出民族研究者的热爱和执着。鄂崇荣的吐谷浑王城，杨明洪的扎西岗，朱靖江的科尔寺，尹仑的佳碧村……他们总是在田野现场记录、研究文化传承与交流。耿焱、王小彬、蔡秀清、段伟菊经历的田野亦是故乡。何群、常宝、泽玉、谭晓霞在田野中感受到时代变迁。杨福泉、郭建勋、陈立健、马伟华、马建福的亲身经历，传递出学者对研究对象和受访者的温度。肖芒、蒋冰冰、刘琪、马东平、敏俊卿在田野中受到他者的莫大启发。班玛更珠、张中亚、肖文、王明玮在田野中成长。何贝莉、甘措、肖青、当增吉的女性视角，则让她们观察到了不一样的田野。

……

每位学者的高原田野，都是一首壮志踌躇的歌，一个午夜梦回的故事，一部未完待续的小说。单是超出想象的调研过程，执着还原真实的初心，触及灵魂的自我反思，足以打动、感染读者，激荡起共鸣与神往。无论从自我还是他者的视角，都能深切感知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高度认同，都能感同身受同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一员的温暖和力量。不同地域文化间的和而不同、美美与共，各民族之间的交融共生、和谐共荣，始终是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最动人心魄的故事。

感恩《意树心花》的机缘！

灵犀所至处，意树心花开。

文/格勒 杨晓纯

来源：《中国民族》杂志2022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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