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某一刻,东方与西方相遇,各自的文明都曾给对方深刻刺激和影响,各自发展轨迹也都留有对方的印记。尽管东西方文明在价值硬核上并不相同,但都是人类美和智慧的结晶。
中华文化曾拥有世界级影响力,今天我们来讨论这种影响力,要了解到中华文化不是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独自成长的,而是在世界文化的大格局中,在与其他民族、其他文化的交流、对话和相互激荡中成长发展的。作为世界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华文化非常重要、举足轻重。
从本国、本民族之外的角度来认识中华文化,也就是从世界文明的高度来认识中华文化,必然会更加全面深刻,也更加能了解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据的地位和影响。
中西方从物质领域的交换和交流,发展到艺术、思想、文化层面的交流与共享,中华民族创造的精神文化产品逐渐走进欧洲大陆,成为“公共财产”,成为“世界文化”。对西方来说,东方文化作为一种神秘和神奇的文化想象,是深藏于历史文化心理深处的一种记忆。正是在深入了解西方历史文化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回到当年中西方文明交流的盛大景象中,才能深入了解中华文明对西方文明的激励与开发。
中国外销商品中,绘有西方人物的清代折扇。(图片来源:顺德博物馆)
那么,数千年来,中华文化凭借什么力量走进世界,并在中西文明交流交往中实现和谐共生,并成为一种高势能文化的呢?
一个国家的文化对世界产生影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综合国力。
在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上,出现过几次非常耀眼的传播高潮,当时的出现各有其原因和特点,但共同特点和规律是都出现在中国国力强盛、疆域广大、和平发展的时期。汉、唐形成中国历史上强盛的大帝国,蒙元更是一个世界性大帝国,欧亚大陆交通大开,而至明清之际,特别是康乾盛世,更达到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后高峰。国力强盛带动当时社会、文化各领域的创新和进步,由此出现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
高势能文化吸引来自全世界民众的关注,并主动前来中国学习和了解中华文化,积极向优秀文明靠拢。而从接受方来说,尤其是在本国社会文化发展处在大变革、大动荡的时期,外来优秀文化更能产生巨大吸引力和影响力。比如,日本经历过大化革新之后,才逐步从战争不断、经济落后、文化贫瘠的奴隶制社会过渡到封建制社会。此时博大精深的盛唐文化,对当时的日本产生了强大吸引力,其主动摄取中国先进文化的意识也越发强烈。
影视剧中,促成大化改新的乙巳之变。(图片来源:电视剧《大化改新》截图)
作为具有巨大吸引力的高势能文化,从中华文化自身来说主要有三点原因:
首要,在于中华文化的丰富性。中华民族贡献给人类的智慧,突出表现在丰饶的物产上面,例如丝绸、瓷器、茶叶三大物产极大地影响和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从物质到精神,从生产到生活,从政治到艺术,从宗教到民俗,都或多或少、或远或近,传播到海外,对世界各民族文化产生各方面影响。
其次,在于中华文化的开放性。纵观几千年中华文化发展的总趋势,开放性使中华文化保持一种健全的文化交流态势、文化传播和输入机制,而这正是中华文化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主要原因所在。
最后,在于中华文化的先进性。在18世纪工业革命以前,中华文化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形态,耀眼的光芒吸引海外关注。以明清时期为例,欧洲的大思想家伏尔泰、狄德罗、莱布尼兹等人,都对中华文化表现出热烈的赞许和倾慕之情,认为“中国”是一个令他们向往的“理想国”。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能够大规模传播到海外并且产生重要影响的往往是先进的文化形态,而不是简单的文化符号或异国情调式的调剂和消遣。比较自身,正是中华文化当中的耀眼的先进之处令伏尔泰们着迷。
伏尔泰画像。(图片来源:安托万-莱库耶博物馆)
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的显著位置,首先在于中华文化内在的创造性动力和丰富内涵,以及在各个领域中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但是,一种民族文化,无论曾经多么丰富、多么先进、多么伟大、多么辉煌,如果把自己封闭起来,完全与外部世界相隔绝,不与其他民族文化沟通交流,不仅失去发展动力,难以保持自我更新、自我发展的生命力,也不可能获得世界性的文化价值和文化意义。因此,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的显著地位,更在于中华文化的开放性,在于多方位的中外文化交流,在于中华文化在国际上广泛而持久的传播和产生的重大影响。
我认为,中华文化在海外的认知度,包含多方面维度考虑:比如海外受众从哪些方面、哪些渠道了解和认知中华文化,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覆盖面及触达率如何,海外受众对中华文化理解的深入程度如何等。
此外,传播与接受密不可分,传播的效果取决于接受的结果,文化传播实际上就是文化接受的过程。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包括理解消化和接受的过程。当然,理解和消化并不等同于全盘接受。以佛教为例,我们接受的佛教也不是印度的原始佛教,而是中国佛教学者在认识和了解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并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中国化佛教。中华文化海外传播也是这样,传播效果取决于海外受众的接受程度。经过中华文化改造后的佛教,例如禅宗,东渡扶桑后,在一衣带水的日本列岛又掀起了精神世界的夺目光芒。
唐代东渡的日本律宗初祖鉴真塑像。(图片来源:纪录片《带着爱与信念远渡重洋 鉴真与弟子们》截图)
在传播的范围上,中华文化向海外传播,是非常广泛的。
所谓“广泛”,其含义有二:一是指传播的内容之广泛;二是指传播的范围之广泛。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中华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独立思考、独立劳作,还在于积极主动地开展同其他民族的文化交流,大规模地引进和吸收其他民族所创造的优秀文化成就。
中华文化从其初创期开始,就具有开放包容、积极开拓的品格,在自身成长的同时也不断向周边地区扩展,与其他民族文化接触、交流和融合。早期如神农、尧、舜南抚交趾(今位于越南境内),箕子走之朝鲜,周穆王西狩以及后来徐福东渡等故事,说明那时已有中国人把初创期的中华文化向域外传播出去。随着中华文化自身的发展、成长和成熟,随着交通的发达、对外交往的扩大,中华文化向海外传播的内容更为丰富,传播的范围更加广远,所产生的影响也就越来越大。
后世人所绘周穆王西巡见西王母图。(图片来源:台北故宫博物院)
总之,中华文化的光辉辐射四方,通过种种直接、间接的途径,广泛传播于世界各地,并创造性转变为全人类共同财富,促进了世界各民族文化的进步和繁荣。
作者简介:
武斌,历史文化学者、研究员,曾任辽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沈阳故宫博物院院长,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辽宁省文联副主席等,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特聘教授。主要从事中国文化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已出版著作数十种,近年出版的主要有:《故宫学与沈阳故宫》《沈阳故宫四百年——一部叙事体的文化史记》《丝绸之路全史》《文明的力量——中华文明的世界影响力》《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史纲》《新编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等。
来源:“道中华”微信公众号
流程·制作:刘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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