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2月16日，第八届江西艺术节· 江西非物质文化遗产服饰秀在南昌滕王阁举办 中新社 刘力鑫/摄

中华文明以源远流长、灿烂辉煌而著称于世，中华服饰文化更是其中光彩夺目的绚丽篇章。

中国，又称“华夏”，这一名称的由来便与服饰有关。《尚书正义》注：“冕服采章曰华，大国曰夏。”《左传正义·定公十年》记载：“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章服之美，谓之华。”

衣冠何以展示文明？服饰又何以化成天下？

中华民族的服饰不仅具有避寒暑、御风雨、蔽形体的实用功能，还具有遮羞耻、增美饰、辨族群的社会功能，体现出知礼仪、别尊卑、正名分的教化功能，诠释着释乾坤、彰华夏、定天下的中华文明。可以说，“衣冠”诠释了什么是文明。

夏商周三代时期，服饰的考古遗存较少，文献记载较多。以对大一统国家形成发展的重要作用为主线，这一时期历史文献学、古文字学和考古学的相关研究已经表明，服饰是中华文明形成的重要标志物。

那么，衣冠文明又是如何实现内修容德、外服天下的呢？梳理以礼治国的历史脉络我们看到，服饰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国同构、天人合一等核心理念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面对人类文明的共同追求，孔子及儒家构建了“服、容、辞、德”的思想逻辑，更总结出“衣裳之治”的历史经验。所以，从某种角度说，“衣冠”成为了中华文明的代名词。

夏后寻根

中华文明是土生土长、在自身文化传统基础上形成的原生文明。新石器时代，地方文明开始在中原、齐鲁、长江中游、江浙、燕辽和甘青等地区萌生。经过交流、分合、进退、更新、替代、融合，各地区文明逐渐形成了中华文明的“巨大重瓣花朵”；后又经过五帝时代的族群磨合，各地文明进一步交融发展，形成了大一统的趋势。大约在4100年前，夏后氏建立起超越地方政权的秩序，助推了这个生机勃勃、规模巨大的文明共同体的发展。

何谓文明？文明是一个既古老而又常新的概念。《尚书·舜典》认为舜帝具有：“濬哲文明，温恭允塞”的品质。《周易·贲卦》彖传说：“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典籍所载，认为文明就是要人“止于至善”和“化成天下”。

什么是文？文者，纹也，就是纹镂、纹饰、章纹、图案，后来引申为卦爻、文字、文章、思想、精神等。人只有穿上丝麻，并绣、画上纹样，才真正地与动物区别开来，踏入文明社会。孟子讲：“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孔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都在讲这个道理。衣以成人，服饰乃自然之精华，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重要标志。

中国素有“衣冠上国”之称。黄帝时期便发明了服饰材料和技术、初创了服饰制度，至今流传着“嫘祖始蚕”“胡曹作衣”等经典故事。考古发现印证了文献的记载，在良渚时期的钱山漾遗址中，出土了绢片、丝带和麻布片、细麻绳等丝麻制品，技术和工艺均达到较高水平；在龙山时期的陶寺遗址中，厚殓的衣着华贵而丰富，已反映出阶级的分化。考古发现的服饰遗存，与文献记载中服饰的社会政治属性相得益彰。五帝时代诸侯会盟、朝贺、赐命，皆以玉帛为礼器。《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尧、舜时期考核各地官员，便“明试以功，车服以庸”。“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礼记·祭义》说：“古者天子诸侯，必有公桑蚕室。”每年三月，王后都要出面主持祭蚕桑礼，以祷告桑事丰收。

相传至夏禹时代，中国已形成“十二章”等较为完备的服饰制度。再经商周两代发展，尤其经周代的丰富和完善，服饰不仅仅是中国人的遮体避寒之物，更是中华文明的囊括归藏之衣。至此，中华民族集体进入“数千年声名文物之邦，累世代冠裳礼义之族”的发展阶段。

在夏代，作为穿戴之物的服装，已成为治国之器。《尚书·禹贡》提到夏禹将天下划定为“中邦”和“五服”，要求各地要服从中央统治，按照规定履行各类义务，诸侯也要穿着不同的衣服以区分地位。通过一系列改革，夏代中央与地方的名分、地位从属关系更加明确，中央王朝的权力大大增加，中华民族的向心力也进一步增强，一统天下的格局初步形成。

商甲探源

中国汉文字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且延续至今仍广泛使用的文字。远古先民“堆石记事”“结绳记事”；黄帝时期，“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中国进入象形文字时代。又经过漫长演变，商代和西周甲骨文已发展为较成熟的象形文字系统。甲骨文成为“当时的一种俗体”，也成为记载服饰的重要载体。甲骨文中出现不少服饰物质生产资料的文字：蚕、桑、茧、苴、羊、毛、缫、帛等；也有指代服饰的文字：衣、裳、冠、冕、裘等；还有在此基础上衍生出的依、初、裖、襄、装、衰、裔等。这些文字数量较多，形成了以“衣”“丝”“履”“帛”等为部首的服饰类文字体系，彰显了服饰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甲骨文中，“衣”有多种写法，反映当时人们的着装形象。如图中的㊀㊁㊂。“㊀衣”既是衣字，又是衣部首，是独体象物字，象上衣形，有领、两袖和襟，可能代表的是身着交领右衽上衣之人。“㊁衣”似表示为两重衣或多重衣，可能代表的是玄端等服装的形象。“㊂衣”似表示为衣服上的纹样，可能代表当时或绣或画有十二章纹的冕服形象。另外，“㊃裘”由“㊀衣”发展而来，表示衣服上有许多翻毛，可能代表当时的毳冕。可见，“衣”是一种重要意符，是服装类文字的母体。

《说文解字》这样解释“衣”字：“依也。上曰衣，下曰裳。象覆二人之形。凡衣之属皆从衣。”“衣”和“依”是可以互训的同一个字。《释名》曰：“衣，依也。人所以依以庇寒暑也。”循着这个解释，“衣”又可引申为覆盖在或包在物体表面的东西，如上衣、下衣、头衣、足衣等；“衣”的作用又可引申出“包裹”“覆盖”的意思。

《说文解字》对“依”的解释是：“倚也。从人，衣聲。”但“依”在甲骨文中更像“初”字。“㊄依”形象地表示“人在衣中”，“㊅初”形象地表示“人在衣旁”。由此，我们想到了另外一种解释，即“㊅初为左衣右刀。此处“衣”指胞衣，即胎盘，是人一出生就裹着的那层血肉之衣；“右刀”意味着剖而产之。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文献中有关于藏胞的记载，进一步说明了中国人对胞衣重视的原因：“胞衣与妇婴曾为一体、胞衣是胎儿生命之源，是以二者间保留着某种神秘的互感观念。”在存世的文献中，关于胞衣的记载也不少。《说文解字》：“初，始也。从刀从衣，裁衣之始也。” 所以，“初”字从刀从衣，本义为制作衣服。这表达了人类诞生、遮羞保暖和家族繁衍三层含义，全面解释了中华文明的开端。而这个开端也与服饰密切相关。

自甲骨文重见天日120余年来，考证了甲骨文“衣”的形象及其引申义，“衣”就是紧紧地包裹并守卫着“殷”的那块土地，如同初生婴儿的胎衣一样。从殷衣王畿到藩服方国逐层管理，既有“服”那般“同心圆”似的层层包裹，又有“衣”这样领、袖、衽、衿、缘、带等功能划分。商代是中央王朝领导下的“方国联盟”，各个方国要服从于商王朝。精妙的是，二者的结构竟然如此相同，犹如衣服和人一样，衣服的核心是人，国家的核心是中央。

周礼钩沉

“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以周公姬旦为代表的周王朝统治者吸取商朝灭亡的教训，总结夏商两代成功治国的理念，对周王朝的治理作出划时代的设计，开辟了影响深远的以礼治国的道路。制定《周礼》，实行“分封诸侯”“威慑不顺”“卜都定鼎”“明堂朝觐”“敬天保民”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周代建立起一个以宗族为主干而融合诸族的华夏社会，成为以宗法等级贯通全国的统一国家。可见，以礼治国是一次重大的、系统的政治变革。更为重要的是，有礼就有服，服饰在其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诗经》多次记录了周礼中服饰的出场：

“东人之子，职劳不来。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罴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试。”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来朝，何锡予之？虽无予之，路车乘马。又何予之？玄衮及黼。觱沸槛泉，言采其芹。”

周礼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礼治当仁不让地成为中华文明最显著的特色之一，服饰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也是独特而重大的。《论语·八佾》中记载，颜渊曾问孔子治理之道，孔子的答案是：“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这是孔子对礼乐制度的崇拜向往，以及对周代“衣冠文明”的赞许。

由此可见，服饰对周代国家治理的作用可以表达为：家国同构、天人合一、衣冠华夏。

“五服”，最初是一项国土管理的制度，后来逐渐延伸至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着装制度中的“五服”，是指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五类礼服；丧葬制度中的“五服”，是指以血缘关系远近而规定的五种孝服；而社会关系中的“五服”，是指血缘关系不出五代的同姓之人……可见，从国到家，从地理到血缘，已经被服饰“规范”得十分清楚，体现出清晰的“家国同构”。这一“同心圆”并未止于国，而是直达天下。在中华文明的形成发展过程中，服饰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说明了服饰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服饰对天地乾坤的表达和解释，也统一了中国人的世界观，形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周易·系辞下》道：“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周武王提出“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等于赋予了人传承天地衣钵、解释天地精神的作用。《释名·释衣服》认为：“凡服，上曰衣……下曰裳。”在色彩上，服饰也用“玄衣纁裳”来表示天地乾坤的关系。后来天地乾坤延展至阴阳五行等哲学思想，这便是“天人合一”思想的源头。可以说，中国人最原始的、最基础的、最深邃的思想，便是“天人合一”。

服饰给中华文明增添了无限光彩。“华夏”一词成为中国人关于天下、国家、民族、社会甚至是群体的概念表达，与服饰关系甚大。春秋以降，中华大地上演了一出出战争与和平的大剧。令人感叹的是，“服饰”亦在实现和平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管仲在辅佐齐桓公争霸过程中，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就与“服饰”有着关联。以至于孔子感慨万千：“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春秋穀梁传》记载，中原华夏诸侯的和平会盟叫做“衣裳之会”，共举办过11次；而代表炫耀武力的“兵车之会”只举办过4次。这些会盟者“均为中原文明之邦”。孔子指出：“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俘不干盟，兵不逼好”，强调的正是文明的力量。由此，衣冠华夏也成为了中华文明的代名词。

衣裳天下

服饰是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标志物之一。二十四史中，“衣冠”一词出现600多次。

衣冠也延伸出一些其他意义。如文天祥诗曰：“四十羲娥落虎狼，今朝骑马入真阳。山川莫道非吾土，一见衣冠是故乡。”陈明夏说：“留发复衣冠，天下即太平。”总之，“衣冠”成为古代文人追求的高尚目标，归结起来三个字——“做君子”。

周代早期，古公亶父之子太伯和虞仲让位三弟姬历，南下太湖，使当地从断发文身进化为衣冠繁华，才有了后来强大的周王朝和富庶的吴国。楚国地处偏远，筚路蓝缕，但他们积极学习、融入衣冠文明。战国文物，楚衣是最多最好的。孙机先生曾说：“曲裾深衣的楚士完全可以比肩于六国冠冕。”由此可见衣冠文明的重要性。历史上，中原衣冠文明对鲜卑、契丹、蒙古、女真等民族产生了重大影响。《资治通鉴》记载：隋文帝三年，突厥启民可汗入朝觐见，要求改穿华夏服装，主动提出要解辫、束发。唐朝服饰的辉煌更是盛况空前。王维在《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中记载了衣冠文明的盛况：

“绛帻鸡人报晓筹，尚衣方进翠云裘。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日色才临仙掌动，香烟欲傍衮龙浮。朝罢须裁五色诏，佩声归到凤池头。”

万国衣冠拜冕旒，成为盛世的写照。所谓衣冠文明，特点有三：一为天人合一，万物一体、共存共生；二为家国同构，中国一人、天下一家；三为执两用中，惟德是辅、守正创新。孔子曾认为服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人心，“是故君子服其服，则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则文以君子之辞；遂其辞，则实以君子之德。”孟子也非常重视服饰的教化功能：“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尧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诵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中华文明的本质就是人之为人，使人的内心世界、行为表象与社会结构和表象、天下格局和表象都和谐一致地共存共生。

内修容德，外服天下。“垂衣裳而天下治”。衣冠文明的春风化雨，让服饰不仅成为中国人的遮体避寒之物，还使其成为中华文明的囊括归藏之衣，成为中国与世界交流互鉴的桥梁和纽带。它带给人们的是美好、真诚与温暖，展现给世界的是和谐、平等与对话。追根溯源，我们完全有传承好发展好中华服饰文化的坚定自信。

（作者为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研究员，博士）

作者：张懿

来源：《中国民族》杂志202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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