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的服饰不仅具有避寒暑、御风雨、蔽形体的实用功能,还具有遮羞耻、增美饰、辨族群的社会功能,体现出知礼仪、别尊卑、正名分的教化功能,诠释着释乾坤、彰华夏、定天下的中华文明。
衣冠文明是如何实现内修容德、外服天下的呢?梳理以礼治国的历史脉络我们看到,服饰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国同构、天人合一等核心理念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
面对人类文明的共同追求,孔子及儒家构建了“服、容、辞、德”的思想逻辑,更总结出“衣裳之治”的历史经验。从某种角度说,“衣冠”成为了中华文明的代名词。
▲第八届江西艺术节·江西非物质文化遗产服饰秀在南昌滕王阁举办。(中新社 刘力鑫 摄)
夏后寻根
中华文明是土生土长、在自身文化传统基础上形成的原生文明。新石器时代,地方文明开始在中原、齐鲁、长江中游、江浙、燕辽和甘青等地区萌生。经过交流、分合、进退、更新、替代、融合,各地区文明逐渐形成了中华文明的“巨大重瓣花朵”;时代的磨合,各地文明进一步交融发展,形成了大一统的趋势。大约在4000多年前,夏建立起超越地方的秩序,助推了这个生机勃勃、规模巨大的文明共同体的发展。
何谓文明?文明是一个既古老而又常新的概念。文者,纹也,就是纹镂、纹饰、章纹、图案,后来引申为卦爻、文字、文章、思想、精神等。
人只有穿上丝麻,并绣、画上纹样,才真正地与动物区别开来,踏入文明社会。衣以成人,服饰乃自然之精华,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重要标志。
黄帝时期发明了服饰材料和技术、初创了服饰制度,至今流传着“嫘祖始蚕”“胡曹作衣”等经典故事。考古发现印证了文献的记载,在良渚时期的钱山漾遗址中,出土了绢片、丝带和麻布片、细麻绳等丝麻制品,技术和工艺均达到较高水平;在龙山时期的陶寺遗址中,厚殓的衣着华贵而丰富,已反映出阶级的分化。
相传至夏禹时代,中国已形成“十二章”等较为完备的服饰制度。再经商周两代发展,尤其经周代的丰富和完善,服饰不仅仅是中国人的遮体避寒之物,更是中华文明的囊括归藏之衣。至此,中华民族集体进入“数千年声名文物之邦,累世代冠裳礼义之族”的发展阶段。
在夏代,作为穿戴之物的服装,已成为治国之器。《尚书·禹贡》提到夏禹将天下划定为“中邦”和“五服”,要求各地要服从中央统治,按照规定履行各类义务,诸侯也要穿着不同的衣服以区分地位。通过一系列改革,夏代中央与地方的名分、地位从属关系更加明确,中央王朝的权力大大增加,中华民族的向心力也进一步增强,一统天下的格局初步形成。
▲山东出土东汉画像石拓片大禹像。(左为原图,右为复原图)
商甲探源
中国汉文字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且延续至今仍广泛使用的文字。商代和西周甲骨文已发展为较成熟的象形文字系统。甲骨文成为“当时的一种俗体”,也成为记载服饰的重要载体。
甲骨文中出现不少服饰物质生产资料的文字:蚕、桑、茧、苴、羊、毛、缫、帛等;也有指代服饰的文字:衣、裳、冠、冕、裘等;还有在此基础上衍生出的依、初、裖、襄、装、衰、裔等。这些文字数量较多,形成了以“衣”“丝”“履”“帛”等为部首的服饰类文字体系,彰显了服饰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甲骨文中的“衣”及其相关字。
在甲骨文中,“衣”有多种写法,反映当时人们的着装形象。如图中的㊀㊁㊂。“㊀衣”既是衣字,又是衣部首,是独体象物字,象上衣形,有领、两袖和襟,可能代表的是身着交领右衽上衣之人。“㊁衣”似表示为两重衣或多重衣,可能代表的是玄端等服装的形象。“㊂衣”似表示为衣服上的纹样,可能代表当时或绣或画有十二章纹的冕服形象。另外,“㊃裘”由“㊀衣”发展而来,表示衣服上有许多翻毛,可能代表当时的毳冕。可见,“衣”是一种重要意符,是服装类文字的母体。
《说文解字》这样解释“衣”字:“依也。上曰衣,下曰裳。象覆二人之形。凡衣之属皆从衣。”“衣”和“依”是可以互训的同一个字。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文献中有关于藏胞的记载,进一步说明了中国人对胞衣重视的原因:“胞衣与妇婴曾为一体、胞衣是胎儿生命之源,是以二者间保留着某种神秘的互感观念。”表达了人类诞生、遮羞保暖和家族繁衍三层含义。
自甲骨文重见天日120余年来,考证了甲骨文“衣”的形象及其引申义,“衣”就是紧紧地包裹并守卫着“殷”的那块土地,如同初生婴儿的胎衣一样。从殷衣王畿到藩服方国逐层管理,既有“服”那般“同心圆”似的层层包裹,又有“衣”这样领、袖、衽、衿、缘、带等功能划分。商代是中央王朝领导下的“方国联盟”,各个方国要服从于商王朝。精妙的是,二者的结构竟然如此相同,犹如衣服和人一样,衣服的核心是人,国家的核心是中央。
周礼钩沉
以周公姬旦为代表的周王朝统治者吸取商朝灭亡的教训,总结夏商两代成功治国的理念,对周王朝的治理作出划时代的设计,开辟了影响深远的以礼治国的道路。
周礼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礼治当仁不让地成为中华文明最显著的特色之一,服饰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也是独特而重大的。
《论语·八佾》中记载,颜渊曾问孔子治理之道,孔子的答案是:“实行夏朝的历法,乘坐殷朝的车子,戴周朝的礼帽,音乐则选择《韶》和《舞》,远离郑国的乐曲,远离谄媚,巧言令色的人。”这是孔子对礼乐制度的崇拜向往,以及对周代“衣冠文明”的赞许。
由此可见,服饰对周代国家治理的作用可以表达为:家国同构、天人合一、衣冠华夏。
“五服”,最初是一项国土管理的制度,后来逐渐延伸至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着装制度中的“五服”,是指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等五类礼服;丧葬制度中的“五服”,是指以血缘关系远近而规定的五种孝服;而社会关系中的“五服”,是指血缘关系不出五代的同姓之人……可见,从国到家,从地理到血缘,已经被服饰“规范”得十分清楚,体现出清晰的“家国同构”。
服饰对天地乾坤的表达和解释,统一了中国人的世界观,形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在色彩上,服饰也用“玄衣纁裳”来表示天地乾坤的关系。后来天地乾坤延展至阴阳五行等哲学思想,这便是“天人合一”思想的源头。可以说,中国人最原始的、最基础的、最深邃的思想,便是“天人合一”。
春秋以降,中华大地上演了一出出战争与和平的大剧。令人感叹的是,“服饰”亦在实现和平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春秋穀梁传》记载,中原华夏诸侯的和平会盟叫做“衣裳之会”,共举办过11次;而代表炫耀武力的“兵车之会”只举办过4次。孔子提出的“武力不能逼迫友好”,强调的正是文明的力量。
▲河南安阳出土商代玉人。
▲三星堆出土商代晚期古蜀国鱼凫王青铜立像。
衣裳天下
二十四史中,“衣冠”一词出现600多次。
衣冠也延伸出一些其他意义。如文天祥诗曰:“四十羲娥落虎狼,今朝骑马入真阳。山川莫道非吾土,一见衣冠是故乡。”衣冠传达着故土怀念之情。
总之,“衣冠”成为古代文人追求的高尚目标,归结起来三个字——“做君子”。
周代早期,古公亶父之子太伯和虞仲让位三弟姬历,南下太湖,使当地从断发文身进化为衣冠繁华,才有了后来强大的周王朝和富庶的吴国。
楚国地处偏远,筚路蓝缕,但他们积极学习、融入衣冠文明。战国文物,楚衣是最多最好的。孙机先生曾说:“曲裾深衣的楚士完全可以比肩于六国冠冕。”由此可见衣冠文明的重要性。
历史上,中原衣冠文明对鲜卑、契丹、蒙古、女真等民族产生了重大影响。《资治通鉴》记载:隋文帝三年,突厥启民可汗入朝觐见,要求改穿华夏服装,主动提出要解辫、束发。唐朝服饰的辉煌更是盛况空前,王维诗句“万国衣冠拜冕旒”成为盛世的写照。
所谓衣冠文明,特点有三:一为天人合一,万物一体、共存共生;二为家国同构,中国一人、天下一家;三为执两用中,惟德是辅、守正创新。孔子曾认为服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人心,孟子也非常重视服饰的教化功能。中华文明的本质就是人之为人,使人的内心世界、行为表象与社会结构、天下格局都和谐一致地共存共生。
“垂衣裳而天下治”。衣冠文明的春风化雨,让服饰不仅成为中国人的遮体避寒之物,还使其成为中华文明的囊括归藏之衣,成为中国与世界交流互鉴的桥梁和纽带。它带给人们的是美好、真诚与温暖,展现给世界的是和谐、平等与对话。
▲宋代《三礼图》中的冕服,展现了夏商周三代最重要的礼服。
作者简介:
张懿,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党委副书记,研究员,博士。发表《论中装的复兴》《新中装》等著作和文章。曾参与2014年APEC会议领导人服装研究与制作等工作。
来源:“道中华”微信公众号
作者: 张懿
编辑:刘雅
流程·制作:韩东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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