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镌刻着历史的印记，积淀着情感和认同。本期“道中华”邀请厦门大学彭兆荣教授“说文解字”，围绕“禾”“田”“国”三个字进行深入解读，发掘其中蕴含的中华文明根性，阐释其对于理解中华文化的启导意义。

“禾”

中国自古以来讲“家国天下”。但无论讲什么，首先都得先讲粮食，也就是我国古代所说的“禾”。

中国古人特别强调“天时地利人和”。这六个字中就有两个字都是“禾”旁，“从禾”。除此之外，汉文字中关于“禾”的字真不少，“年”“种”“税”“私”“秩”“科”“秀”等也皆从“禾”。历史上第一个统一“中国”的封建帝国名曰“秦”，“秦”也从“禾”。

这下明白了：人要活，家要立，国要兴，都得有禾粮。没有粮食，所有的道理都是空谈。“禾”可亲可爱，至重至要，古代称之为“嘉禾”，是吉祥之物。它既泛指予民以生计的农事，也指生长茁壮的稻谷。

说来也巧，我的家乡江西泰和之名正好源自“嘉禾”。有案可稽：泰和，古作“泰禾”，因“地产嘉禾，和气所生”而得名。江西是公认的水稻发源地之一，嘉禾之乡因稻谷生长而得名。中国第一部稻作农书《禾谱》的作者曾安止就是泰和人。《禾谱》是农史上继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后的又一部重要古代农书，是中国第一部水稻品种专著。苏东坡认为，“文既温雅，事亦详实。”可惜《禾谱》只剩下了残卷。

我的家乡泰和正好在井冈山地区。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革命根据地井冈山，就建立在吉泰地区（吉安-泰和）这一“嘉禾之地”。1927年，毛泽东、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井冈山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胜利之路。我也是到老这才悟到，原来那里就是“嘉禾-泰和-吉祥-胜利”之处。当然，人民才是胜利之本！所以，古代要当帝王的人，先得把“禾-农”的关系处理好，否则人民不可能拥戴。这也是为什么古代也把“嘉禾”比喻成王者的德绩，太平的象征，繁荣的景象。

▲北宋曾安止著《禾谱》。

禾又是灵秀的天物。何以给予这么高的评价？原因是，禾是天时地辰完美结合的产物。中国人的生命、生活、生计都是以年来计量的。就像我们在春节的时候放开嗓门喊：过年啦！为什么？因为“年”是四季之总称，是禾的形态，也属于禾族。过年其实就是谷物熟了，收成了，一年的辛苦有了收获，一年的生活有了保障，“考试”通过了！

陈梦家在《殷虚卜辞综述》中将“年”之“禾”释为“稔，谷熟也。”“年和稔同训谷熟。以年为谷熟，是假借为稔字。”所以，历代帝王在祭祀中向天申报时都要祈求“五谷丰登”。正是因为五谷大熟就是大丰年。丰年是太平盛世的标志，也是“王政”的业绩。即使在今天这样的价值和评价仍然不变，也不会变。

其实，这也是我们今天所追求的“和谐社会”。“和”从禾。“和”与“禾”同音，伴口。“口”为图片，原是一种古代的置器——向神祷告祝辞的祭器。“和”有和平、和谐的意思。在殷商卜辞里，“禾”经常与“年”交替使用。由此可知“年”的计量以“禾”为据，追求丰年、韶年。

一年的辛勤劳作，全部的美好期待，诚挚的丰收祈愿，全部化在“和”中。最通俗的解释，“和”就是有粮食吃。“和”（禾﹢口），明摆着就是“开口吃饭”。也只有建立了这样的“唯物主义”基础，才会有中国哲学最高境界的“道”的转化。难怪《中庸》这样告诉我们：“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当我们把“禾”（嘉谷）—“年”（丰年）—“礼”（登尝）—“祀”（神祝）—“和”（达道）放到一起的时候，我们终于明白，原来“和”从地上一直通天。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讲求“致中和”的道理。

▲岁稔年丰，颗粒归仓，是农民的朴素心愿，也是社会安宁和谐繁荣富强的物质基础。（图片来源：图虫创意）

“田”

禾从何来？回答：从田中来。天下的粮食都来自于“农业”。农业之重在于“田”，这也是为什么《齐民要术》的第一章名之为“耕田第一”。“田”在《释名》被解释为：“田，填也，五谷填满其中。”这其实是最为朴素的道理。粮仓充实了，就富裕了，就有礼了。“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讲的就是这番道理。

老百姓追求什么？四个字可概括：富裕幸福。人们常用富甲一方来表示地方的富裕。在我国的古代典籍里，田、富、福是串在一起的。用今天的白话说，有了田就可以种粮，有了粮食就富裕，有了富裕就是幸福。难怪，在这些字里面有“田（富、福）”，有“谷（裕）”。我就在想，难道人民所有的追求目标不都是这样的吗？中国人的主体是农民，当然把“富裕幸福”看成终极目标。

说起“田”，那还真不简单。按照我们的祖先认识的“田”，有点像今天的网络。甲骨文中的，意思就是在一大片垄亩上画出三横三纵的九个方格，这也是我们平常所说的阡（竖向田埂）陌（横向田埂）。有的甲骨文像畸形的地亩。有的甲骨文将阡陌简化为一纵一横。无论什么样的形态，都表示阡陌纵横的田地。金文、篆文与我们今天使用的“田”已经完全一样了。

▲云南元阳梯田。元阳梯田是以哈尼族为主的各族人民利用特殊地理气候同垦共创的梯田农耕文明奇观，规模宏大，气势磅礴。（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田在传统的文字造型中不是一个简单的单体字，还包含着小农经济的社会分工。我们古代讲究男耕女织（“牛郎织女”的故事原型也是从这里来）。这就是说，男人的本职工作就是耕田。这也是为什么“男”的构造是“田﹢力”，原来就是在田里卖力的人。《说文解字》：“男，丈夫也。从田从力。言男用力于田也。凡男之属皆从男。”

说“田”不简单，还因为它几乎把中国古代的道理-治理都包裹进去了。与之发生关系的有：里、甲、佃、亩、畋、甸、畿、稷、苗、畕（即“疆界”之意）、畴、壘等；而这些又都与田地、里甲、国家、边疆等历史和制度有关联在一起。

我们在读古代典籍的时候，经常看到有这样一个概念：井田。在我国古代社会，“井田”完全可以编列出一系列相关的社会关系。比如，“井”是“家”的代表，“背井离乡”被描绘成失去家园的凄惨情状。“井”是乡土观景至为重要的生活必需，久之，也变成了“家乡”代表性符号。

所以，我们所听说的“井田制”，无论作为政治制度是否真正存在（学术界有争议），都不妨碍中华民族传统文明的“道理”：包括宇宙观（天圆地方）、政治制度（井田制）、都城形制（城邑—国）、管理制度（里甲制度）、乡村聚落（邻里关系）、王城街区（街坊区划）等，都与“田”有着千丝万缕的交织。至少，井与家联系在一起。《说文》说“八家一井”。

有井就有田，有田就有里（理），里这个字其实就是“田+土”，表示赖以生存的住宅与田地。《说文解字》：“里，居也。从田从土。凡里之属皆从里。”说明“里”与“家”同构。而家不只一户，是不同的农户组成的亲属共同体（汉族的村落最为典型），所以就有了“邻里”关系。“里”不仅指邻里关系，也是行政单位，是计量单位，还是管理制度，比如里甲制度。可以说，古代的“农村基层干部”不是什么“书记”“村长”。我们古代（迟至清代）地方基层组织的“管事”称长官里尹，诸如里吏、里正、里君、里长、里胥、里宰等。在大的历史范畴中，皆属于里-甲制，反正都是管“田”的。——这两个字一眼就能看出“田”的身影。

▲田地构成了人居的根本，也是社会得以组织、乡土文化得以增长的基础。图为江西婺源古村落。（图片来源：图虫创意）

“国”

有田才有国。这是中国传统“社稷国家”的终极解读。《管子》曰“后稷为田。”后稷为周朝始祖，也是农神。我国自古便将“社稷”作为“国家”。“社”就是祭拜土地，“稷”是粮食的总称。

这样的逻辑很明晰：有了田地，有了粮食，就有了国家。所以，国家的首要政务来自于“农正”。而“政”这个字就是从“农正”来的。《说文解字》解得很清楚：“政，正也。”这也是古代政治以“田”为“政”的基础，——即田政。这下理解了，为什么国家每年的“中央第一号文件”（非常时期除外）都是针对农业的。原因就在这里。

那国与田有什么关系呢？关系可谓密切。简单地说，我国古代的城郭（其实就是囗-國）营造形制正是以“田”为模范。《周礼·考工记》中有这样的句子：

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

其实，这样的城郭结构都是模仿田畴的形制——阡陌格式（设计界通常用“棋盘式”）来复制。在《周礼》中的王城建制，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城郭与田垄之间的紧密关联，包括方形或长方形，以及“坊市”“里坊”等，都与传统农耕作业的井田制相互配合。长安作为中国为数不多保持其最初布局的城市之一，保留下了棋盘式的街道布局。

这也形成了我国古代城郭建制的第一个特点：都市设计采取方形。田-囗-國的形制都是方形（长方形）。从大的原则上说，这也是“天圆地方”的照映。北京皇城的建制基本上按照周礼《考工记》王城规划理念设计的：首先，“择中”立宫，对称布局，确立南北中轴线。其次，“前朝后市，左祖右社”布局。再次，城中有城，即内城和外城的古代“城郭”形制。又再次，布置城门以配合经纬垂直的道路。

田-囗-国的田地形态成了城郭的第二个特点。具体地说，城郭的营建无不以井田之秩序和格局为模本，与传统农耕作业的井田制相互配合。《考工记》对这个说得很详细，后人注疏也清晰地说明城郭的形态是按照农田的形态仿制的。

“建城”的目的是什么？建国。“城”与“国”同构。这成了国家第三个特点。《周礼》：惟王建国。按照我们老百姓的理解：要当国王的人，就要先建国，要建国的人，必须先建城。因为城是国的标志。

▲元·王祯《农书·耤田》图。

那么，维持国家靠什么呢？“农政”，——主要就是征收税赋。这是第四个特点。“政”的本义是“征（徵）”，就是征收税赋。具体的情况是，通过田地的大小、土壤等级的高低，农户的农作情形实行税收。“税”者，从“禾”也。就是用禾谷兑换田赋。而“田赋”的另一种形式，“租”亦从“禾”（税的省略），加上“且”（组织、征收），也是指征收作为赋税的谷物。无论如何，国家的主要政务就是通过征收田税来维持国家运转。（农）正-政（治）-征（徵）的线索把国家政治（治理）给挑明了。

所以，要当好国王，当好“家长”，就要下地干活，起表率作用，哪怕是象征性的。这也是为什么我国古代的帝王无不亲躬。具体的方式是通过特殊的礼仪“耤田礼”，——专门为天子举行“下田干活”的皇家仪式。这也一种农政的表示和表演，从周代一直延续到清末。古籍上说：“天子亲耕之田也。古者耤田千亩，天子亲耕用供郊、庙齍盛，亲躬天下之农。”那意思是，天子亲耕，虽为表率，实为政务。这种耤田仪式在几千年的演变中，逐渐演变成了繁缛的皇家礼仪。

以清代为例：皇帝身为表率，亲率大臣躬耕，为表达对农业生产的重视，清代于每年一、二月在先坛祭先农神，行“耕耤礼”，皇帝在天田亲率众臣扶犁耕地。此时演奏的音乐，即《御制律吕正义后编》中的《三十六禾词》乐章。《三十六禾词》词谱共三十六句，曲名大概与此有关。据记载，歌词由清代三朝元老康雍乾时期大学士蒋廷锡撰写。

▲先农坛，位于北京市西城区，是明清两代皇帝祭祀山川、神农等诸神的重要场所。祭祀先农和亲耕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周朝，但不是每年举行。明清两代，成为国家重要的祭祀典礼。（图片来源：图虫创意）

国之太平谓之和。“和-禾”首先是粮食。而致中和作为中国古代所追求的最高哲学理念，以及自然界和社会秩序和谐的理想状态，正是脱胎于传统的农耕文明的原型，也是中华文明贡献给世界的伟大智慧。

作者简介：

彭兆荣，厦门大学一级岗教授，博士生导师。原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人类学系主任，厦门大学旅游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类学学会副秘书长，中国文学人类学学会副会长，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会副会长。四川美术学院“中国艺术遗产研究中心”首席专家。

来源：“道中华”微信公众号

作者： 彭兆荣

编辑：刘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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