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迁徙》剧照

1.

在我心里，以影像记录方式对羌族文化有贡献的“外人”，应该有两位，他们毋庸置疑地成为“羌族文化的记录者”。

一位是四川摄影家徐献。羌族诗人羊子称他为“羌族的徐献”、“进来的徐献”。多年来，徐献以行者身份一步一步、朝觐般地走进岷江上游的羌族村寨。曾经用两年多时间模糊摄影师身份，深入到高山深谷之中，用心灵、情感、智慧及勇气介入每一个羌族生活、生产场景，埋头摄影，为羌族文本文化的建立做出了令人仰视的努力和贡献。他的黑白摄影集《羌地绝影》完整记录了地震前后的羌寨生活，首次呈现给世界最生动鲜活的羌族文化形态。2007年，我曾约请徐献为《中国民族》杂志拍一张羌族全家福，结果他发来的是一张汶川县龙溪乡阿尔村全体羌民的合影，让我惊喜万分。照片刊登不到一年，汶川地震，阿尔村被毁，这张人数最多、最特别的羌族全家福也成为绝响。

另一位是被誉为“具有人文情怀导演”的四届华表奖获得者宁敬武。汶川大地震后，宁敬武怀着对羌族文化的热爱和敬意，花四年时间精心积累，克服泥石流、高海拔等带来的困难，坚持真实呈现羌族文化，终于2014年5月完成了其电影作品《迁徙》。

《迁徙》根据羌族小说家谷运龙的同名小说改编，以“5·12”地震后羌寨异地安置于邛崃为背景，展现羌族人失去家园、迁徙他乡的故事，被称为一部现代民族史诗电影。《迁徙》也是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工程推出的首部作品，具有标志性意义。先不说这部影片的服饰、场景的真实，以及表现的风格，影片全部采用羌族非职业演员，以羌语进行对白，就连影片音乐和插曲也让北京民族电影节主席牛颂赞叹不已。最重要的是，《迁徙》首次以电影形式为羌族留下了一份生动的人类学资料，为羌族文化研究提供了宝贵影像。难怪一位学者评论《迁徙》说：影片突破了以往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对民族文化概念化和呆板表现的弊端，成为第一部有了时间感和现代性的优秀电影。

我要说的是：徐献和宁敬武都以不同方式，让我感受到羌族文化的了不起并为之感动。他们对羌族文化的表达方式让人难以忘却，而他们两人都是汉族。

电影《迁徙》剧照

2.

与在座一起观看影片的其他嘉宾心情不同，《迁徙》令我想起与汶川释比（羌族文化传承人)杨俊清的一段缘分。电影中很多场景真切再现了当年杨俊清给我描述的情景，观影的两个小时里，我似乎看到了他们，似乎就在他们中间。没有料想到时隔6年，我竟然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得以真正理解杨俊清和他的同胞。

当众多民族不幸湮灭在历史长河之中时，羌族作为一个古老的民族，为何能如此长久地繁衍生息并发展壮大起下来？《西南属夷小记》中记载：“姜姓出于西羌。”古代羌族主要活动在西北地区，这个早在甲骨文诞生前就在青海高地上、牧羊而歌的东方古老民族，随着时代变迁，为什么会在长江和黄河的上游，像蒲公英种子一样，派生出如此之多的、活跃在当今的少数民族？他们经历过多次迁徙，每一次都充满心酸和血泪。汶川大地震，迫使羌族人在现代再次迁徙，并开始对本民族文化进行重建。不同于历史上任何一次迁徙过程中发生的血腥杀戮迫害，这次迁徙充满了友爱，堪称民族迁徙历史上最温情也最温暖的一次。这样的迁徙，只可能发生在当今我们这样的国度。宁敬武在影片中用不经意的一个个细节，如给寻找新家地点的释比送酒、夹道迎接搬迁来的羌族同胞的一张张热情的笑脸、运送羌族同胞的长长车队……在寸土寸金都被商业化的现代社会，这样的守望相助不能不让人感动。

那么，那个我结识的真正经历过迁徙的释比杨俊清，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电影《迁徙》剧照

3.

2008年，从地震灾区来北京演出的杨俊清，是汶川县龙溪乡阿尔村巴夺寨的一位村民，也是羌族释比接班人。阿尔村是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县龙溪乡的9个行政村之一，是羌族释比文化的中心地。村子由4个羌寨组成，杨俊清的家就在巴夺寨村口。杨俊清相貌堂堂，气宇轩昂，释比气质鲜明。他的外公是释比，姨弟是释比，舅舅也是释比。与龙溪乡其他释比一样，杨俊清也在汶川县萝卜寨表演过。那里被称为是世界上最大、最古老的黄泥羌寨。

杨俊清在北京演出时我采访过他。当他看到《中国民族》杂志以前刊登过的一张照片中有他时，兴奋得像个孩子一样叫了起来：“这是我呢，这就是我呢，你看嘛。”马上对我产生了亲近感。他告诉我，他是怀着一种报恩的感情来北京演出的。他和同伴们走了好几天的山路，穿过余震造成的泥石流，好不容易走到通车的地方，再想法到达成都，然后来北京。他和同行的23位释比都希望能够把舞台作为祭祀场地，感谢全国人民对灾区羌族的关心，感谢政府对羌族文化的抢救。23位羌族民间艺人都是第一次到北京！北京那么大，显然超过了他们此前的想象！

地震那天，杨俊清在山上采羊肚菌，下山后找不到大哥了——地震夺走了大哥的生命。走到村口，太阳还没落山，村子里哭声一片，灰尘弥漫，很多人躲在龙溪边上叩头求神。立别村和阿尔村房子几乎全部垮掉，巴夺寨好些，全垮的房子不多，但立着的也已成危房，裂的裂，斜的斜。寨子里的邛笼(碉楼)1933年地震时垮过后只剩五节，“5·12”大地震后还剩三节。杨俊清不愿过多回忆当时情景，他只觉得那个时候自己找不到天神了。但他也隐约知道：自己生长的寨子不能安家了。

北京演出结束后，杨俊清回到家乡。他在新安置点找到了老婆孩子，在帐篷里安了家。震后条件很艰苦，没有电，也没有农事可做，日子在等待中度过，北京之行好像是一场梦。失去家园让人心痛，新建的家园是不是能够在原来的地方，还要听专家和政府的安排。离开祖辈生活的地方，前往陌生之地安家，我从电话中都能感觉得到他的惶恐和焦虑。即使他是羌族人中地位很高的释比，那又能怎样呢？

一个雨天的晚上，我又接到杨俊清的电话。他说给我打电话，让他感觉到有一种温暖。“不为别的，就是想和你说说话，这样心里会好过一些……”想到羌族同胞们在灾区黑暗的夜晚，想到他们失去家园讲着讲着，我的眼泪也掉了下来。

过了几个月，杨俊清和他的族人开始迁徙，政府为他们找到了安置新家的地方。大概忙于新家园的基本建设，加上他经常外出演出，我们的联系断断续续。我曾委托广州的朋友照顾和看望他被政府安置在广州上学的女儿。他的媳妇也给我寄来两双自己亲手缝制的羌族鞋垫，表达感谢之情。

图片左为杨俊清，中为老释比朱金龙（杨俊清的老师），右为余正国（原是一名当地的羌语老师）。他们是当地有名的释比。    梁黎2008年摄于北京

4.

关于迁徙，还有很多故事。我国唯一的羌族自治县——北川震后就曾迁移，很多羌族人带着不舍和留恋离开这个生活了多年的地方。

“这不是羌人的第一次迁徙。”北川县志撰稿人赵兴武说：“北川作为古羌人的聚集地，它的形成与发展历史就是伴随着天灾与人祸的不断迁移与融合。”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赵兴武介绍说：“地震给许多具有羌族特色的建筑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也造成了2万多羌族人口的死亡，但是大量的羌族群众还在，他们是民族文化传承的直接载体。北川在历史发展中成为羌汉杂居区域，虽然经过千百年的迁徙、融合，这里的羌族汉化现象非常严重。但是，羌语、羌绣、羌歌等羌文化的代表元素还存在于羌族人群中。因此，羌族文化的传承仅靠在新的居住地加上羌族元素是无法完成的。保存与传承羌文化，羌文化元素在羌人血液中的保持与强化必不可少。”

如果赵兴武看过《迁徙》这部电影，看到他说的羌语、羌绣、羌歌等羌文化代表元素，将永久地在电影故事中得到保存，并生动地传播下去。我想，他一定会很欣慰。

释比杨俊清，你和家乡的释比们看到这部电影了吗？你们，会不会也和我一样欣慰和激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