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瞿昙寺地区的文化交流中，可以进一步感受到我省汉、藏、回、蒙古、土、撒拉等各民族在历史上团结互助、和睦相处的史实。历史将继续证明，随着祖国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各民族间这种亲密无间的关系必将谱写出新篇章。”

      1982年，谢佐在《瞿昙寺》一书中如此写道。

      至今，谢老先生依然对瞿昙寺一往情深，并在新著中以“揭开瞿昙寺的谜底”为题抒发心声：希望国内外有意于“高原小故宫”者，多做深入考察研究。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青海第一批藏学研究专家，谢佐为何持续将目光聚焦于河湟谷地的瞿昙寺？这座被誉为“高原小故宫”的藏传佛教寺院又深藏着怎样的奥秘？

      如今，青海省博物馆展厅的醒目位置，摆放着瞿昙寺隆国殿的微缩木质模型；原藏于瞿昙寺的明代铜鎏金观音菩萨像，则作为“镇馆之宝”引人驻足瞻礼；还有铜鎏金国师印、象牙笏板、玉杯、玉卧马等珍贵文物，亦无声诉说着600多年前瞿昙寺之盛况。

      青海是除西藏之外全国最大的藏族聚居区，属于藏传佛教“后弘期”的发祥地、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典型地区之一，诞生了宗喀巴、十世班禅、喜饶嘉措等高僧大德。作为其中一座具有较强代表性的藏传佛教寺院，瞿昙寺彰显了佛教中国化之路，也是汉族、藏族等各民族文化交融发展的窗口，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历史上，藏传佛教对历朝历代中央政府的治藏稳藏起到了桥梁、纽带与管道作用，是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实现政通人和的重要力量。藏传佛教中国化是我国宗教中国化的典型，是藏传佛教发展的必然走向。坚持藏传佛教的中国化方向，是做好新时代藏传佛教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长期以来，青海藏传佛教一直拥有爱国爱教、守法持戒、团结进步、护国利民的优良传统。包括瞿昙寺在内的藏传佛教中国化在青海的实践历程，生动而深刻地反映了我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昭示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无疑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遗产。今年初，北京大学一位专家提出建构瞿昙学的设想，引发各方关注。前不久，由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和青海省政协共同主办的瞿昙寺与河湟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研讨会召开，会议通过了《瞿昙寺与河湟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研讨会共识》。与此同时，讲述河湟谷地变迁的原创舞蹈诗《河湟》隆重推出，并即将开启沿黄河九省区的巡演。

      的确，保护传承瞿昙寺文化以及河湟文化，深入挖掘蕴含其中的时代价值尤其是青海藏传佛教中国化的深厚底蕴，既是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的使命担当，也是牢固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要求。就此，记者专访青海省委党校原副校长、省人民政府参事谢佐教授，听他娓娓道来瞿昙寺的前世今生，讲述青海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历史与现实，解读中华文明突出特性对藏传佛教在青海发展流布的深刻影响。

青海省博物馆陈列的瞿昙寺隆国殿微缩模型

瞿昙寺一瞥

      记者：谢教授好！多年来您潜心研究瞿昙寺，想必感受尤为深切。那么在您看来，这座寺院究竟有何特别的魅力？

      谢佐：瞿昙寺所在的乐都是我的老家（现海东市乐都区瞿昙镇），我儿时常常在这座寺院的周边玩耍。多年以来，我一直没有停止过对瞿昙寺的探究，这其中既是乡愁乡情所系，更主要的则是因为这里的社会变迁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我对民族关系、藏传佛教的认知，乃至1978年我在中央民族学院（现中央民族大学）读硕士研究生时就将它当作了毕业论文的选题。

      坐落于湟水南岸的瞿昙寺，明代隶属西宁卫碾伯所。这一地区是往来东西的交通要道、进出藏地的必经之所，对历朝历代经略西北、治藏安藏至关重要。瞿昙寺之所以青史留名、倍受关注，主要在于它不仅是明代在安多涉藏地区由皇帝敕建的具有汉式风格的藏传佛教寺院，也是西北地区至今保存最完整的集土木建筑、壁画、雕刻于一体且实用性与艺术性完美结合的建筑整体，还因为其创始人三罗喇嘛及其所属的卓仓家族在明代中央政府有效管辖和治理涉藏地区中发挥了较大作用，作出了积极贡献。

      与青藏高原常见的藏传佛教寺院有所不同，瞿昙寺与北京故宫的建筑风格同出一脉，充分显现出皇家风范。其建造规格之高、格局之宏阔、技艺之高超，实属罕见、尤为珍贵。

      走进这座历经风雨沧桑的寺院，只见庭院楼阁参差错落，飞檐走壁精美壮观，时时处处都能触摸到中国传统建筑的厚重古朴，感受到中华文明的非凡气度。作为明代中央政府支持建造的寺院，其所承载的建筑、雕塑、绘画艺术和珍贵文物，无不是青藏高原佛教中国化、汉藏友好关系最鲜活的历史实证。

      惟其如此，时至今日瞿昙寺仍然是我心中无法割舍的一个“情结”，更是我们立足青海大地探究藏传佛教中国化、感知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重要寺院之一。

      记者：藏传佛教是佛教中国化的产物，有着鲜明的本土化、时代化特征。无论是当年明代中央政府对瞿昙寺的营建护持，还是600多年来瞿昙寺的安然存续，都从一个侧面生动体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那么，拥有特殊地位的这座寺院当初有着怎样的建造过程？

      谢佐：元末明初，原籍西藏山南卓沃珑地方的三罗喇嘛在青海湖地区修行，曾“为书招降罕东诸部”，率领家族和罕东诸部归顺明朝，于朝廷统辖西北、稳固青藏地区有功。后来，他又率部众东迁至碾伯一带，认为此地有“佛凤虎之势”，便选址开始兴建寺院，即如今瞿昙寺大殿所在的位置。

      “瞿昙”一词源自梵文，乃佛祖释迦牟尼的姓氏，其藏文写法也是梵文音译，与汉文称谓“瞿昙寺”基本相同。但同时在民间和一些藏文文献中，该寺被称作“卓仓多杰羌”，意为“卓仓持金刚佛”。由于三罗喇嘛家族来自西藏卓沃珑地区，所以被称作“卓仓”，其中“卓”有麦子的意思，“仓”有“家”或“家族”的意思，即“卓家”或“卓家族”。后来将“卓”译作汉语“麦”，然后又改“麦”为“梅”，成为梅家。这就是瞿昙寺主梅氏家族的来源。

      公元10世纪末，藏传佛教进入“后弘期”，各大教派为求得生存空间纷纷与地方贵族势力结合，为青藏高原政教合一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三罗喇嘛远赴应天府（今南京）谒见明太祖朱元璋，“来朝贡马请敕护持赐寺额”。这位开国皇帝欣然为其庙宇赐名赐匾，即如今瞿昙寺大殿外的“瞿昙寺”横匾一方。当时，三罗喇嘛还被赐封为西宁卫僧纲司都纲（都纲，指明代初年中央政府在边远地区所设主管佛教事宜之职），掌管一方政教事务。据寺内“御制瞿昙寺碑”(1408年)记载，“刺麻三罗，葳扬佛法，忠顺朝廷，我皇考太祖高皇帝特赐其所居寺额曰瞿昙”。这与《明史稿》所述相吻合。

      到了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又专门调集宫廷工匠赴青海为瞿昙寺建造殿宇佛堂，并派遣4位太监和指挥使田选奉旨监工。这次历时35年的扩建，使瞿昙寺大致形成了如今之规模。整个明代，先后有7位皇帝下达7道敕谕、两道诰命以维护瞿昙寺的地位，并御赐大量精美器物。到了清代，又对该寺进行过修缮。

      1982年，瞿昙寺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社会各界对它的关注、保护和研究进入了新阶段。

      记者：如您所言，瞿昙寺的建筑艺术颇具皇家风范，有着明显的中原汉式风格，是我们了解藏传佛教中国化的重要遗存。请您具体介绍一下它的建筑形制以及艺术特点。

      谢佐：瞿昙寺之所以被称为“高原小故宫”，主要就在于它超高规格的建筑形制，某种程度上可媲美同时期营造的北京故宫。这座寺院占地面积约40亩，坐西向东，背靠罗汉山，面朝瞿昙河、凤凰山，依地势高低而建，于中轴线上修建了瞿昙寺殿、宝光殿、隆国殿，三座殿堂层层递进、左右对称，并配以回廊、钟鼓楼、藏式白塔、配殿等附属建筑。

      从山门殿入内，有御碑亭院，其形制如同故宫角楼，左右分别是立于永乐年间的“御制瞿昙寺碑”“御制瞿昙寺后殿碑”。往后，由金刚殿至隆国殿两侧均围以廊庑并连檐通脊，恍若画轴长卷。尤其是隆国殿两侧的抄手斜廊格外珍贵，这种唐宋时期颇为流行的回廊规制，如今全国仅此一处尚存。

      作为整座寺院中最大的建筑，隆国殿以北京故宫奉天殿(今太和殿)为蓝本修建，建成于明宣德二年（1427年），殿前左右对称的大钟楼、大鼓楼则模仿奉天殿两边的文楼和武楼而建，属于典型的明代官式建筑程式。

      据专家考证，无论是房梁斗拱形制、外部抱厦结构，还是门窗隔扇“簇六雪花纹”、屋顶吻兽、枋头“霸王拳”，瞿昙寺建筑的诸多细节均与北京故宫建筑一致无二。当然，这些建筑也不乏地方特色。譬如其整体的大木结构和别具一格的前檐木装修，还有分布于寺内大殿周围的4座藏式白塔，等等。如今我们漫步寺中，青瓦红墙犹在，砖雕石刻留痕，松柏丁香繁茂，藻井式吊顶与精美壁画交相辉映，“寿”字木刻与“卍”字符相映成趣，蕴含于建筑细节中的融合之美俯仰皆是。

瞿昙寺的象背云鼓

      记者：确实，各民族文化交流交融在瞿昙寺建筑中体现得尤其充分。寺里的回廊堪称我国古代建筑史上的精品，而绘于其间的壁画更是享有“前有敦煌、后有瞿昙”之美誉。关于这些壁画，您认为有哪些值得特别关注的？

      谢佐：瞿昙寺的回廊既是建筑艺术的长廊，也是绘画艺术的长廊。除了佛堂大殿内外的壁画，尤以走廊中的壁画最为精美。敦煌壁画的绘制年代主要是从北魏至元代，而瞿昙寺壁画正好弥补了其后明、清时期的空缺，对我国西北地区的寺院造型艺术有着重要影响和辐射作用。

      目前，瞿昙寺有保存完整的壁画廊28间，面积超过1700平方米，主要用连环画形式讲述了佛祖释迦摩尼从降生到成佛的故事。其中，《深山朝佛图》颇具深意：年轻的高僧在深山盘坐修行，一些赶着牦牛的信众手提奶桶、身背酥油从各地前来供养，而画作左侧则是身穿盔甲、挥舞大旗的一队人马，似是寻人而来。整个画面生动写实、引人遐想，似乎在印证着民间关于建文帝逃离应天府宫廷、隐居瞿昙寺的传说。

      融合了汉、藏乃至域外民族艺术风格的瞿昙寺壁画，堪称明代壁画艺术的高峰之作。其中，三大殿的壁画明显受到尼泊尔风格的影响，同时又不乏明代绘画艺术对人物、花草、鸟兽造型的细致刻画。殿中的五方佛造型源自西藏阿里的古格王朝，而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图则出自汉传佛教。在回廊壁画中，鲜明展现出中原地区青绿山水画风，这种风格又影响了高原本土画派的创作。而壁画中清代的补绘部分，则明显可见唐卡等传统热贡艺术的技法。

      总之，瞿昙寺壁画从一个侧面见证了我国古代各地区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互鉴、融合发展，极其珍贵，我们应该进一步把它们保护好、研究好。

瞿昙寺回廊的壁画一角

      记者：除建筑、壁画外，这座明代中央政府尤其青睐的寺院曾连年获得赏赐，由此遗存下来的许多国宝级文物都见证了那段历史。请您给我们讲一讲这些文物的故事。

      谢佐：确实如此，瞿昙寺当之无愧是青海地区明代文物的一座宝库。其中，省博的“镇馆之宝”明永乐铜鎏金观音菩萨像，就是寺院上层“灌顶净觉弘济大国师”班丹藏卜离开应天府返寺时带回来的。这尊宝相庄严、栩栩如生的佛像高1.46米，底部刻有藏文、汉文和梵文，是我国现存最高、最大的铜铸菩萨像，不仅代表了明代铜鎏金造像艺术的最高水准，更体现出明代中央政府对藏传佛教的重视。

      现存于瞿昙寺隆国殿内的花斑玉制须弥座规格极高，四周雕饰以祥云、莲花纹样。宝座前竖有一牌，通高约2米，从左至右依次用梵、汉、藏文书写“皇帝万万岁”鎏金字，四周刻有腾龙、莲花、牡丹等图案，制作精美。由此可见，当时僧俗群众在供奉佛祖时念念不忘朝拜皇帝，是神权与皇权并立的真实写照。

      同样立于隆国殿内的“象背云鼓”也让人过目不忘——优雅的石雕大象跪伏于花斑玉须弥座之上，鼻卷莲花，悠然回望，背上托起木雕的叠云，云间架着一面真鼓，拜佛时磐鼓声起，寓意吉祥和谐。这一石雕珍品由明代初年的宫廷匠人特制，现已成为海东市旅游标志和文创产品的灵感之源。

      此外，寺内现存明清时期汉、藏文匾额11方，所书内容除殿名外，以佛法教义为主，都是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物。整个明代，朝廷在甘青地区敕赐匾额的寺院只有5所，属瞿昙寺得赐最早、最多。加之寺院里的5通明代御制汉、藏文碑刻，其受重视程度和重要地位可见一斑。在寺内的钟鼓楼中，还珍藏着《甘珠尔》《丹珠尔》《宗喀巴大师文集》等藏文佛经及著作400多卷，史料文献价值不菲。这些，都有待我们进一步整理、研究。

瞿昙寺的“皇帝万万岁”牌

      记者：瞿昙寺能够成为河湟谷地乃至青藏高原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寺院，与明代中央政府的大力扶持密不可分。这种倚重还有哪些具体表现？它又是如何成为明代经略西北、稳固青藏的重要纽带的？

      谢佐：在我们乐都，曾经有一首藏族古老歌谣这样唱道：“玉石栏杆的主人，瞿昙寺八都纲的主人，七禅师的地堡……”这里的“玉石栏杆”指的是明代皇帝的宝座，“八都纲、七禅师”则是指瞿昙寺曾有8位都纲、7位禅师受封。后来明成祖还将三罗喇嘛的两个侄子封为大国师，是明代给予西北地区“一寺二国师”的最高礼遇。

      当时，明代中央政府为瞿昙寺赐匾额、修佛堂、派太监、立碑记、封国师、赐印号，以寺院为纽带加强了与青海地方上层政教首领之间的领属关系，客观上起到了稳固统治、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积极作用。瞿昙寺的显赫地位及其重要影响，是中央政府施行“多封众建”“因俗而治”“土流参治”策略，不断赋予藏传佛教寺院以政治、经济和宗教权力而逐步形成的。

      事实上，不仅是宫殿式建筑风格赋予了瞿昙寺崇高地位，而且整个明代瞿昙寺上层与皇家的关系从未间断，并使其成为当时河湟地区的政教中心。在受到朝廷恩遇时，僧众也以“进贡方物”“抚化部族”“焚修香火、聆僧通经”作为回报。

      每有寺院的国师进京朝贡，必获皇家的厚重赏赐。瞿昙寺钟楼上有一口铸于明宣德年间的青铜巨钟，当地民谚赞叹说“乐都钟响，化隆马惊”，从侧面反映了当时它的影响力之广、之深。

      历史上瞿昙寺曾领属十三寺，皇家分封“卓仓七条沟”作为其“香火地”，当地各族民众都向寺里纳粮草、支差役，周边的草场、森林等不动产也统一由寺僧所管。明代末年，该寺僧众一度达到500多人，盛况空前。

      放眼河湟谷地，尽管佑宁寺、广惠寺等寺院也是在皇室支持下兴建的，但能够仿宫廷建筑风格兴建的惟有瞿昙寺，因此它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明代中央政府权力的象征。

      清代以降，随着塔尔寺等的发展兴盛，瞿昙寺的影响力日渐式微。但时至今日，瞿昙寺的政治历史价值、人文艺术价值、旅游开发价值仍然是不可估量的，尤其值得我们珍视。

原藏于瞿昙寺的明永乐铜鎏金观音菩萨像

      记者：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藏传佛教文化、河湟文化作为黄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中华文明突出特性。那么，从更广阔的社会背景来观察，历史上瞿昙寺所在的河湟谷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呈现出了怎样的面貌？

      谢佐：青海省东部与甘肃兰州以西相交汇的河谷地带，即为我们常说的河湟谷地。这里自古以来就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场域，世居有汉、藏、回、蒙古、撒拉、土等民族。奔腾的大江大河孕育出厚重的河湟文化，在各民族共同的传承中不断发展，最终融入生生不息的中华文化之血脉。

      明宣德三年(1428年), 明代中央政府于青海西宁开儒学、建文庙，实施开科取士政策，加之“移民实边”已久，使得儒学教育越发普及。在中原文化长期浸润之下，河湟谷地日渐形成儒释道文化、藏传佛教文化、伊斯兰文化等共生共存的人文景观。

      在河湟谷地，儒家文化与藏传佛教文化的互动长期、普遍而深入。比如儒家的仁爱观与佛教的慈悲为怀，儒家的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与佛教的克己慎行、正己化人，等等，具有高度一致性，它们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孕育于河湟文化、又融入河湟文化的瞿昙寺，无疑也是河湟文化的标志性存在。

      透过瞿昙镇杨、盛、徐、刚、李等姓氏的家谱也可以看到，当地许多人的祖辈来自江浙、江淮一带。他们也许是当初参与建寺的工匠，也可能是移民实边的士卒或者做买卖的小商贩，落脚湟水两岸安身立命、繁衍生息，最终成为地道的高原人。

      而明清时期及民国年间在此经商的秦晋商人，则被青海人称为“客娃”，他们将家乡的秦腔、眉户（地方戏曲）等带到了河湟地区。在我幼年时，瞿昙寺后边的新城街就有“客娃”开的诸如“诚信和”之类的商号，当地人向他们学会了哼唱秦腔、眉户曲调。当然，每年农历六月热闹非凡的瞿昙“花儿会”，更是让人们如痴如醉。据说，这里的“花儿会”是由清代瞿昙寺北侧关帝庙的庙会发展而来，乡民为祈盼粮食丰收到寺庙里敬神拜佛，久而久之便成为约定俗成的隆重节庆，众人共同漫起了一曲曲河湟“花儿”。2005年，瞿昙“花儿会”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从如今瞿昙寺周边的土夯墙遗迹，不难想象这里曾经是何等人声鼎沸、香火旺盛。随着寺院的兴建，来自各地的信众和商旅逐渐在周围发展起来一座小城镇。直至明代万历年间，瞿昙寺在10里开外修建了其下院——药草台寺，以供僧众静心礼佛。

      进入新时代，在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进程中，保护传承瞿昙寺文化以及河湟文化对于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助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意义更加重大。我们高兴地看到，以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契机，瞿昙寺的保护与修复工作得到进一步加强，有关方面正着力把瞿昙寺等重点文化遗产打造成河湟文化的标杆、文旅融合的典范、民族团结的样板，瞿昙学也有望得以构建，河湟文化研究将得到整合、提升，以此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历史经验。

      记者：您的讲述，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加鲜活、立体的瞿昙寺。在青海藏传佛教史上，瞿昙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那么，这对于青海藏传佛教中国化有着怎样的启示？

      谢佐：的确，寺院是我们了解藏传佛教发展流布、同社会生活相适应的重要窗口。瞿昙寺历经600余年而魅力不减，我认为其启示主要有三点：

      首先，我国宗教无论是本土宗教还是外来宗教，都深深嵌入了拥有5000多年历史的中华文明，深深融入了中国的社会生活。藏传佛教作为扎根中华大地、融入中华文化传统、适应中华民族与中国社会的中国化宗教流派，在传承过程中始终与中华文化相融合、与我国社会相适应，成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宗教。

      佛教自传入青藏高原经过约1300多年的发展，完成与当地自然环境、民俗文化、政治历史的融合，烙上深刻的地域文化印记，形成了以中华文化为根脉、具有区域和民族特点的藏传佛教。这一中国化的过程，伴随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也是佛教文化逐步融入中华文化的过程。

      青海是藏传佛教发展“后弘期”的主要地区。瞿昙寺原属藏传佛教萨迦派，清代初期改宗为格鲁派。除了瞿昙寺，还有为纪念宗喀巴大师诞生而建的塔尔寺、大师剃度出家的夏琼寺以及宏觉寺、大佛寺、丹斗寺、隆务寺、都兰寺等，都见证了历史上青海藏传佛教中国化的进程。

      其次，任何一种宗教，都要很好地同时代发展、社会需要、人民需求及国家要求相结合，否则就会被历史淘汰。

      明代承袭元制，以支持藏传佛教为重要的治藏方略，包括瞿昙寺在内的各教派主要寺院成为中央政府联结青藏高原、抚边稳藏的纽带，青海藏传佛教及其寺院得到空前发展。清代，青海藏传佛教寺院的派属、类型等基本定型。近代，藏传佛教不断融入时代发展，汉藏佛教文化的交流不断加深。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藏传佛教“政教合一”制度被废除，开启了新的中国化发展方向，进入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新的历史时期，爱国爱教等优良传统得以传承弘扬。

      再者，藏传佛教能够发展至今，离不开历代先贤大德始终坚守爱国爱教、守法持戒、团结进步、护国利民的优良传统，并率先垂范、身体力行地将其发扬光大。遥想当初，三罗喇嘛审时度势成就了倍享皇家荣光的瞿昙古寺。长期以来，青海宗教界涌现出了一大批爱国爱教典范。他们出家不忘爱国、修行不忘济世，成为不断推动藏传佛教中国化、与时代社会相适应的重要力量。

      记者：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指引下，青海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不断推动藏传佛教健康传承发展，深入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作出了许多有益探索。请您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谢佐：青海承东启西、联疆络藏，自古便是保障西部稳定、维护祖国统一的战略要地，也是多民族聚居、多宗教并存、多文化融合的典型地区。目前，青海省藏传佛教5个教派齐全，以塔尔寺、瞿昙寺等为代表的寺院在全国藏传佛教界地位显著，是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场所。

      这些年来，青海藏传佛教的发展始终坚持守正创新本土化，坚定不移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牢牢把握维护祖国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这个涉藏地区工作的着眼点着力点；始终坚持深入推进法治化，全面提升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构建涉藏基层宗教治理“一核多元共治”新格局；始终坚持与时俱进现代化，落实涉藏州县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项目，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完善僧尼社会保障体系，普及科学历史文化知识，倡导现代生活方式，不断推动信教群众增强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全省有1座寺院被授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荣誉称号，有3位宗教界人士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称号，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进宗教活动场所”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以寺院为载体有形有感有效做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稳步推进，为藏传佛教在新时代的健康传承打下了坚实基础。

      在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光辉典范十世班禅大师，中国佛教界泰斗、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坚定践行者喜饶嘉措大师等的影响和带动下，青海藏传佛教爱国爱教、守法持戒、团结进步、护国利民的优良传统在新时代进一步得到弘扬。特别是在汶川地震、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新冠疫情等重大灾难面前，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全面小康进程中，在确保“一江清水向东流”的三江源生态保护实践中，青海藏传佛教界团结广大僧众与信教群众和衷共济、守望相助，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当前，全省藏传佛教领域总体健康有序、正向发展，涉藏地区僧俗和衷、寺庙和美、宗教和顺、民族和睦、社会和谐的大好局面不断得到巩固，实现了长期持续全面稳定，在维护国家安全和祖国统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方面持续发挥着重要作用。

新建成的瞿昙景区大门

      记者：瞿昙寺内，劲柏傲然挺立，丁香余韵悠长。感谢您带我们领略这座佛刹名寺穿越古今的非凡魅力，感知“大美青海”的另一重深意。

来源：《中国民族》杂志2023年第10期

受访者：青海省委党校原副校长、省人民政府参事 谢佐

采访者：本刊记者 龙慧蕊 王孺杰

图片摄影：李小林 龙慧蕊

责编： 张红彬 张昀竹 刘雅 李文婷（实习）

流程制作：高宁（见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