檐宇重重，古刹清幽。

      单檐、二重檐、三重檐，宫殿式大木结构建筑错落有致，空间布局颇具匠心；

      不施油漆、未做彩画，仅靠精湛的砖雕、木雕加以装饰，显现自然本性，且图案精美繁多，令人目不暇接；

      坐西朝东的大殿内，八角式天花藻井形如一把张开的巨伞，墙面屏风上“受戒受经兼受诏，为王为圣更为师”等诗句流传百世；

      六角攒尖顶式宣礼塔，各层斗拱形制不尽相同、变化多端，越往上越显华丽，造法也愈发灵活；

      ……

      见微知著，睹始知终。

      探访青海，洪水泉清真寺非同寻常的建造过程、精妙绝伦的建筑艺术，为我们打开了一扇认知伊斯兰教中国化的窗口。作为青海省境内年代较早且保存最为完整的清真寺之一，这个占地不过9亩的小小四合院，采用中国传统的汉式殿宇形制，融合回、藏等民族的建筑风格，呈现了中式清真寺的基本面貌，处处体现着伊斯兰教中国化的特点。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

      伊斯兰教在我国传承了1300多年，也在中国化道路上不断探索了1300多年，洪水泉清真寺正是伊斯兰教中国化的生动写照。那么，它是如何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彰显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特性的？在各民族长期广泛深入交往交流交融、多元文化交汇融合、多种宗教和谐并存的青海，伊斯兰教中国化经历了怎样的历程？推进伊斯兰教中国化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有着什么样的重要意义？就此，记者专访了青海省委党校民族宗教学教研部主任、教授马明忠。

      记者：马教授好！作为长期在青海从事伊斯兰教中国化研究的学者，洪水泉清真寺肯定是您关注的一个重要对象。在您看来，这座拥有600多年历史的古寺究竟有何特别之处？

      马明忠：据民间传说，洪水泉清真寺始建于明代，最初规模并不大，后来经过了5次扩建。其中，清乾隆年间由当地穆斯林群众集资，历时13年形成了如今的规模。在建寺过程中，数百名各民族工匠陆续从山西等地来到这里参与修建。整座寺院由影壁、山门、宣礼塔、大殿、学房等组成，建筑群依山而建，主次有序，布局紧凑，建筑面积达1600平方米。从伊斯兰教中国化的视角来观察，我认为洪水泉清真寺的特别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寺院整体建筑采用中国传统的汉式殿宇形制，尤以砖雕、木雕最为精美。它的风格融汉、藏、回等民族文化以及释、道、伊等宗教文化于一体，成为青海省乃至全国较为独特的建筑形制，生动体现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堪称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典范。

      其二，该寺院地理位置特殊（位于今海东市平安区洪水泉乡，东距市区31公里、西距西宁市40公里），自古这一带即为河湟流域的核心地区，属于唐蕃古道和古丝绸之路南线重要的枢纽，早在西汉时期朝廷就在此设置了安夷县。从寺内后窑殿屏风板上雕刻的诗词可推测，创建清真寺的先贤顺应自明代以来实行的移民实边、因俗而治的边政方略，使寺院充分融合了伊斯兰教经典教义和中央政府治理理念，是伊斯兰教信众爱国爱教的有力实证。这一点，也是洪水泉清真寺影响广泛深远的重要原因所在。

洪水泉清真寺一角  李小林 龙慧蕊/摄

      记者：古建筑犹如历史的镜鉴。洪水泉清真寺山门前的精美影壁尤其引人注目，这方影壁的背后有着怎样的讲究呢？

      马明忠：的确，这方影壁意蕴深厚，是典型的中国化的清真寺建筑风格，也是我们了解洪水泉清真寺的代表性遗存。整个影壁长10米、高6米、宽0.86米，仿木青砖材质，由基座、墙身、瓦顶三部分组成。其中，基座为须弥座，雕有牡丹、莲花、石榴、芭蕉等图案。墙身两端立砖墩为倚柱，下部束腰做成了莲花须弥座，分别刻着“狮子滚绣球”“太狮少狮”等图案，墙体则雕以“卍”字纹饰做边框，内里镶嵌着形似绣球相连的六方连续锦缎式花瓣纹饰，以花瓣为盘，花蕊里又雕刻有255朵形态各异的花卉图案，如牡丹、菊花、柿子、月季、石榴、佛手、葫芦、莲花以及狮子、蝙蝠、“寿”字、太极图等，当地民间称之为“百花图”或“百馍图”。

      据传，当年砖雕师傅制作这些“硬花活”时，当地群众给他们做的馍馍花纹每天都不尽一样,于是他们从中汲取灵感并付诸创作，最终在影壁上留下了如此充满意趣的“百馍图”。

      这幅砖雕“百馍图”，也是对中原地区“面塑”即“礼馍”习俗的传承。作为汉族民间习俗中不可或缺的主要用品，“礼馍”早已成为礼俗事象中的重要标识。其称谓虽因地而异，但凡逢年过节、婚姻嫁娶、生丧寿庆等活动，都会制作花色繁多的礼馍。

      河湟谷地自汉代赵充国开始屯田移民实边，加上又是古丝绸之路南线及唐蕃古道必经之地，各民族你来我往，中原地区的先进工艺和多样的文化习俗不断汇聚于此。肇建洪水泉清真寺的明代初期，正值移民高潮，这些从内地迁徙而来的移民与青海当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长期共同的生产生活中形成了颇具地方特色的民俗风情。比如，直到如今，许多青海人都会说其祖先来自南京珠玑巷。洪水泉清真寺通过砖雕把“汉风南俗”的“礼馍”习俗转化成建筑图案，亦是自然不过的事情。

洪水泉清真寺影壁  李小林/摄

      记者：在历史上，伊斯兰教为适应中国社会需要，以儒、释、道思想建立起一整套道德规范，阐明忠君即是顺从真主、遵从国法即是遵行教规等，清真寺则往往以物化雕刻图案的形式将其反映出来。洪水泉清真寺闻名遐迩的建筑雕刻，便是如此。那么，它们具体是如何生动体现我国各民族文化、各宗教文化交流融合的？

      马明忠：我们还是以上面说到的这方影壁为例，因为它比较集中地体现了中华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交流互鉴。比如，影壁墙基上的莲花须弥座是佛教传统建筑和雕塑的基座，喻意“莲开八方、方方吉祥”；墙身的“卍”字纹饰在佛经中有无限循环“轮回”之意，也是藏族民众生活中常见的工艺纹饰图案，寓意着“富贵不断头”。清真寺建筑中出现“卍”字纹饰则是纯粹的审美需求，呈现了民族文化、宗教文化的采借涵化。

      在影壁最上面正中位置还雕刻有道教太极图，表现了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以及孔子“吾道一以贯之”的思想。形似意同，此处借太极隐喻“真主惟一”之理念，将伊斯兰教的信仰用儒家、道教思想加以阐释，用中国本土化图案呈现出伊斯兰教内在的信仰本意。在寺内大殿的隔扇条环板上，也分别刻有象征佛教和道教的图案，如佛教中寓意吉祥的法轮、宝伞、金鱼(双鱼)等器物构成的“吉祥八宝”，道教中由八仙所持的宝剑、扇子、葫芦等器物构成的“暗八仙”，都充分展现了佛教、道教文化符号在清真寺建筑中的互鉴融通。

      此外，洪水泉清真寺建筑的屋脊、柱头等多处雕有龙凤造型，前廊的月牙房梁上还有“二龙戏珠”木刻，这无疑是中国社会皇权象征与伊斯兰教有机结合的产物。与此相对应，大殿里曾供有“皇帝万岁万万岁”牌匾，木屏风板上刻有诗句“不习音文不自为，只缘无极体真知。光传混沌初开后，命立乾坤未有时。受戒受经兼受诏，为王为圣更为师。唯遵钦旨阶前兴，杜绝千秋万古凝。”这些古迹遗存，至今被当地群众津津乐道并视为珍宝。

洪水泉清真寺“二龙戏珠”木刻

      明清之际，中国的许多穆斯林学者既通晓伊斯兰教教义，谙熟阿拉伯文、波斯文，又熟读儒家典籍兼及佛、道各家义理。他们在汲取宋明理学思想基础上，运用儒家学说的概念、范畴、语词和表述方式著书立说、解释经籍，宣扬伊斯兰教教义，形成了“伊儒会通”的文化现象。清初，学者刘智提出：“清真之礼，出自天方圣教，而儒家之礼，多相符合。虽风殊俗异，细微亦有不同，而大节则总相似也。”学者马注也认为：“回之与儒，教异而理同也。”由此可见，当时伊斯兰教就已经明确了要如何处理敬主与忠君之关系，融入了时代发展大势。也正是因为如此，明清两代洪水泉清真寺得以多次扩建，在河湟地区影响日渐深远。

      除影壁外，洪水泉清真寺山门、宣礼塔、大殿等各处的砖雕和木雕题材均涉及诸多颇具象征性的琴棋书画、飞禽走兽、花卉植物、佛道器物等，图案也都通过谐音、寓意及特定符号表现出强烈的生活情趣和民俗意蕴。比如，“四季平（瓶）安”“耄（猫）耋（蝶）之年”“兔守百财（白菜）”“榴开百子”“五福（蝠）捧寿”“凤麟呈祥”“梅兰竹菊”，等等，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彩一瞥。

洪水泉清真寺的砖雕

      记者：从洪水泉清真寺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在伊斯兰教中国化的进程中，始终伴随着各民族长期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反映着外来宗教、域外文化主动且全面融入中华文明的史实。请您谈谈历史上这方面的情况。

      马明忠：伊斯兰教进入中国后，不断适应中国社会，逐渐融入中华文化。这体现了中华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交流互鉴、良性互动，也展现出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历程。对于青海的穆斯林群众来说，伊斯兰教既是一种信仰，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他们在青海域内形成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格局，从古至今始终与各族群众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

      伊斯兰教以“六”为贵，因而清真寺建筑中常见六角形装饰或形制。例如，洪水泉清真寺影壁上的六方连续锦缎式花瓣纹饰，宣礼塔的六角攒尖顶砖木结构，都包含有伊斯兰文化元素。显而易见，整座寺院融伊斯兰教建筑和汉式建筑风格于一体。从文化层面来说，它们既兼收并蓄、彼此借鉴又相互包容、和谐共存，这与青海多元一体、兼容并包的民族关系、文化生态密切相关。就如同在日常生活中，青海穆斯林群众使用汉语言文字与信仰伊斯兰教并行不悖。

      总之，从我国传统的清真寺来看，“借”砖雕木刻等外在符号“赋”中华文化内涵，进而“伊儒会通”，早已成为寻常不过的现象。作为伊斯兰文化与中华文化交流交融的产物，洪水泉清真寺是伊斯兰教中国化的体现。需要强调的是，河湟流域循化地区的清真寺建筑群都具有与洪水泉清真寺相同的建筑风格，这更加表明伊斯兰教中国化在青海具有广泛而深厚的历史根基。

洪水泉清真寺大殿顶部的“天落伞”藻井

      记者：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今的洪水泉清真寺也是各地游客赴海东旅游的热门景点。与此同时，它至今仍是周边信教群众进行宗教活动的重要场所。作为青海省伊斯兰教健康传承发展的代表性寺院之一，新时代的洪水泉清真寺又是如何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不断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

      马明忠：自建寺以来，洪水泉清真寺就一直具有爱国爱教的光荣传统，展现出具有中国风格的、开放包容的伊斯兰文化特色，为维护祖国统一、促进民族团结作出过积极贡献。进入新时代，洪水泉清真寺始终秉持“爱国是信仰的一部分”，高举爱国主义旗帜，积极开展“四进”活动（即国旗、宪法和法律法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宗教活动场所），大力弘扬伊斯兰教爱国、团结、中道、仁爱等优良传统，坚决抵制宗教极端思想，对教义教规作出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通过“卧尔兹”演讲比赛和各类学习培训，不断强化对阿訇和信众的思想政治引领。

      寺院民主管理委员会不断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强化监督评议，依法管理寺院，教育引导穆斯林群众正确认识和处理国法与教规之关系，进一步增强信众的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与此同时，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进宗教活动场所”各项工作，进一步深化拓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寺院法治宣传月”活动的内涵与外延，加强阵地建设，引导信众坚定“五个认同”、牢固树立“四个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2020年，洪水泉清真寺被命名为青海省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海东市依托基地打造的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展馆，已经成为推进全市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新阵地和新窗口，为寺院健康传承发展拓展了新路径。这些年来，洪水泉清真寺还积极参与当地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重点工作，助力建设生态宜居、乡风文明、人民富裕的幸福小康乡村，巩固了民族团结进步的良好局面。

洪水泉清真寺一瞥

      记者：从丝绸之路南线上的古寺，到如今的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洪水泉清真寺无疑在青海宗教发展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页。在您看来，它对于伊斯兰教中国化具有哪些重要启示？

      马明忠：在我国宗教发展史上，不论是佛教东传还是“伊儒会通”，都充分彰显了中华文明的开放包容、兼收并蓄，这不仅为中华民族提供了丰厚滋养，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而且为世界宗教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为世界文明贡献了中华力量。当我们以小见大、见微知著，关注高原之上、深山之中的洪水泉清真寺，其兼容并包的寺院建筑风格以及600多年来不断适应时代发展需求逐步实现中国化的过程，无不令人沉思并深受启迪。

      第一，坚持伊斯兰教中国化方向，必须从5000多年中华文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和智慧，宗教礼仪、宗教建筑、宗教文化等都要充分彰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青海生活着汉、藏、回、土、撒拉、蒙古等各民族，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有着以昆仑文化、三江源头文化为代表的多元文化气象，佛教、伊斯兰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五大宗教并存，是我国多民族聚居、多文化融合、多宗教并存的典型缩影，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团结融合的典型地区。变则通，通则久。在青海，伊斯兰教中国化的进程始终与时代发展相融共存，引导着穆斯林群众全面融入中华文化、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形成了理性、平和、包容等可贵品格，为伊斯兰教的中国化积累了重要经验。

      第二，要大力传承弘扬信教群众所尊崇的爱国爱教、团结进步、中道包容、两世吉庆等优良传统，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进而团结引领穆斯林群众积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不断适应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需要。

      爱国是我国穆斯林群众恪守的基本伦理规范和道德价值观念，是融入血液的文化基因，爱国主义精神贯穿了伊斯兰教传承发展的各个阶段，青海的穆斯林群众始终与伟大祖国命运与共，与各族同胞携手同心、同向而行。

      第三，无论是经学思想建设还是依法治理伊斯兰教事务，都是伊斯兰教中国化进程中的重要工作和实践路径，要坚持做到守正创新、与时俱进。一方面，要推动“伊儒会通”理念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深入挖掘经典教义中符合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要求、有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理念，积极开展译经、解经工作。伊斯兰文化和儒家文化都是开放的体系，它们将各自文化的义理落实于道德价值的阐发和道德教化的实践。而尤其重要的是，两种文化都致力于将这些价值理念付诸生活日常、益济他人和服务社会的实践之中。惟其如此，伊斯兰教学者得以形成“圣人之教，东西同，今古一”“盖天下之大，心同理同”等认知。另一方面，要不断完善伊斯兰教事务管理制度，自觉革除陈规陋习，进一步促进在管理体制、礼仪习俗等方面形成中国气质，在建筑、服饰、艺术等方面彰显中国风格，引导信教群众移风易俗，在思想观念、精神情趣、生活方式上向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迈进。

洪水泉清真寺一瞥

      记者：放眼青海，一直以来包括洪水泉清真寺在内的诸多伊斯兰教寺院共同推动、见证着伊斯兰教中国化进程。那么，当前青海伊斯兰教的传承发展呈现出了哪些特点？它是如何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不断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

      马明忠：寺院作为宗教在社会中的实体，是我们了解宗教文化的重要窗口。在青海，除洪水泉清真寺外，西宁东关清真大寺、西宁水城门清真寺、循化街子清真大寺、黄南隆务清真寺，等等，都是伊斯兰教中国化的重要体现。目前，青海呈现出民族和睦、宗教和顺、社会和谐的良好局面，伊斯兰教中国化特征十分鲜明。

      坚持在党的领导下进一步做好新时代伊斯兰教工作，既是伊斯兰教中国化行稳致远的根本保证，又对青海全省工作大局具有特殊重要意义，事关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

      进入新时代以来，青海省不断加强党对宗教工作的全面领导，聚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完整准确全面把握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以及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理论和方针政策，全面贯彻落实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精神，坚持伊斯兰教中国化方向，深入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进宗教活动场所”各项工作，提升伊斯兰教工作法治化水平，提高伊斯兰教界自我管理水平，积极引导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不断推动全省伊斯兰教工作开创新局面。

      与此同时，引导伊斯兰教界发扬爱国爱教等优良传统，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伊斯兰教，深入挖掘教义教规中有利于社会和谐、时代进步、健康文明的内容，作出符合发展进步要求、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把伊斯兰教界和信教群众紧密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特别是在举国上下齐心协力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全面小康以及应对重大灾害等方面，青海伊斯兰教教职人员、信众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同心同德、团结奋斗，发挥了应有作用。

      连续多年组织举办全省新编“卧尔兹”巡回宣讲，建设中华文化书屋，支持教职人员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解经、讲经，加强伊斯兰教经典编译、注释，推进中国化解经成果进重点地区、进清真寺院、进信众生活。充分发挥宗教团体的桥梁纽带作用，省伊斯兰教协会通过举办解经班、阿訇论坛、“卧尔兹”演讲比赛和“会通讲堂”研讨会等活动，深入宣传党和国家的宗教理论、政策法规以及伊斯兰教中道和平思想，引导全省伊斯兰教界和穆斯林群众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进一步增强“五个认同”。同时，强化宗教院校主阵地作用，省伊斯兰教经学院先后举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系列讲座和“坚持伊斯兰教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专题讲座，全面提升教职人员宗教修为，人人争做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诣、品德上能服众、关键时起作用的新时代高素质宗教人士。

      坚持问题导向，全面从严治教，依法管理宗教事务，提升清真寺自我管理、规范管理水平。始终以“导”的理念做好伊斯兰教工作，做到导之有方、导之有力、导之有效。支持伊斯兰教协会健全完善清真寺民主管理、活动场所主要教职考核评议等教务制度，支持引导伊斯兰教界加强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约束。

洪水泉清真寺一瞥

      记者：毫无疑问，做好伊斯兰教工作是做好新时代宗教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历史悠久、保存完好的中国传统式清真寺，还是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成功探索，青海省在全国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感谢您对洪水泉清真寺的深度解读，让我们得以从中感知伊斯兰教中国化的青海实践！

来源：《中国民族》杂志2023年第10期

本文图片除署名外由青海省海东市委统战部提供

受访者：青海省委党校民族宗教学教研部主任、教授 马明忠

采访者：本刊记者 龙慧蕊 王孺杰

责编：张红彬 张昀竹 刘雅

来源：《中国民族》杂志2023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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