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京杭大运河，连接起了中国2500多年的发展变迁历史，是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集中体现，是中华民族永葆生机活力的重要标志。它联通着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形成一个庞大的综合水系网，不仅重塑了神州大地的江河格局，也成为促进古代中国繁荣发展的大动脉，成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巩固发展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纽带，堪称“中华血脉”。

2024年春节期间的北京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 中新社 王丹枫/摄

      这条纵贯南北的大运河，与横亘东西的万里长城共同构成一个巨大的“人”字型并交汇于北京。

      北京大运河横跨如今的北京市昌平、海淀、西城、东城、朝阳、通州六区，在北京城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扮演重要角色，承载了宝贵的历史文化记忆，早已成为各民族共建共有共享的精神家园。

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展陈的古代漕运船只模型 李小林/摄

漕运通济 千年运河润京城

      早在秦汉时期，北京地区就有了运河漕运。据《史记》载，秦始皇北抗匈奴，“使天下蜚刍挽粟，起于黄、腄、琅邪负海之郡，转输北河”。东汉初期，将领王霸任上谷太守20年，《后汉书》称其“颇识边事，数上书言宜与匈奴结和亲，又陈委输可从温水漕，以省陆转输之劳，事皆施行”。秦汉时期为向居庸关以外的驻军运送漕粮，无论“北河”还是“温水”均与历史上的北运河水系有关，这表明北京地区运河历史的久远。

      隋代，隋炀帝开凿永济渠，北达涿郡（北京），以便向辽东运输兵员和粮草。隋炀帝三次东征，均以幽州（治所在今北京城区西南广安门附近）为基地。永济渠将幽州与中原地区连接起来，使得其地位大大提升。正如梁启超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所言：“自隋炀浚运河以连贯之，而两河之下游，遂别开交通之路。夫交通之便与不便，实一国政治上变迁之最大原因也。”隋代末年，永济渠已经“船乘不绝”，大运河的功能得以充分发挥，幽州发展成为北方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故梁启超评说“其转换之机，皆在于运河”。

      金灭辽和北宋后入主中原，疆域南至淮河。为适应金朝版图南扩以加强统治的需要，金帝完颜亮决定迁都燕京（今北京）。1151年，完颜亮命大臣张浩扩建燕京城，并开始利用潞水和御河从中原地区向燕京运输物资，同年升潞县为通州，取“漕运通济”之义。1153年，完颜亮正式迁都燕京，从此北京开启了都城时代。

      元明清时期，北京成为大一统王朝的都城，大运河对于维系其安全稳定、繁荣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支撑作用。

      《元史·食货志》载曰：“元都于燕，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氓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元代在隋唐大运河基础上开通山东运河，奠定了京杭大运河的基本格局。由于山东运河水源问题没有完全解决，运河运粮有限，元代漕运主要以海运为主。

      明代，明成祖朱棣改北平为北京、北平府为顺天府，并正式迁都北京。随着王公贵族、文武百官、宫廷勤杂人员等大量进入北京，产生了巨大的消费需求。同时，北京城内外以及长城沿线聚集的军队也需要源源不断地提供粮饷军需。孙承泽《天府广记》记载说：“京师百司庶府，卫士编氓，仰哺于漕粮。”朝廷利用京杭大运河，从江南和中原等地将粮食等物资运输到北京。明代前期，漕粮数额不固定，永乐时期每年约200-300万石之间，宣德七年（1432年）达到最高峰670万石，成化八年（1472年）朝廷规定每年为400万石，此后成为定数。漕粮之外，还要征收白粮，数额为每年20余万石，专门供应皇室和京官食用及薪俸。永乐十三年（1415年），明廷解决了大运河山东段漕运不畅的问题，京杭大运河又得以全线贯通。当时的漕粮主要存储在北京城和通州城，分别称作京仓和通仓。明代中后期还利用温榆河和潮白河向长城沿线运送漕粮，存储于长城沿线的边仓之中。有明一代，大运河的作用正如《明史·食货志》所说：“漕为国家命脉攸关，三月不至，则君相忧，六月不至，则都人啼，一年不至，则国有不可言者。”

      及至清代，沿袭了明代漕运制度，漕粮仍主要存储于京、通二仓。朝廷在北京西郊建设三山五园，并派驻八旗驻防，为供应粮饷，遂在清河建本裕仓，在安河建丰益仓，从通州运粮至二仓供应当地的旗军和皇族等。清末，随着近代交通兴起，漕运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持续2000余年的运河漕运，维系了国家和朝政的有效运转，推动了大运河沿线地区的发展，为促进南北方的往来和巩固国家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当代建设“大运河文化带”奠定了坚实基础。

北京大运河·通州段运河两岸

舟楫无数 大运河漂来的北京城

      自永乐迁都开始营建紫禁城，各项建造工事次第展开，并贯穿整个明代始终。清朝继之，并建都北京，营建工程也持续不断。除了粮食和生活用品，北京城营建所需建材种类多、数量大、材质要求高，大多数也是从南方和中原地区运来的。

      明代紫禁城宫室营建所需的楠木或杉木等木料，主要产于云贵川鄂等地区的深山老林中。从当地砍伐的硕大良材，辗转运出山后，再编排筏经长江漂流至扬州入运河，北上至通州，最后转运至京城，运输周期长达两至四年。除木料之外，北京城营建还需要大量砖石，方砖、券砖等最初由长江中下游和黄河中下游等地生产，明嘉靖时期将砖料生产分别归并于苏州、临清两地。而主产于河南浚县、江苏徐州等地的花斑石，往往在原产地按照建筑尺寸打磨成细料后再运输。这些砖石的北运，无不通过大运河。

      明廷迁都北京后，每年都要从南方运送生活物资，其种类繁多、数量庞大。宫廷内所用丝织品除少数由山西提供外，绝大多数由南直隶（今江苏、安徽等）和浙江两地提供，苏州府专门安排船只向北京运输丝织品。瓷器则主要来自江西景德镇等地。

      清代，工部筑造铜钱所用铜铅分别来自云南和贵州。这些铜铅也是经大运河运至通州，然后再陆运进京城，专供京师铸造货币。

      大运河还发挥着重要的民生功能，对北京地区百姓的衣食住行影响很大。京城人口众多，本地物产远远满足不了需求，居民的吃穿用度同样依靠大运河的供给。据《清高宗实录》载：“京师百万户，食麦者多，即市肆日售饼饵，亦取资麦面，自应多运多粜，以平市价。况京城之麦，全藉山东、河南商贩运售。”来自河南、山东等地的小麦每年通过大运河运至通州、漷县马头村等处，再转售京城及周边地区。产自天津的食盐沿着北运河北上，至通州张家湾上岸存储于盐场之中，然后分运至京城内外。

      来自南方的物资通过大运河源源不断地流向北京，使其成为全国最大的商业贸易市场。明代，北京承天门前的棋盘街一直是最繁华的商业区，正阳门大街、崇文门大街、鼓楼大街以及东四牌楼、西四牌楼等地也都非常热闹。张瀚所著《松窗梦语》说：“今天下财货聚于京师，而半产于东南。”

      地处大运河北端的通州，为畿辅重镇，繁华富庶不亚于京城，有诗赞曰：“通州新俗小燕京，车马东西蹀躞行；好似江南瓜埠夜，满街灯火管弦声。”通州作为明清时期的漕运终点与南北物资交流枢纽，享有“一京二卫三通州”的美誉。作为大运河北端码头，通州张家湾更是交易繁盛、商业发达的商品集散地。明嘉靖《通州志略》描述其为“南北水陆要会之处，人烟辐辏，万货骈集，为京东第一大码头，日日为市”。明代蒋一葵著《长安客话》载：“张家湾为潞河下流，南北水陆要会，自潞河南至长店四十里，水势环曲，官船客舫，漕运舟航，骈集于此，弦唱相闻，最称繁盛。”

      千百年来，大运河就像一条生命脐带，源源不断地向北京输送着各种营养，助力着这座古城的孕育成长、发展壮大。

北京大运河· 通州张家湾古城南门外的通运桥

四海会同 万里云帆通宇内

      古代，大运河不仅是漕运水道和商业动脉，还是一条连接南北的客运大通道。

      南来北往的官员、贡使、商旅、士人乃至贩夫走卒，均在大运河北端的通州张家湾弃船登陆或舍陆乘舟。明代徐阶在《张家湾城记》中说：“凡四方之贡赋与士大夫之造朝者，舟至于此，则市马僦车陆行以达都下。故其地水陆之会而百物之所聚也。”清代陈康琪在《郎潜纪闻》中说：“士大夫往来京师，多假道通潞，故其地张家湾、河西务诸名，最熟人口。”此外，明代杨士奇的《南归纪行》、王世贞的《水程图》，清代谈迁的《北游录》、黎庶昌的《丁亥入都纪程》等，也都记载过往来北京的行程。我们所熟知的清代小说家曹雪芹与大运河颇有渊源，其祖父曹寅曾任江宁织造兼两淮盐运使，由此他也在江南生活了13年之久。后来曹家家道中落，曹雪芹沿运河北上，在北京创作出了不朽名著《红楼梦》。

      《日下旧闻考》中记载了许多官员经由运河南下的诗句，明代戏曲家汤显祖也留下了《登张湾里二泗道院高阁》，比较著名的还有元代贡奎的《发通州》、明代黄淮的《丙申南还舟发通州》等，这些诗文都生动反映了通州在南北文化交流史上的独特地位。

      漕运的繁盛，极大地助推了运河沿岸和南北方文化的交流互动，来自南方各地的戏曲、音乐、曲艺、绘画、民间信仰、民间风俗等均从大运河传到北京地区，都对北京文化的形成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

      至今，通州的大运河边，历经岁月沧桑的燃灯塔仍巍然矗立，它与山东临清舍利宝塔、江苏扬州文峰塔、浙江杭州六合塔被合称为“运河四大名塔”。古往今来，燃灯塔以其标志性的身影，与通州古城、漕运码头等共同见证着通州之地的运河印迹。还有，北京西城的“网红打卡地”什刹海，也承载着大运河悠久厚重的文化记忆；海淀的南长河则作为北京城内现存的唯一一条元明清三代皇家御用河道，再现了“长河观柳”的历史风貌……

      大运河还是中外文化交流互鉴的通道。

      明清时期，日本、琉球、苏禄、勃泥等诸国贡使来北京出使、朝贡，往往经大运河北上抵达北京。部分朝鲜使臣来华也渡海至山东半岛，经大运河北上通州再达北京。琉球自明代初期就成为明朝的藩属国，双方贡使来往不绝，民间交往不断，通州张家湾立禅庵村保存至今的琉球墓地，就体现了历史上大运河在对外交往中的重要地位。清乾隆年间，朝鲜使臣朴趾源就感叹，说“（潞河）舟楫之盛，可敌长城之雄”“不见潞河之舟楫，则不知帝都之壮也”。

      明万历年间的利玛窦、清顺治年间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使团、清乾隆年间的英国马嘎尔尼使团等，都是经大运河来到北京的。各国使臣来到中国，也都曾游历过大运河。明永乐十五年（1417年），南洋岛国苏禄国王率使团从福建泉州登陆，后自杭州入运河北上进京朝贡。苏禄东王返回途中病逝，其后裔客居山东德州，后迁至北京，历经500多年的融合发展，早已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

      气势恢宏的“万舟骈集”景观，反映了大运河历史上的辉煌盛景，也展现了古都北京作为运河名城的磅礴气势。

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即景 李小林/摄

中华血脉 运河南北一家亲

      自古以来，大运河就是我国各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关键纽带。历史上大量南方移民经运河北上落籍北京地区，各民族在此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

      明代初期，永乐迁都之际，皇帝下旨大规模迁民屯田实京师。《明史》记载，永乐元年（1403年），明廷“徙直隶苏州等十郡、浙江等九省富民实北京”；万历《明会典》则记载，“令选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四川、广东、广西、陕西、河南及直隶苏、松常、镇、扬州、淮安、庐州、太平、宁国、安庆、徽州等府无田粮并有田粮不及五石殷实大户，充北京富户，附顺天府籍”。这一时期，明廷并施民屯和军屯，“在南（京）诸卫多北调”，大量军队迁入北京地区。

北京大运河·南新仓古仓厫

      通州著名小吃大顺斋创始人刘大顺家族就是从南方迁来，他们于崇祯年间从南京沿京杭大运河北上，在通州落户安家并创下基业。可以说，因为大运河的畅通运行，南来北往的人们都寻找到了新的故乡，成为了北京城的建设者与见证者。

      通州梨园镇曾经有个地方叫“车里坟”，因古代车里人葬于此而得名。车里是今云南省西双版纳地区，元代曾设车里军民总管府，明、清两代又设车里宣慰司，作为管理机构负责西南边疆地区各项军政事务。这一地名，见证了西南民族地区和中央王朝都城之间密切交往的历史事实。

      元代，通州城南门外就曾聚居大量少数民族，他们大多经商或从事漕粮搬运等，后逐渐发展为南大街回民聚居区。在通州城东关和北关漕运码头，也有不少全国各地来此谋求发展的人们聚居于此。受大运河影响，北京历史上人口来源极为广泛。据清光绪《通州志·人物志》所载人口来源统计，通州居民中来自江南的占多数，其中浙江人最多；其次是华北地区，其中山西人最多。今通州区漷县镇李辛庄李姓家谱记载，其始祖原籍为浙江省永嘉县苍坡村，明代初期北上来此落户安家。旅京台湾作家侯榕生在其自选集里写道：“外祖父祖籍浙江余姚县，随粮船北来落户。”民国《通县编纂省志材料·礼俗》中也记载：“惟百年前，浙省人民多在本县入籍，故礼节微有浙礼通礼之异。”

      京、浙两地虽相距数千里，但京杭大运河的畅通客观上促成了众多东南沿海地区的民众融入北京。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大运河融通中华民族血脉的历史功用。

文化纽带 古老运河展现新画卷

      从历史深处走来的北京大运河，秉承着其所具有的开拓、创新、开放、共享精神，早已变身为一条造福时代的文化之河。从古代中国连接南北方的大动脉，到如今连接北京中心城区与城市副中心的纽带，其时代重要性不言而喻。大运河文化带与长城文化带、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一起，共同承载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记忆，是北京历史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更是推动北京城市发展的不竭动力。

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即景 李小林/摄

      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大运河作出重要指示：“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近年来，北京市牢记嘱托，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效率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各项工作，取得显著成效，树立了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北京样板”，在国内外形成了良好的品牌示范效应。按照《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建设北京“一线三带”（即北京中轴线、长城文化带、大运河文化带、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以及《北京市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中长期规划（2019年-2035年）》构建“一核一城三带两区”总体框架的要求，不断加强对北京中轴线和3个文化带的规划、建设。设立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组和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专项工作组，先后编制《北京市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实施规划》《北京市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五年行动计划（2018年-2022年）》《北京市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形成“1+2”规划体系，全面推进北京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着力将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成为新时代宣传中国形象、展示中华文明、彰显文化自信的亮丽名片。

      同时，为传承好大运河文化，北京市专门组织各方力量，深入挖掘文化内涵，实现了运河文化的有效传承和利用，如推出系列大运河题材文化精品力作，举办各种论坛和节事活动，在大运河畔的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建设具有文化地标性质的城市图书馆、大运河博物馆、北京艺术中心三大文化设施，等等。这些北京文化新地标与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隔河相望，一个彰显新时代气象的文化高地正在形成。此外，加强协同发展，与天津、河北共同答好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这道必答题，共同治理运河生态、推动旅游通航、修缮文物遗存，着力让这条大河焕发更加亮丽的风采，促进运河文化的复兴提升。

      如今，水清岸绿、古韵新风的北京大运河旧貌换新颜、充满无限生机。沿岸的燃灯塔、张家湾通运桥、玉河故道、白浮泉、永通桥等运河遗址加速修复，水源、水闸、桥梁、古遗址、古建筑等得到修缮保护。碧波荡漾的大运河两岸，已然成为人们饱览运河旖旎风光、体验运河文化魅力的绝佳去处。

      脉动千年、生生不息。漫长时光里，北京大运河穿越历史，日夜奔流，流淌的是中华文化，传承的是中华文脉，不愧为彰显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文化符号。

来源：《中国民族》杂志2024年第2期

文：陈喜波 本刊记者 张红彬

作者陈喜波为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教授、大运河文化研究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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