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是表达和交流的载体，是文明和文学的根底，至关重要。”

      1月10日，第五场“道中华大讲堂”在中央民族大学开讲，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李敬泽在讲座上说。

▲李敬泽在道中华大讲堂上。（黄哲 摄）

“散文”与中华文化之“道”

      散文是一条河。它是有生命的，是在历史中形成的，就像个水系、流域，有时候水大、漫天漫地，有时候水很小、河变得很细很窄。

      散文也是这样，在不同时代、不同语境下，散文的所指是不一样的。以前的散文是相对于韵文而说的，不押韵的一切都是散文；但是，现在所指的散文，是相对于小说和诗歌而言的。

      散文是一种生活文学，它类似于柴米油盐酱醋茶，是我们生活中基本的一件事。不管学什么专业，文学、法律、经济、自然科学……只要受过教育、有读写能力，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散文作者。生活中，人们以各种各样意识得到的和意识不到的方式进行散文写作。写情书是在写散文，上班写总结、文案、报告，甚至发个朋友圈、发个微博，写上几百字，也是一种散文的书写。在这个意义上，人人都是散文作者。

      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中就有写作的内容。教人们用文字去叙事、议论、抒情，以书面的方式表达想法情感，而且要尽可能的准确有力、清晰，有说服力、感染力。生活在社会上，我们不得不表达，不得不交流，表达交流靠什么？靠“文”。

      过去，很多人不识字，表达交流全靠一张嘴，靠喊、靠说；现在，识字的人多了，字比人走得远，也就是我们讲的“见字如面”。社会文化的生存条件就是写作文、写散文。我们需要深刻理解散文在我们生活中的重要性。

      在一个更广泛的意义上，中国这么大、中华民族这么大，自古以来靠什么？靠喊肯定是不够，靠的是“文”，“文”是表达和交流的载体，文学是中华文明传播的一种载体。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各民族如何相互认识、相互了解、相互理解、相互传情达意，靠什么？靠“文”。“文”，至关重要。

“文”的起源与发展

      《说文解字》中说，“文，错画也。象交文。”古代陶器上错画相交的纹饰、纹路，是“文”的最早、最原初的意思。

      “文”，出于仁心仁手。工匠们把这些纹路画在陶器上，用以装饰。而这些纹路，正是古人对于天地万物及其运行秩序的一种抽象模仿。随着时间推移，陶器、铜器上的“文”越来越复杂，这表明古人对天地万物的认识越来越深，模仿就越来越复杂。

      《易经》中讲，“大人虎变,其文炳也。君子豹变,其文蔚也。”古人从老虎、豹子身上纹路的变化中，得到对事物进行抽象的能力。《易经》里还讲，“物相杂，故曰文”，事物交杂而成文。

      “文”，首先是天地之文，被古人看到、领悟到，再被抽象模仿，然后古人把它画在陶器上，渐渐地大家就知道了。天地之文变成文字的文，就有了汉字。汉字与拼音文字不同，这种不同实际上是“文”的观念的不同，我们的“文”从万物的运行规律中来。所以，“文”字，一头接着天地自然，另一头接着人的审美、认知、抽象、造型。

      “文”还有一重本意，是文字。安阳殷墟发现了目前为止中国最早的文字，被称为“甲骨文”。为什么不称为“甲骨字”？因为“字”这个概念是比较晚近才出现的，在汉代之前没有“字”只有“文”。再一次体现了“文”的重要性，它是文字的生成，又由文字才有了文章。

      “文”，最早是纹饰，然后是文字，最后是文化、文明。文字的出现至关重要。甲骨文是成熟的文字系统，按照常理推断，前面应该有一个萌芽发展的过程。但是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找到考古证据。从良渚到二里头的遗址，考古学家们拿着放大镜仔仔细细地查看着出土的陶罐，就是在认字、找字。

      文字，像火一样照亮了人类。控制、掌握火，在人类进化中是很重要的一环。当第一堆篝火点燃、第一支火把支起，火光照亮了人的世界；光照不到的地方，是茫茫黑夜，令人满怀恐惧。而文字使人获得一种力量，这种力量超出了我们的身体，超出了我们的目光所及、足迹所及。当人类掌握了文字，我们可以把自己的意识投射到世界上。

      西汉淮南王刘安所主持编撰的《淮南子》中有关于汉字如何诞生的记载。“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仓颉发明了文字，大白天天上就下起粟米雨，整整一夜山林里的鬼在号哭。鬼为什么要哭？因为人类通过文字获得了对大自然的主导力量，意味着从大自然中分离出来，成为自然的主人，所以鬼受惊了。

      有了“文”，我们得以用文字来命名世界、书写世界。一个字和另外一个字连起来是一个命名，几个字连在一起是在说一件事，几十个字连在一起是在对世界做出一个描述，更多的字连在一起是对世界做出一个判断、叙述或言说。这也就是文章。文章，是一个系统性的“文”，是对世界、对人自身的讲述。

追寻中华文化之“道”

      中华文化中最原初最紧要的东西，正是对“文”的观念建构。古人有一说法叫“三才”。我们的世界是什么？我们的世界只有三件事——天、地、人。而“文”连接起天地人“三才”。

      魏晋南北朝时期，刘勰在总结前人观点的基础上完成了《文心雕龙》，这是古代第一部成系统的文艺理论专著。其中第一篇叫做《原道》，就是要追寻“道”的根本在哪里。“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 “文”很重要。重要到什么程度呢？它和天地并生。为什么这样说呢？“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人们不仅把握了日月山川之形，还从中领悟出天地之道，并落实到“文”上。或者说，天地再有道，如果没有“文”，道就不能被发现，所以“文”至关重要。

      刘勰认为，天地是有道的，但是天地无心、无言，而人在天地中，人有心、有言，“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所以，我们的文化一直高度重视“文”的能力。

      回顾中华文明史，从商代，到西周、春秋战国，“文”的能力如何得以传承，如何得以保持和发展？

      在古代，受教育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说话的能力是自然形成的，但是写的能力需要接受教育、进行学习。如何在非常有限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条件下传承“文”的能力，成为我们早期文化的核心问题之一。

      在商代，能够用甲骨文的，是王室、大巫等极少数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使用文字都是极少数人的特权。

      孔子为什么这么伟大？因为，他提出“有教无类”，使教育不再限定在特权阶层，使用文字进行书写和表达的能力在更广大的社会阶层中传播。这在当时的社会具有巨大的革命性意义。

      文章随着历史的发展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复杂。在商代，文字主要是为了沟通人和神，殷墟甲骨文的卜辞是很简略的。在西周金文中，文字的叙事功能逐渐增强。

      春秋时期，发展出最早的历史叙事，不仅是讲故事，还要讲道理，甚至还要抒发情感，越来越复杂。再到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呈现出文章的大盛。

      “文”在历史上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早期的卜辞不是私人的创作，而是王朝的大事。直到春秋，“文”仍然是大事、是公事。“文”一直是文明建构中的最基本的公共性文化力量。中华民族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文”来建立共同体，并维持共同体的发展。“文”是支撑中华文明的重要力量，早已融入我们的血脉之中。

      三国时期，曹丕在《典论》中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文章是治理国家的大业，是永垂不朽的功业。他正是在深刻领会了“文”的重要意义后，才作出这样的判断。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在当今社会，我们需要围绕“文”来思考、来追根溯源，不断深化对中华文化中“文”这一特性的认识，重新认识中华之道、拓展中华之道。

来源：道中华微信公众号

文：李敬泽

责编：刘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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