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记者对话“中国新疆的历史与未来”国际论坛嘉宾——德国罗莎·卢森堡基金会中国方面首席代表扬·图洛弗斯基，探讨话语视角下的中国新疆现代化。

      记者：我们知道，德国罗莎·卢森堡基金会长期致力于政治和社会科学领域的“话语”研究，特别是专注于现代社会主义的纲领性讨论。您在基金会从事研究工作，对“话语”和“现代化”是如何理解的？

      扬·图洛弗斯基：“话语”的定义与其使用其实相差甚远。在日常生活和学术研究中，我将话语定义为政治话语，即政治精英和民众之间最广义的循环沟通过程。在此过程中，政策施行的目标和工具在政治层面、规范层面都会得到解释、确定或协商。

      无论是根本性的政策改革，还是某些细分领域的政策改革，政治话语始终是每项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必备要素，也是所实施政策及整个政治进程合法化的核心前提。鉴于“现代化”是一个全面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转型的过程，这种话语的作用尤为关键。

      我认为，“现代化”最基本也可能最简单的定义，是指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实施性转型。这种转型必然会在新旧之间、在坚守和变革之间、在传统和未来愿景之间造成割裂和冲突。那么，如何调节并化解这些冲突，缓和并克服现代化的危机？比如，可以通过整合、分配、参与、渗透等方式，以及在危机中构建集体认同、新的政治程序和协商模式。以上种种，无不深受现代化话语的影响。

      记者：那么，在您看来，我们该如何看待现代化社会与现代化话语之间的关系，以及东西方现代化话语体系之间的不同？

      扬·图洛弗斯基：对于现代化社会而言，现代化话语不仅反映了现代化的进程，推动了现代化的深入发展，还提供了协商和反思的空间。因此，基于艾森斯塔特（以色列社会学家）提出的“多重现代性”概念，我们可以假设，必然存在多种现代化道路和现代化目标。进而断言，每个现代化社会与现代化话语都必然存在差异，而且必须存在差异。

      此外，通过分析各个社会如何协商各自的现代化，如何讨论价值和目标，我们可以深入探究每条现代化道路各自的特征、价值和目标。除了这种内生作用，现代化话语还具有外部效应，如果不存在普遍适用的现代化道路，那么在现代化进程和目标方面，我们需要构建有关现代化道路、文化历史特性和自身价值的话语体系，以区别于其他道路。

      鉴于西方早期现代化国家试图通过他们特有且预设的现代化道路实现话语垄断，并通过东方主义的视角在概念和术语上审视所有与之不同的道路，那么，各国建构自己的现代化话语体系这一点就显得愈发重要了。

      记者：作为基金会中国方面首席代表，特别是此次到访新疆，您如何评价西方“现代化标准”以及中国新疆的现代化进程和话语？

      扬·图洛弗斯基：许多访问过中国特别是访问过新疆的西方观察家认为，中国在基础设施、社会文化、行政管理和经济方面均已取得显著的现代化成果。然而，这些观察家也一再强调，新疆现代化的成功源自所谓“错误的原因”或所谓“错误的方式”。

      西方国家建构了向外界传播自身民族文化特点的现代化话语，却没有解释过为何自己的现代化进程有别于他国，尤其是没有讲清楚过他们所谓的“现代化标准”是什么。虽然有关现代化和发展道路的话语之间天然存在竞争关系，但是这些国家从来是以自我为中心，对其他的现代化道路缺乏兴趣。当然，这不意味着科学研究缺乏开放性或者说不存在比较研究，但是由于对其他现代化道路兴趣缺乏，使得他们认为这种自我解释变得没有必要。

      然而，从中国新疆来看，现代化话语表述、描述、反映和定义了现代新疆社会的文化特征、习俗、价值观和交流形式的转变。同时，传统和宗教的现代化进程不断向前，或者说是传统与科学的融合创新不断发生。换言之，这些话语展现了新疆的文化艺术等如何在生产和接受模式、审美和内容等方面以独特的方式实现了现代化，同时又保留了自身鲜明的特色。为此，只要存在其他的现代化话语，比如中国新疆现代化话语，就可以打破西方现代化模式的话语霸权。

来源：《中国民族》杂志2024年第6期

文：本刊记者

责编：龙慧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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