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西方内亚史观中的“文明冲突论”将内蒙古与中原地区的关系简化为冲突对立的叙事。这种视角将“茶马互市”“盟旗制度”等污名化为资源掠夺与殖民工具，却选择性忽视了阴山岩画中汉式车马与匈奴兽纹的交叠、鄂尔多斯汉墓壁画里放牧与耕作并存、元上都遗址里波斯文碑与汉字诏书共置等文化共生证据。

       事实上，只要客观审视历史长河，便能清晰地看到内蒙古与中原之间长期存在着互惠互赢的经济共生关系，而绝非“内亚史观”别有用心的农牧二元对立说。

▲鄂尔多斯汉墓壁画反映游牧与农耕经济并存（图片来源：鄂尔多斯博物馆）

（一）共存共荣是

 经济共生发展的历史基础 

       在鄂尔多斯发现的匈奴贵族墓中，中原铜镜与草原金饰共处一棺；唐代何家村窖藏出土的粟特风格银壶，盛装着产自江南的绿茶。这些来自不同时空的器物组合，有力驳斥着西方内亚史观重要理论之一“单向依附”的谬论。

       历史上，汉武帝曾因汗血马远征大宛国，此举常被曲解为资源掠夺，但居延汉简揭示了其中的真相。中原用盐铁换取战马的同时，游牧地区也向中原输送了改良马种的杂交技术。

       同时，匈奴冶铁炉得益于中原风箱技术的传入，燃料消耗显著降低。这种技术上的互惠在元代达到新的高度。上都留守司档案显示，中原工匠改良蒙古马镫铜芯结构，使其承重提升两倍；游牧地区的初春季节驯马法在中原地区成规模推广，使得马匹耐寒性倍增。

▲元代陶骑马俑。（图片来源：陕西历史博物馆官网）

       一块清代归化城茶砖，同样凝结着农耕、游牧、海洋三大文明的智慧。福建武夷山的茶叶经徽商“水陆联运”抵达汉口，山西匠人参照蒙古奶砖工艺改良压制技术，最终由掌握蒙俄双语的“通事行”商队运抵恰克图。俄罗斯商贸重镇恰克图的逐步繁荣，见证了清朝和沙俄100多年的贸易历史。

       辽代上京遗址出土的窖藏钱币中，不仅有9个年代的11种辽币，还发现了数量不一的中原钱币，包括汉、唐、五代、宋币等。这种货币多元性颠覆了“中心—边缘”理论。

       而在商业法律上，元朝充分认可民间商业习惯，保护合法商业活动，让商品经济获得自由发展，“迁其有无，谷货流通，富民利国”，与同时期的欧洲形成鲜明对比。

      再者，清代旅蒙商“大盛魁”的崛起无疑是内蒙古与中原经济共生关系的最佳注脚。鼎盛时期，“大盛魁”商号与晋商共同开拓内蒙古地区的商业版图，与众多蒙古族盟旗签订“分利章程”，使得“大盛魁”成为中国最早的股份制企业，满足了游牧与农耕交汇地带人群的不同金融需求。

▲大盛魁文化博物馆内三位创始人的雕像。（图片来源：内蒙古新闻网）

       因此，若将经济互动简单视为单向榨取，便无法解释元代漠南出现“犁铧与套马杆共舞”的农牧交错带景象，也难以理解赤峰辽墓出土的《契丹藏》中，为何会出现用契丹小字注解的中原科技类专著《齐民要术》。

       这些历史事实清晰地表明，中原地区与内蒙古的经济互动绝非单向掠夺，而是双向互利、深度交融的过程，体现了不同经济形态之间的互补与共生。

（二）制度进步是

 经济互惠共赢的底层逻辑

       中原和周边族群的经济往来，离不开制度的保障。唐代敦煌文书就揭示了榷场管理细则，展现出公平公正的制度体系——设立“公平秤”防止缺斤少两，实行“七日无理由退换”，甚至还规定了“胡汉争执，先罚通事（翻译）”等。

       清代《理藩院则例》囊括行政、军事、民事等各方面法规内容，不但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管控，还尊重了当地少数民族的习惯，对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意义重大。

       同时期英国东印度公司颁布的《永久居留法》，单方面赋予英商司法豁免权，却以法律形式否认农民作为国家居民的权益，规定他们要缴纳固定的契约金，而非变动的税金。东印度公司将大部分利润带回伦敦，导致印度的经济水平长期得不到相应提高。

▲《钦定理藩院则例》汉文、满文、蒙古文页面。（图片来源：博物馆中国微信公众号）

       明代隆庆和议后的张家口马市，堪称古代版的“自贸区”。蒙古族牧民按照明廷官定比价交易，中原地区的商人设立“蒙语学堂”以享受税收减免，边塞经济由此迅速恢复和发展。

       万历初年，美岱召地区就聚集了大量来自中原地区的民众，他们耕种的粮食，成为土默特部主要的食物来源，草原部落历史性实现了粮食自给自足。

       清代“雁行农耕”要求，春来秋返的中原地区佃户必须在不破坏草原生态的前提下进行农垦活动。热河档案记载，喀喇沁旗推行“三三制”，即耕地、牧场、林区各占三分之一，并由蒙汉两族长老组成“地缘会”协调各方利益与矛盾。这种注重生态平衡和多元利益协调的柔性治理方式，展现了当时先进的治理理念。

▲今日富饶的河套平原。（巴彦淖尔市民委供图）

       以上种种实例，尤以元代“约会制”的司法实践最能体现制度文明。黑水城（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出土的相关文书记载显示，在一桩蒙汉土地纠纷中，达鲁花赤（蒙古族官员）坚持“草原法赔牲畜”，汉官则主张“按亩补偿”，最终折中为“赔马两匹，另划旱地二十亩”。

       这种利益博弈的过程显示了内蒙古与中原地区经济合作方式不断适应时代发展需求，创造出超越原生文明的新规则。

（三）多元文明

 的技术迭代驱动经济发展

       辽代白釉鸡冠壶的制造演化史，堪称微观的文明融合史诗。

       在辽代早期（10世纪上半叶），鸡冠壶的制造基本模仿皮囊造型，保留缝合纹与皮绳装饰；到了中期（10世纪中后期），鸡冠壶器身出现了中原的莲瓣纹，壶嘴则借鉴波斯银器的体例；而在晚期（11世纪初至辽末），随着釉下彩绘技法成熟，鸡冠壶终于到了契丹春水秋山题材与中原水墨意境交融的境界。

       这种瓷器制造的“三重变奏”技艺在元代青花瓷达到巅峰。波斯钴料、蒙古尚蓝习俗与中原绘画技法被融汇一体，经景德镇窑火淬炼，创造出独特的艺术珍品。

       正如大英博物馆收藏的“至正型”元青花龙纹大瓶，其凶猛的五爪龙形取自中原皇权的象征，而缠绕的西番莲纹则是伊斯兰文明的艺术元素。

▲“至正型”元青花龙纹大瓶。（图片来源：国际在线）

       收藏于内蒙古图书馆的“丹珠尔经”，于18世纪中期完成藏文蒙译，在北京完成刻版印刷。这部全世界仅存3套的经书，是古籍文献中的稀世瑰宝，也是蒙古、藏、满、汉等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形成的文化硕果。

       而今天仍旧宏伟壮丽的多伦诺尔汇宗寺，汉式歇山顶、藏式盲窗、蒙古族敖包熔于一炉，恰似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立体历史投影。

       因此，回顾北京城牛街礼拜寺、房山十字寺、白云观与孔庙能够和谐共存于同一城区的历史现实，其中展现的恰恰是源自文明共生的深层自信。

▲北京牛街礼拜寺，是北京历史最久的清真寺，融中国式古代宫殿和阿拉伯清真寺建筑风格于一体。（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时至今日，西方学者反复鼓吹清末“放垦蒙地”导致民众冲突，而清朝中期内蒙古土默特地区形成的土地契约秩序，有力抨击了这种观点。

       在王朝行政力量、旅蒙贸易和各族民众的共同作用下，一套源于中原地区的土地契约书写传统，得以在土默特地区扎根演化，并逐步流传。在长达数百年的历史进程中，促使土默特地区从广袤无垠的大草原变成沃野千里的米粮川。

▲大盛魁票号大盛川遗址。（图片来源：呼和浩特玉泉区新闻网）

       哈佛学者傅礼初将内亚文明比作“夹在汉藏文明三明治中的肉饼”，其对中华文化的刻意扭曲，无法解释呼和浩特“塞上老街”的文化奇观。

       在这里，蒙汉商铺共用一副对联；蒙古银匠铺使用中原錾刻技法制作藏传佛教法器，招牌用满汉蒙三种文字书写。这些情景都在证明中华文明的伟大——它让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共同成为文明的创造者和传承者。

▲塞上老街牌坊。新华社发（呼和浩特市玉泉区融媒体中心供图）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内蒙古与中原地区的经济共生关系早已超越了简单的“游牧与农耕”二元对立模式，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里所呈现的，绝非“中心”对“边缘”的征服，而是黄河的沃土与草原、大漠共同铸就的文明奇迹。这种文明的结晶，铭刻在鸡冠壶釉色中，流淌在旅蒙商契约里，回荡在马头琴悠扬的弦音里。它们是中华文明共生智慧的瑰宝，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见证。

       （作者简介：王利清，内蒙古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内蒙古农业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研究员）

来源：道中华微信公众号

责编：张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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