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落于北京东城区的国子监，又称“太学”“国学”，始建于元大德六年（1302年），距今已有700余年历史，是我国目前保存完整的古代最高学府旧址。

      历史上，国子监经过明永乐、正统、嘉靖年间几次大规模的修缮和增建，形成了三进院落的基本结构。清乾隆年间又增建辟雍殿，定型为如今的规模和布局。作为皇帝的讲学之地，辟雍殿是我国现存唯一的明堂辟雍建筑，体现了“天地人合一”的中华传统。国子监通过东侧持敬门与古代皇家祭孔之地孔庙相通，两者相伴，构成“左庙右学”的格局，传承绵延不绝、生生不息的中华文脉。清乾隆帝曾赞其为“京师为首善之区，而国子监为首善之地”。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国子监进行全面修整，并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将其所在街道定名为“国子监街”。2008年，国子监与孔庙合并建成的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成为人们了解中国古代高等教育和儒家文化的“北京之窗”。

      《汉书·儒林传》说，“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师始”。“首善之地”国子监，见证了中国古代教育制度的演变和发展，尤其在辽、金、元、清等朝代，它更是增进中华文化认同、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平台，深刻体现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孩子们走进北京国子监体验开笔礼 中新社 侯宇/摄

中华文教精神的传承者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孟子·尽心上》），中国自古以来重视教育。作为古代最高教育机构的国子监，对国家和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国子”之义，最早见于《周礼》“师氏掌以媺诏王，以三德三行教国子”的记载，即以三德三行为教学内容，培养符合周朝理想的君子。这是古代中国对国家层面教育的早期设想与实践，随着时代变迁，国子监的制度和结构不断得以延续、发展和完善。

      西晋武帝时所创立的国子学，置国子祭酒和博士各一名，掌教导诸生员。北齐时期，国子学更名为国子寺，是专门负责管理中央官方教育的机构，下设国子学、太学、四门学等三所学校。后来，隋炀帝将国子寺更名为国子监。唐代进一步发展了这一体制，设置祭酒、司业等职位，负责管理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等“六学”。这些都标志着国子监已成为全国最高级别的教育行政机构。

      宋朝特别重视文教，国子监既是朝廷教育行政机构的中枢，也是文化传承和学术交流的重要场所。当时对国子监的建设尤为突出，不仅大力改善学校设施，还在其中塑造了先圣、亚圣及诸贤像，并通过各种礼仪和学术活动，深化和普及了儒家经典的教育。

      辽、金两朝也都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教育制度，充分体现了对中华文化以及教育传统的尊重和认同。辽朝积极借鉴中原教育制度，设立国子监，实施各种教育措施，推广儒家学说。金朝则在宋、辽教育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国子监的作用，设置国子学、太学、女真国子学。

      及至元代，国子监的建立不仅是中国古代教育管理机构向学校职能转变的标志，也反映了元朝对于教育功能定位的重视，即更加注重于教学活动和人才培养。当时的国子监包括蒙古国子监、国子监和回回国子监等三所，均实行独立管理。由此，国家教育体系从“一监多学”转变为“三监并立”的新模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元朝作为中国历史上首个由北方草原民族建立的完全统一中国的大一统王朝，设立了蒙古国子监和回回国子监，构建起一个包容多元的教育体系。

      明清时期，国子监的概念和功能经历了显著变化，被确立为封建国家的最高学府。这一时期，国子监不再直接管理其他学校，而是自身成为集教学与管理于一体的最高教育机构。明代承袭元代的教育制度，进一步强化国子监的职能和结构，并通过设置祭酒、司业、监丞、典簿等职位，巩固了国子监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中心地位。清代，国子监的功能不断拓展，设立了管理监事大臣、祭酒、司业以及监丞、博士、典簿、典籍等职位，显示出中央政府对教育管理制度的体系化规范。直到清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随着国子监并入新成立的学部，传统国子监制度终结，这也成为中国教育制度走向近代化的开端。

      回望中国历史，国子监在历朝历代不断得到继承和发展，并被赋予新的生命力。这既反映了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对中华文化、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高度认同，也展现了中华文明一以贯之的历史连续性和强大生命力。

人才培育的国家礼制

      国子监在中国古代教育体系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是一项具有世界影响的伟大创举。它作为最高学府，培养出的大批人才被源源不断输送到各级官府，有力保障了社会运转以及权力机构的文化层次与活力。

      中央政府对文化教育、人才培养的重视，是国子监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从周代天子的视学礼仪到清朝诸帝亲自参与的讲学仪式，国家最高统治者的念兹在兹，更加突显了教育的重要性及其道德引领价值。这不仅展现了统治者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更表明他们始终将教育视为国家治理和文化传承的重要手段。

      明太祖朱元璋视学校为治国理政的根基，特别强调国子监在培育贤才方面的重要地位，明确提出“治国以教化为先”。明成祖继承并发扬光大了这一理念，着重强调了国子监在人才培养和官员选拔中的关键作用。

      清代统治者通过多次诏令，重申国子监在道德教化和人才培养中的核心作用。其中，康熙帝明确提出，国子监是培育国家栋梁的重要场所，乾隆帝则将其定位为教化的中心和学术研究的典范。此外，皇帝们还常常亲临国子监，既表达了对儒学的尊崇，也因此提升了教育的社会地位。

      除官方的政策支持和明确的教育目标外，教职官是确保教育质量的重中之重。历朝历代都对国子监教职官的选任极为严格，要求德才兼备。元仁宗认为，不论身份地位，有才德者均可被选拔，体现了对人才选拔的开放态度。明代要求教师必须是经验丰富的长者，祭酒则需为模范师表。清代进一步强化了这些制度，顺治年间具体规定了相应的选拔措施，清高宗还曾亲自遴选候选人。这些得力的举措，较为有效地保证了国子监能够吸纳到全国各地各民族的优秀教育人才，如元代的齐履谦、吴澄、耶律有尚、阿鲁浑萨理；明代的宋讷、王阳明、杨廷、张居正；清代的王崇简、王士祯、达椿、章学诚、王先谦，等等。他们的学识和品德都为后学所敬仰，充分体现了国子监在选拔教职官方面的高标准以及对教育质量的高度重视。

      不同于严苛的教职官选任，国子监的入学资格逐渐由仅限于官宦子弟向平民开放。唐代，只有高级文武官员的子孙和勋贵后代才能入国子监。宋代虽略有放宽，但仍保持较严格的身份限制，仅招收七品以上官员的子弟。明代开始环境更加宽松，国子监入学者包括品官子弟、民间俊杰，甚至还接收外国留学生入学，不同身份的人都有了更多的就学机会。及至清代，国子监的招生范围进一步拓展，折射出当时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变迁以及教育发展的大趋势。这一转变，表明国子监教育开始逐渐平民化，极大地促进了社会整体的文化提升和知识普及。

      儒家经典构成国子监教学内容的核心，以四书五经为主，兼有律令、书法等课程，并随历代统治阶层的需求予以调整和拓展。国子监刊刻颁发的许多儒家经典、文史书籍，起到了统一全国教材和传承中华文明的作用。北宋强调《周易》《尚书》《论语》《孝经》等传统经书的教学。金代突出《史记》《汉书》及《老子》《荀子》等内容，更加体现了对经典史籍的高度重视。元代引入数学、天文学等应用型知识。明代进一步增加《御制大诰》《大明律令》以及书法、算学等内容。清代添加治事课程……虽各朝代教学内容有所区别，但儒家经典的地位始终得到强化。

      国子监严格的教学管理、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和优厚的生活保障，为监生创造了良好学习环境。元、明、清三朝都制定了严格的教学管理制度，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以提高监生的学习兴趣，确保教育质量。例如，元代通过奖惩制度考核学官，依据其培养出优秀监生数量来决定其升迁，并及时罢免教学成果不合格学官。明代实行集中讲课、复习讨论、书法练习、经书考试等多种教学方式，帮助监生深入理解掌握新知识。国子监的监生都享有较为全面的生活保障，包括饮食、衣物、节日赏赐及对其家庭的扶持，长期留京的监生还有回乡省亲的机会。明代孝慈皇后设立的“红仓”就是专为监生家庭提供支持的，未婚监生则可获得婚聘资助和生活必需品。这些措施体现了各朝代对教育事业的重视和投入，国子监由此也形成了严谨务实、积极向上的学风。

      监生结业后，主要通过科举等途径进入国家治理体系。国子监设立的目的是培养符合国家治理需求的高素质人才，所以它不仅是教育机构，也是监生进入仕途官场的桥梁。在元代，虽然科举考试并非监生的主要去向，但通过贡试、私试等选拔机制，培养出了大批政治精英。明代进一步完善国子监的教育与选拔体系，科举考试成为监生的重要出路之一，同时引入历事之法，即监生通过在各级官府实习接触实际工作，以培养实务能力。清代强化科举取士，监生虽然也有其他出路，如候选地方教职、考定职衔，但科举考试成了其最主要的上升渠道。

      纵观历史，国子监在培养国家治理人才、社会栋梁以及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方面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文化认同与民族交融的纽带

      在中国古代，国子监既是最高学府，更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及东西方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纽带和平台。正是因为包容开放的教育政策，全国乃至全世界各地各民族的师生得以在京师共同学习、共同生活。随着元、明、清三代国子监教育体系的建构和完善，其形成的一脉相承的中国式教育机制以及师生们共读儒家经典的文化传统，生动而深刻地体现了教育对于增进中华文化认同、促进多民族统一国家巩固发展的重要作用。

      元代国子监的开放性政策和多语言教学，推进了各民族文化交流融通。特别是蒙古国子监、回回国子监的设立，极大地促进了少数民族对儒家文化的深入理解和广泛认同。

      明太祖朱元璋尤其鼓励少数民族土官子弟进入国子监学习，以通过儒家教化“变其土俗同于中国”。这不仅是加强中央集权的治理策略，也是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措施。比较著名的有四川普定军民府知府者额的子弟入读国子监，等等。朱元璋要求国子监认真教导，满足各族监生的“慕远之心”。

      清代，国子监的教育体制和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不仅师生构成上呈现满、汉、蒙古等多民族的特点，还精心挑选不同民族的高级官员担任管理职位、分配教学岗位。

      历代的国子监无不推崇儒家经典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契丹、女真到蒙古、回、满等，无论是《尚书》《春秋》等典籍还是《史记》《汉书》等名著，都是各民族监生长期系统诵读、掌握的主要内容，他们也由此得以深入学习、深刻理解中原儒家文化，不断增进对中华文化、中华民族的认同。

      国子监的学制为三到四年。期间，师生、监生之间建立了密切联系和频繁互动，它也因此成为增进文化认同、促进民族交融的关键场域。

      元代国子监首任祭酒许衡，就对蒙古和色目监生的教育尤为重视。他的教学管理既严格又充满关爱，为各民族监生的学问积累和身心成长营造了良好氛围。许衡的学生康里人不忽木曾与蒙古人坚童、太答、秃鲁等一同上疏，建言广立学校。疏文从尧舜说起，总结中国历代治国、立学之得失，进而提出广立学校、研习汉法的建议。更具深意的是，疏中特别提到北魏道武帝培养人才、“通习汉法”的历史经验，这反映了他们对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后要积极学习中华文化、借鉴中原王朝治国理念方能长治久安的深刻认知。疏文上奏10年后，元朝在全国建立的学校已达两万余所。

      元代学者虞集与其学生、党项人斡玉伦徒之间的友好交往，也是国子监以教育增进文化认同的生动注脚。历任国子助教、博士等的虞集，曾为斡玉伦徒之祖先西夏大儒幹道冲的画像作赞，并且两人在学术和文化活动上频繁交流，显示了深厚的师生情谊以及对中华文化的无比热爱。

      经元、明、清三代的发展，国子监当之无愧地成为国家的文化与教育中心，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

游客在北京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内参观游览 中新社 贾天勇/摄

在守正创新中赓续历史文脉

      万物有所生，而独知守其根。

      春和景明，走进北京唯一完整保留了四座牌楼的古建街——国子监街，左庙右学的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与网红小店相比邻，厚重的历史感与浓郁的现代气息扑面而来。

      近年来，北京切实履行传承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职责使命，系统保护、活化利用历史文化遗产，持续擦亮首都历史文化遗产金名片，融合历史人文、生态风景与现代设施的城市文脉呈现崭新面貌。国子监以其悠久的历史、独特的建筑风貌和深厚的文化内涵闻名于世，在传承与创新、历史与现代的交织中焕发出新的生机，成为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标志性建筑之一。

      如今，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已连续14年举办祭孔大典。这一仪式是对孔子及其思想的尊崇与传承，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动再现。在此基础上，博物馆不断拓展其文化活动的广度和深度，持续打造了“太学·寻迹”“开笔礼”“中华文化大讲堂”以及国学文化节等一系列立足北京、辐射全国乃至连通世界的品牌文化活动。这些活动不仅为公众提供了深入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窗口，也为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搭建了桥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还创新开发了一系列精致典雅的文创产品，如主题雪糕、“前程似锦”“鱼跃龙门”“紫藤花蔓”等原创系列。这些网红文创产品受到年轻人的热烈追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成功案例。

      赓续历史文脉、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国子监大有可为！

来源：《中国民族》杂志2024年第3期

文：操宇晴

作者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责编：张红彬 龙慧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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