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24日上午，正在河北承德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用了半天时间，先后走进避暑山庄、普宁寺、承德博物馆，深入考察文化遗产保护和民族宗教工作并作出重要指示。

“承德我是头一回来，一直心向往之。这里的很多事都想了解、实地看一看。”考察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形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承德见证了我们国家历史发展的一些重要时刻，汉藏满蒙等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这里留下了许多历史印记。承德避暑山庄底蕴深厚，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宗教与社会相适应、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方面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和时代意义。我们的祖先在中华民族的进步过程中、在文明发展的进程中，都有哪些政治智慧、做了哪些事情，我们要深入了解。历史是鲜活的，既有通史，也有专史，各个方面都要研究透。要因地制宜开展研究阐释，围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好研史学史工作。

鉴往知来，习近平总书记充满自信：“在党的领导下，我们56个民族、14亿多人和睦共生，更加坚强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让我们跟随习近平总书记的脚步，走进承德避暑山庄及其周围寺庙，了解清代民族关系发展和多措并举维护民族团结、边疆稳定、国家统一的史实，感知“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的历史佳话。

（一）

承天地化育万物的恩德。

承德，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是连接京、津、冀以及辽宁、内蒙古的重要节点。实际上，承德作为一个显著地标在中华文明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始于18世纪上半叶（其命名于1733年，取“承受先祖德泽”之义）。有清一代，这里因地处京师和塞北之间、中原农耕文化和草原游牧文化过渡地带，更是成为清王朝的第二个政治中心，见证了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巩固和壮大，见证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留下一段段“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的历史华章。作为享誉世界的文化遗产，承德避暑山庄及其周围寺庙堪称历史文化的宝库、民族团结的丰碑，跨越时空，历久弥新。

自1644年清军入关，清王朝进一步打破长城内外的界限，逐渐改变曾经的民族隔离和隔阂状况，开辟了我国民族关系史上的新篇章。

1691年，时任古北口长城总兵蔡元针对因战乱频仍而损毁严重的长城，上奏朝廷希望调拨民工和经费予以固修。此前，大臣索额图也提出，历朝君王都在修建长城，今长城已破败不堪，何不修之？

对此，康熙皇帝有着自己的思考：“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敢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清圣祖实录》中的这段话，被后世史学家诸多引述，认为是“内圣外王”典范。就在这一年，康熙亲抵多伦诺尔，主持了著名的“多伦诺尔会盟”，消弭纷争、维护团结，喀尔喀蒙古（清代漠北蒙古族诸部的统称）正式归附清朝。“我朝施恩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也。”

“固国不以山溪之险。”有形的长城，在承德画上了一个句号。代之而起的，也有承德避暑山庄及其周围寺庙。

一座山庄，半部清史。避暑山庄及其周围寺庙，兴建伊始就决定了它们绝不是单纯的园林与寺庙，而是清王朝为实现团结边疆少数民族、巩固国家统一而修建的。

承德避暑山庄又称“热河行宫”，始建于1703年，建成于1792年。一幅清代画家绘制的《避暑山庄全图》，呈现了山庄鼎盛时期的全貌。山庄的面积超过8000亩，相当于两个颐和园，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皇家园林。山庄面积西北多山、东南多水，地形犹如中国自然地貌的缩影，亭台楼阁、山水相依，自然风景与人文历史交相辉映。

取自然山水之本色，撷塞北江南之风光。清朝在兴建承德避暑山庄时，借助自然地势，融南秀北雄为一体，集全国名胜于一园，既有江南水乡的旖旎风光，也有茫茫草原的辽阔无边，还有沟壑纵横的绵绵山峦，被誉为“中国古典园林之最高范例”。这里气候宜人，风景优美，按功能分为宫殿区和苑景区两大部分。其中，宫殿区包括正宫、松鹤斋、东宫和万壑松风四组建筑，是皇帝日常起居、处理朝政、宴饮娱乐以及举行重大庆典活动的场所。苑景区则包括湖区、平原区和山区。

康乾盛世130余年，清帝几乎每年都有半年时间在避暑山庄处理军政要事。所以，它是清代除京城外的政治分中心，朝廷的系列戍边筹藏大策也有许多从这里发出。

清代，蒙藏地区盛行藏传佛教，四大活佛居延其间。达赖喇嘛理前藏，班禅大师事后藏，章嘉活佛居漠南蒙古，哲布尊丹巴主喀尔喀蒙古。护持、尊崇藏传佛教必然对蒙藏地区产生极大的影响，因此清代“修庙固疆”的国策随之而生。

“因其教，不易其俗。”为团结少数民族，给其政教首领提供朝觐皇帝时礼佛之用的场所， 1713年至1780年，清朝先后在承德建成了环列避暑山庄的12座皇家寺庙，即溥仁寺、溥善寺、普乐寺、安远庙、普宁寺、普佑寺、广缘寺、须弥福寿之庙、普陀宗乘之庙、广安寺、罗汉堂、殊像寺。据清代《钦定理藩院则例》记载，理藩院总共直接管领40座庙宇，除了北京的32座，其余8座均在承德。这些寺庙由理藩院每月造册统饷，朝廷支付其费用，又因其地处长城边塞以外，故统称“外八庙”。

避暑山庄古朴典雅，而“外八庙”金碧辉煌，二者在建筑风格上形成鲜明对比，乃帝王宫苑与皇家寺庙的融合杰作，更开创了民族团结与文化交融的典范。而其中所珍藏的诸多碑文、壁画、瓷器、漆器、玉器、佛像等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展示了丰富多彩、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1994年，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二）

探寻岁月的印记，感悟历史的启迪。

“外八庙”的布局以山庄为中心形成众星捧月之势，体现了“仁怀天下，宇内一统”的治世思想。其建筑样式分为汉式、藏式和汉藏结合三种，有的出于北京，有的仿自新疆，有的来自五台山，有的源于西藏，蕴含着兼容并蓄、借鉴融通和遐迩一体的理念与期许。

溥仁寺、溥善寺，是“外八庙”中修建最早的寺庙。

1690年，清政府彻底取得平定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叛乱的胜利。特别是第二年举行的多伦诺尔会盟，更是将对喀尔喀蒙古诸部由松散型转变为行之有效的盟旗制管理，废除了蒙古贵族从前的“济农”“诺颜”等称号，实行中央政府的封爵制度和法律体系，依次授与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台吉等封号，并将喀尔喀蒙古诸部划分为左、中、右三路总计34个旗，统一纳入朝廷有效管理之内，极大地密切了蒙古各部与中央政府的关系。至1713年，漠南、喀尔喀等蒙古区域经过20余年的休养生息，出现了牧业繁兴的安定局面。这一年，适逢康熙皇帝六十寿辰，蒙古诸部上层首领齐聚避暑山庄，恭祝寿诞。

“众蒙古部落，咸至阙廷，奉行朝贺，不谋同辞，具疏陈恳，愿建刹宇，为朕祝厘。”康熙皇帝允其所请，在承德武烈河东岸建造了两座寺庙，供诸部王公拜谒瞻礼所用，取“寓施仁政于远荒”之意分别题名“溥仁寺”“溥善寺”。

在避暑山庄的北侧，矗立着我国北方最大的藏传佛教寺庙、仿西藏桑耶寺而建的普宁寺。该寺始建于1755年，历时4年落成。这是一座典型的汉藏合璧式寺庙，前半部为汉式，后半部为藏式，二者有机融合。寺内立有普宁寺碑记以及平定准噶尔勒铭伊犁之碑、平定准噶尔后勒铭伊犁之碑，四面均分别用汉、满、蒙古、藏四种文字镌刻碑文。

这次习近平总书记在普宁寺考察时，就仔细察看了上述石碑，了解相关史实。

1755年，清廷出兵5万分两路直进伊犁，一举取得平息西部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首领达瓦齐叛乱的胜利。是年十月，乾隆皇帝在避暑山庄宴赉厄鲁特蒙古四部贵族。为纪念平叛胜利和这次盛大集会，乾隆效仿其祖父康熙皇帝安定喀尔喀蒙古之后在多伦诺尔会盟并建汇宗寺的先例，决定仿西藏桑耶寺形制建庙。修建该寺的过程中，1757年清廷再次取得平定准噶尔部阿睦尔撒纳叛乱的胜利，从而巩固了西北边防，维护了国家统一，实现了“安其居，乐其业，永永普宁”的安定局面。

此外，乾隆皇帝为加强对蒙古各部的管理，还将漠南蒙古的宗教首领三世章嘉活佛奉为国师，常年伴其左右。乾隆驻跸避暑山庄期间，章嘉国师就居住于普宁寺的讲经堂内。1763年，喀尔喀蒙古的宗教首领哲布丹尊巴三世活佛来承德朝觐，普宁寺也一度成为其礼佛诵经的场所。

安远庙建于1764年，仿新疆伊犁的固尔扎庙而建。达什达瓦部是准噶尔蒙古的一支。清王朝平定准噶尔部叛乱时，达什达瓦部坚定地站在朝廷一边，踊跃参战。1758年，该部提出“情愿向内迁移，承受恩泽”的请求，乾隆皇帝允所请，将其安置于承德并归入驻防八旗，在普宁寺周围建房千余间，供其居住。

固尔扎庙俗称伊犁庙，是准噶尔部牧民聚会之所在，也是该部规模最大的一座寺庙。该庙于1756年被阿睦尔撒纳的溃军所焚毁。达什达瓦部迁居热河后，乾隆命“肖固尔扎庙之制，营建斯庙。” 安远庙建成后，每年夏季厄鲁特蒙古王公贵族来承德朝觐皇帝时，常在这里举行宗教活动。

普乐寺建于1766年。

清廷平息达瓦齐、阿睦尔撒纳叛乱以后，西北边境地区多年割据混战的局面得以改变，巴尔喀什湖附近的左、右哈萨克族和葱岭以北的东、西布鲁特族，继准噶尔杜尔伯特部之后相继归顺清朝，并且年年来避暑山庄朝觐皇帝，扈从行围，接受封爵宴赏。乾隆御题《普乐寺碑记》载：“惟大蒙之俗，素崇黄教，将欲因其教，不易其俗，缘初构而踵成之。且每岁山庄秋巡，内外扎萨克觐光以来者，肩摩踵接。而新附之都尔伯特及左右哈萨克、东西布鲁特亦宜有。以岁其仰瞻，兴其肃恭，俾满所欲，无二心焉。”

纵观碑记全文，得以了解普乐寺修建的背景：平定准噶尔部叛乱之后，清王朝为厄鲁特蒙古建造了普宁寺；达什达瓦部族迁移热河后，修建了安远庙。同理，也应为新归附的哈萨克、布鲁特修造寺庙，以满足他们的政教首领来承德后的习俗和宗教活动所需。故乾隆皇帝按照漠南蒙古宗教首领章嘉国师所提示的宗教意蕴，建造了普乐寺。

普陀宗乘之庙建于1767年。

1770年，是乾隆皇帝六十大寿，第二年是其母后八十大寿。皇帝的万寿节和皇太后的大寿相连，这在封建王朝属最重要的庆祝活动。其时正值康乾盛世巅峰期，国力充盈、民族和合、边疆安宁。蒙古、青海、天山南北和西南地区的各少数民族首领，以及内藩外使都要云集承德庆贺。且蒙古各部上层首领为此还进献了千尊无量寿佛，因此乾隆特别重视这次盛会，把它当做敬重信仰和显示国威的绝佳机会，于是仿前藏政教首领达赖喇嘛的驻锡之地布达拉宫修建了普陀宗乘之庙。

土尔扈特部是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明末曾迁居伏尔加河流域，因不堪沙俄的压迫毅然决定回归祖国。从1770年11月至次年6月，该部逾越艰难险阻，行程万余里东归故土，重回祖国怀抱。清王朝对于土尔扈特部这种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给予极大褒奖，除立即从西北各地调济牛羊、粮米、衣物予以救济、帮扶外，又在承德召见其首领渥巴锡。1771年9月，乾隆皇帝首先在木兰围场伊绵峪召见渥巴锡。秋狝完毕，渥巴锡又随圣驾至避暑山庄，在万树园大宴7天，还特准其首领一行参加了普陀宗乘之庙的落成典礼，以示对该部的尊重和礼遇。

这次习近平总书记在承德博物馆考察时，参观了《望长城内外——清盛世民族团结实录》专题展览。参观过程中，一幅展现土尔扈特部万里东归的示意图，吸引了总书记的目光。总书记感慨：“土尔扈特部都去了100多年了，最终还是义无反顾要回到祖国，这真正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影响力和向心力。”

须弥福寿之庙建于1780年。

这一年也是乾隆皇帝七十寿辰。参加万寿节庆祝活动的众多人物中，就有来承德朝觐皇帝的六世班禅额尔德尼·罗桑贝丹意希。乾隆对于他的到来给予了极大重视，按照曾祖父顺治皇帝在北京接见五世达赖、兴建西黄寺的做法，仿后藏班禅居住的扎什伦布寺式样，以一年多时间的最快速度兴建了须弥福寿之庙。该庙是供班禅来承德时生活和讲经的地方，因此又俗称班禅行宫。

六世班禅一行，在这里受到了乾隆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礼遇。驻锡承德期间，他与乾隆频频会面，筵宴赏赐，颁敕授印，讲经布道，拈香熬茶，开光受戒，祈祷万寿，欣赏歌舞，观看焰火，各种活动连日不绝。特别是乾隆以七旬高寿研修藏史，并用藏语与其简单交谈，令班禅大师深感圣恩。需要说明的是，按照清朝的典章制度，“喇嘛入觐惟令跪不受其拜”。班禅却说：“古佛宜行拜礼。”因此，班禅觐见乾隆时，既跪又拜。这种礼节形式与五世达赖进京朝觐顺治帝时，有了很大改变。这也从侧面反映了西藏地方和中央政府臣属关系的进一步加强。

古人不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以儒治国，以教治心。”清代，无论对漠南、漠北喀尔喀蒙古的经略，还是对新疆、西藏的治理等；无论出兵新疆平叛、改革盟旗制，还是对西藏达赖喇嘛和班禅活佛的册封、“金瓶掣签”和驻藏大臣制度的设立以及《钦定藏内善后章程》的颁布实施……清王朝以避暑山庄和“外八庙”为场域，以园林、寺庙、牧场、湖沼、楼亭、蒙古包等为舞台，通过避暑、祝寿、秋狝、礼佛、会盟、封赏、赐爵等活动，上演了一幕幕促进各民族守望相助、和睦共生的历史活剧，也把承德这个因避暑山庄而兴的地方演绎为清盛世处理民族事务、在国家治理方面扮演重要角色的第二个政治中心。

这一切，都有效有力地团结了边疆少数民族，巩固了国家统一，标志着清朝的民族团结达到了历史新高度。

文：承德博物馆馆长 孙继新

图：孙卫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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