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格尔》是我国少数民族三大英雄史诗之一，以主要人物江格尔的名字命名，讲述了在江格尔的领导下，洪古尔等12名雄狮大将及其麾下6000名勇士为保卫家园同敌人英勇斗争的故事。这部伟大的史诗，通过对蒙古族古代社会波澜壮阔历史画卷的描绘，高扬了强烈的英雄主义气概、爱国主义精神，表达了向往和平、维护和平的美好愿望。千百年来，通过“江格尔奇”民间艺人群体世世代代的演唱传承，《江格尔》至今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几次重要讲话中高度评价《江格尔》和《格萨尔》《玛纳斯》等三大英雄史诗，称其为“震撼人心的伟大史诗”。总书记强调，这样的文化遗产，既是少数民族的宝贵财富，也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要做好保护、传承、整理工作，使之发扬光大。
下面，就让我们从6个方面去加深对史诗《江格尔》思想性、艺术性和感染力的了解与认识。
《江格尔》最初产生和流传于我国新疆卫拉特蒙古民间，随着卫拉特人的迁徙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其部分诗章后来相继传播到青海蒙古族聚居地区和内蒙古等地。同时，这部史诗还传播到了俄罗斯联邦的卡尔梅克人、布里亚特人、图瓦人和阿尔泰人，蒙古国的喀尔喀人和卫拉特人，吉尔吉斯斯坦的萨尔特卡尔梅克人之中。就这样，《江格尔》逐步形成了北起西伯利亚、贝加尔湖，南至内蒙古高原、青藏高原，东起兴安岭，西至欧洲伏尔加河流域的传播空间，涉及4个国家6种语言，成为我国多民族共享并横跨欧亚大陆广为流传的文化遗产。
能够在如此广阔的空间传播，能够被如此众多的人民接受和喜爱，《江格尔》折射出各国、各民族千百年来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无疑也是连接丝绸之路沿线各国各民族人民的精神纽带。
从传播轨迹看，《江格尔》生动反映了蒙古族卫拉特各部的历史进程。作为最早生活于贝加尔湖以西、叶尼塞河上游地带的森林部落，他们于13世纪逐渐南下西迁至阿尔泰山附近游牧，14—15世纪起逐渐强盛，鼎盛时期曾统一东西蒙古诸部。17世纪30年代，其中的和硕特部进入青藏高原称雄，土尔扈特部为主以及和硕特、杜尔伯特部的一部分西迁至伏尔加河流域。清朝平定准噶尔后，伏尔加河流域土尔扈特部的主要部分回归祖国，驻牧在天山南北和今内蒙古阿拉善地区。留在伏尔加河流域的卫拉特人，发展为今俄罗斯联邦的卡尔梅克人。如今《江格尔》在各国的流传分布情况，正与这一历史发展过程相吻合：《江格尔》传唱在我国新疆蒙古族卫拉特人的故乡保持最为完整且至今仍属活态传承，我国青海蒙古族聚居地区及内蒙古阿拉善盟则部分保持了《江格尔》类型群中某些因素；伏尔加河流域的卡尔梅克人较完整地保留了《江格尔》的传统风貌；蒙古国西部的卫拉特人也部分继承了这一传统文化。
从具体内容上看，《江格尔》真实反映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主流。自古以来，蒙古族和其他民族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相互融合，一直有着紧密的经济文化联系。口头艺术，是各族人民集体智慧、审美情趣、价值取向和思想情感的集中表达。每个故事、每位英雄形象、每一句诗，都与特定地区和民族的历史际遇、生存方式息息相关。当《江格尔》传播到某个地区、某个国家，那个地区、那个国家的人民就会按照自身文化背景和精神需要，把自己的生产生活、思想情感、审美情趣、价值取向融入其中，在保留史诗基本面貌的同时赋予其新创造，使之成为各民族共享并用以表达各自心灵诉求的共有精神文化财富。而各民族共同接受、创造和发展的史诗文化，也成为他们之间牢不可破的精神纽带，并进一步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江格尔》跨欧亚流传、多民族多国共享的传播空间，就是其巨大影响力的直观体现。在“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深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共识的当下，深入开展相关《江格尔》研究的国际合作，深入挖掘其有利于民族团结进步、文明交流互鉴、促进民心相通的内涵，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江格尔》之所以震撼人心，还在于其宏大的规模、独特的结构。
世界上大多数民族的史诗是以连续的故事情节为主线形成的；另有一部分史诗则以英雄人物的事迹为中心，组织起相互没有次序关系的多部诗章而形成史诗集群。《江格尔》属于后者，是情节相互独立的上百部诗章的并列复合体。这种并列复合型结构，为其内在张力提供了广阔的前景。
作为一种综合性表演艺术，史诗的存在、传播方式是艺人在民间的现场表演。它产生于艺人的表演中，并通过艺人的世代传唱得到传承和发展。经过民间艺人的千锤百炼，史诗成为人类民间口头艺术的高峰。如今对于《江格尔》史诗宏大篇幅和规模的认识，是通过国内外各方面人士长期不懈的搜集记录、整理出版、分析研究而获得的。
现代意义上对于《江格尔》的搜集记录和出版发表，国外开展得比较早。特别是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学生、卡尔梅克人诺木图·奥其洛夫和他的老师科特维奇教授，分别于1908年、1910年记录、出版了著名艺人鄂利扬·奥夫拉演唱的十部诗章，《江格尔》由此名扬世界。从1802年至今，从俄罗斯联邦卡尔梅克人中搜集记录出版的《江格尔》共约30部独立诗章及其异文。蒙古国《江格尔》的搜集、出版、研究工作，则始于上世纪初。迄今，采自蒙古国境内的《江格尔》异文约30部，多为篇幅短小的诗章，有的还不太完整。
在我国，上世纪30年代末一些知识分子开始了对《江格尔》的搜集记录工作。卢沟桥事变后，进步知识分子边燮清（笔名边垣）在新疆狱中听过蒙古族史诗艺人满金演唱《江格尔》，并凭记忆将其故事情节用汉文诗体编写整理出来。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各民族民间文学，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搜集、整理、出版和研究热潮。1950年，边燮清编写的《江格尔》文本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以《洪古尔：蒙古民族故事》之名出版，并于1957年、1958年两度再版。改革开放伊始，就不断有我国的学者陆续深入新疆蒙古族聚居地区采录《江格尔》，相关成果随之得以发表、出版。当时，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挂帅，成立了自治区《江格尔》工作领导小组，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赴天山南北蒙古族聚居地区寻访艺人，大规模采集《江格尔》。据不完全统计，至上世纪末，这个团队共走访100多位艺人，采录和整理出版100多部独立诗章的300多个异文，出版资料本、文学读本数十种，篇幅规模达30多万诗行。这还不包括很多专家学者和民间文学爱好者的个人采录及未公开的资料。
我国《江格尔》搜集、整理工作虽然起步较晚，但成果非常显著，采录的艺人数量、诗章数量和规模、出版卷数均达到了国外过去200年采录总和的3倍还多，彰显了作为《江格尔》故乡的深厚底蕴和大有作为。也正是这些基础性工作及取得的成就，使我们有足够的底气向世人宣示：《江格尔》是中国“三大史诗”之一，是可以与荷马史诗、印度两大史诗等世界著名史诗媲美的伟大史诗。
古老的传统、丰富的内容、深沉的思想和艺术的呈现，反映蒙古族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江格尔》，当之无愧成为深入了解蒙古民族的“百科全书”。
在漫长的岁月中，阿尔泰语系文化逐渐形成具有共同形式与题材的史诗传统，并以各民族历史与现实为其叙述的内容。《江格尔》继承了我国北方早已产生并延续千余年的古老史诗传统，包括题材、结构、叙事技巧、传承体系等，其基本故事类型主要有勇士征服或消灭敌人、勇士结义以及勇士们的婚姻。
第一种类型的故事，是古代蒙古部与周边部落或民族间关系的一种反映，也是古代蒙古族部落集团军事政治历史的体现。史诗中的江格尔的勇士们分左右翼勇士，其汗庭中还有不同等级、各司其职的官员，反映了蒙古族及北方游牧民族自古沿袭的社会政治制度。
第二种类型的故事，反映了古代国家、民族和氏族部落联盟的形成过程。这与人们从《蒙古秘史》《史集》等古代历史文献中看到的部落联盟形成方式极为相似。例如，《蒙古秘史》中成吉思汗与札木合成为“安达”（结义兄弟）后，和英雄史诗中的勇士们一样共同驻牧，共同迁徙。
第三种类型的故事，反映了古代各民族、部落间的联姻关系。在《江格尔》及蒙古族其他英雄史诗中，大约三分之一诗章叙述的是勇士们向心仪姑娘求婚等故事。蒙古史诗中有很多建立功绩的英雄，往往以单枪匹马的孤胆勇士面貌出现。其实，他们都是可汗、莫尔根，是氏族、部落或汗国的首领。显然，这类故事用史诗语言反映了古代各部落、民族和国家统治者之间的政治联姻。
上述这些类型的故事，不仅展现了古代蒙古族及我国北方各民族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诸如原始采集、渔猎、游牧等经济形态，萨满、摩尼教、佛教等信仰文化以及婚姻等民俗文化，而且也透露了很多更为古老的信息，绘就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波澜壮阔、动人心弦的历史画卷。
和平与发展，不仅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也是人类自古以来共同追求的美好理想。《江格尔》虽然表现了许多撼人心魄的战争场面，洋溢着气吞山河的英雄主义情怀，但其落脚点却是追求和平自由、和谐安康。
在长达100多部诗章及400多个异文中，《江格尔》无不以歌舞升平的祥和状态开始，又以同样的状态结尾。尤其是所有异文开头的序诗，总是不厌其烦地描述、赞颂江格尔的宝木巴地方（意为太平安康之地）：这里没有冬天，阳春常驻；这里没有酷暑，金秋延绵；这里没有袭人的寒风，和风习习；这里没有炙人的炎热，细雨绵绵；这里没有疾病，人人长生；没有孤寡，老幼安详；不知穷困，家家富裕；没有压迫，自由幸福……这些描绘，把人类永恒的价值追求表现得淋漓尽致。
《江格尔》思想内涵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反对分裂、追求统一。在分崩离析、诸强纷争、弱肉强食的世界，江格尔代表结束分裂、维护和平、完成统一的正义一方，与造成分裂、破坏和平、阻碍统一的邪恶势力进行斗争，逐渐结束诸可汗的割据，建立理想中的宝木巴地方，为统一立下了丰功伟绩。
与此同时，《江格尔》还表现了各民族彼此尊重、互相学习、和谐相处、共同建设幸福家园的美好愿望。史诗时常提到的宝木巴地方居住着500万使用各种语言的人民，他们都具备上乘的多语言能力。诗章还描述了许多通过法律和政治途径解决部落之间、民族之间纷争的场景，并且把具有解决矛盾能力的人誉为“人中豪杰”“有真本事的人”。
《江格尔》史诗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首先体现在江格尔及勇士们舍生忘死保卫故土家园的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战斗中。面对凶残的侵略者，洪古尔、萨布尔、萨纳拉等众勇士毫不畏惧，英勇顽强，表现出为保卫和平安宁甘愿抛头颅洒热血、视死如归的爱国主义精神。
江格尔的勇士们都有父母有妻儿，也有五畜有牧场，平时在各自的领地安居乐业、休养生息。他们忠诚于江格尔，忠诚于宝木巴家乡，忠诚于族人，每遇外敌入侵，无不舍小家保大家，毫不犹豫地冲锋陷阵，事迹可歌可泣。当残暴的古尔古汗洗劫宝木巴地方，摧毁江格尔的宫殿，践踏民众生命财产的时候，洪古尔毅然踏上征程，单枪匹马与敌作战，最终寡不敌众落入敌手。即便被严刑拷打、百般折磨，但他为宝木巴而战的赤心始终不改，绝不向敌人屈膝。
《江格尔》对宝木巴地方的描绘虽然非常理想化，但绝不是空中楼阁、无源之水。史诗的100多部独立诗章及其数百个异文，大多都提到富足安康的宝木巴地方位于阿尔泰山脚下。这里的阿尔泰山，是祖国大好河山的象征。《江格尔》序诗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就是赞美以阿尔泰山为标志的祖国。
随着土尔扈特部的西迁，《江格尔》流传至伏尔加河流域，即便千万里之外，那里的江格尔奇也同样不遗余力地赞美着阿尔泰山。每当深情的吟诵响起，总会唤起漂泊异乡的人们对祖国的无限怀念和向往。据19世纪德国旅行家和传教士贝尔格曼记载，土尔扈特部曾有一位出色的江格尔奇，能连续数日演唱数部《江格尔》。后来，土尔扈特部东归，这位富有才华的江格尔奇也跟随渥巴锡汗回到了阿尔泰山。可以说，《江格尔》所饱含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土尔扈特人始终心系祖国、不远万里东归的最深层动力。
人类早在自己的“童年时期”，就创造了一些后世难以企及的艺术形式。史诗便是其中之一。
《江格尔》以恢宏的规模、独特的结构、奇异的想象、凝练的语言叙述历史，在多民族跨境共享的传播过程中，继承发展了蒙古族英雄史诗的征战、婚姻两个基本主题。征战型、结义型、婚事型等基本故事类型，融合了各民族神话传说、故事歌谣等口头文类，形成由江格尔及其若干主要英雄人物和人间天堂宝木巴为主线串联起的数百部诗章，并由此形塑为并列复合型的鸿篇巨制，把人类口头艺术发挥到极致。
《江格尔》塑造了一大批个性鲜明、可爱可敬的人物形象，极具艺术感染力。雄狮英雄洪古尔赤胆忠诚，性格直爽，作战勇猛；金胸智者阿拉坦策吉能“牢记过去九十九年往事，预知未来九十九年事情”，以预卜先知的智慧闻名；美男子明彦，英俊、勇武、有文艺范儿；铁臂萨布尔臂力过人，手持战斧所向无敌；飞毛腿塔巴嘎行走如飞；铁石心肠的萨纳拉气势凶猛，对敌人绝不心慈手软……人们热爱、崇敬这些英雄，倾注情感在传承中不断加以塑造，使其更加有血有肉，贴近生活、贴近大地，以此寄托美好的理想和祝福。
经过世世代代民间艺人的千锤百炼，《江格尔》的语言风格更是成为了蒙古语口头表达的典范。它的每一行诗句无不高度凝练，富有诗情画意，蕴含厚重的哲理意涵，在贴切事物表象的描绘中深刻表现事物的本质。每个段落表现一个场景，每个故事都有相对稳定的程式化套路，看似固定不变的结构却有着惊人的张力，给初学者的演唱提供了极大方便，也给经验丰富的艺人即兴创编提供了充分发挥空间。如此，通过一代代艺人的传唱演绎，一部部既古老又鲜活的诗章不断产生，使这部不朽的伟大史诗得以传承和发扬光大。
史诗是一种综合性表演艺术。《江格尔》的魅力，既在于优美抒情的诗歌、打动人心的音乐、惊心动魄的故事，还在于艺人的精彩表演以及由艺人和观众共同营造的气氛热烈的表演场域，更在于其非同一般的历史性、仪式性、神圣性和崇高性。在全球化进程中，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高度发展，史诗的演述、传播、传承环境都发生了巨大改变，但《江格尔》依然保持着活态传承方式，并不断催生出适应新时代的传播新方式新途径，展现出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强大活力。
总之，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作为蒙古族历史文化宝库中璀璨的明珠，“震撼人心的伟大史诗”《江格尔》无疑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是我们引以为傲的中华文化符号和形象之一。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斯钦巴图
来源：《中国民族》杂志2022年第7期
责编：龙慧蕊 张昀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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