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但形成“大一统”格局的并不多，中国就是其中一个。从历史脉络来看，中国这一格局是如何形成的？

林超民：在远古的中华大地上，除华夏外还生活着许多族类，先秦典籍将其统称为戎、狄、夷、蛮，即“四夷”。“华夏”和“四夷”，形成“五方共和”的格局，“诸夏”和“四夷”共同构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祖先。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并推行“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这一系列政策奠定了中国2000多年封建社会制度的基础，助推全国经济一体化及共同的文化、伦理、精神的形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打下坚实基础。

▲以“秦始皇统一六国”为主题的民间艺术品。（中新社记者 廖文静 摄）

至两汉时期，中国初步形成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魏晋南北朝时的民族大融合，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隋唐时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进入新阶段；五代辽宋夏金元时期，封建生产方式进一步向边疆地区扩展，形成中华民族大融合的高潮；明清时期，在统一政权下，各族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加强，统一多民族的国家局面进一步巩固。

从时间上来看，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政权分离是暂时的，政治统一是长久的。所谓“分裂”只是政权的对立，而中华的经济结构、社会体制、文化传承依旧是一个整体；中原和边疆、汉族与各少数民族、历史和现实仍是共同体。从发展趋势来看，分裂的时间越来越短、规模越来越小；而统一的时间越来越长、越来越巩固。可以说，每次分裂都是走向更高层次统一的过渡。

记者：对比古中国，古欧洲为何没有成为大一统国家？

林超民：中国上古时代也曾经有过万邦林立、一城一国的局面，类似于希腊城邦世界。但慢慢地，这些城邦在交融中逐渐形成地区性王国，后来又在秦朝发展成统一王朝。古代欧洲其实一直处于类似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状态。两个地方之所以呈现出统与分的不同，与各自的地理条件、经济结构、政治体制、文化传承有关。

欧洲位于亚欧大陆西部，水平轮廓破碎，是欧洲自然地理的一个显著特点。整个欧洲大陆被分割成众多的地理单元，每个地理单元相对独立，缺乏联合统一的内在需求和实际行为，又都对其它单元没有压倒性优势，从而形成相对分散的经济结构和多国林立、互不相属的政治格局。

罗马帝国时期，是古代欧洲历史上最为接近统一的时期。但遗憾的是，罗马帝国未能实现货币的统一、语言文字的统一和民族的交融，也未能构建统一的文化思想，最终还是走向分裂。这种“分”的状态长期延续，也使得人们难以形成统一共识，难以“聚合”，更没有“中和”。

▲意大利古罗马遗址。（中新社发 严向群 摄）

记者：为什么相对于其它国家和地区，中国人“合”的意识这么强？

林超民：在古代中国，即便是分裂期，无论汉族还是少数民族，都追求“天下统一”，都把自己建立的王朝视为中华正统；其所建立的王朝制度，也均以继承秦汉制度为基础，并未改变整体的经济、政治、文化结构。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各民族长期共同生活，形成互补又合一的生产生活方式，并孕育极具包容性和吸纳性的中华文明，使得中华民族形成以“共同性”为基础的强大内聚力。即便是在分裂时期，这种生产生活方式没有变，政治制度没有变，整体意识也没有变，文化一直在延续。这在国家观和民族观上就表现为“大一统”的国家观和中华民族整体意识。

古代中国将皇帝称呼为“天子”，将统一视为“天命”。相比“国”的概念，还有个更大的政治概念——“天下”。这个所谓的“天”，就是自然和社会规律的神圣化表达。实际上，中华民族的国家观同“天下一体”的世界观、价值观紧密相连。

▲呼和浩特市武川县境内发掘出北魏皇帝祭天遗址。（中新社记者 刘文华 摄）

记者：中国人向“以四海为天下”，在全球化的当下，这种以整个世界为政治单位、呼唤共在秩序的想象能给世界秩序带来新可能吗？

林超民：中华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致中和”的社会观。这种文化，引导个人处理好内在与外在的和谐、自我与他人的和谐、个人与群体的和谐；引导天下族类之间的和谐，做到“天下为一，万里同风”，“四海之内，若一家”；引导人类处理好与自然的和谐，做到天人合一；具有普遍的善意。

▲舞蹈诗剧《天下大同》。（中新社记者 张云 摄）

正是中华文化视个人与社会、天下、宇宙为一个时空上和谐共振连续不断的整体，在整体之中又做到“和而不同”以及更大的包容、欣赏、借鉴、吸纳，所以中华文明才能连绵不绝。

当今世界的发展变化超出以往任何一个时代。但我认为，尽管世界上文化多元、政治多体，实际上相互间的联系和交融却正在加强，文明正在趋同。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学习、相互包容正在取代相互冲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在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无疑，以“天下”理念为代表的更具共同体意识和包容性的中华文明，可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并提供新的思路或可践行的途径。

受访者简介：

林超民，云南大学教授，云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曾任云南大学副校长、巡视员、中国民族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云南历史学会会长。现任云南省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云南省国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民族史学会顾问。研究领域：中国民族史、云南地方史。著作有：《林超民文集》(四卷)《中国民族史》《唐宋民族史》《中国地域文化通览·云南卷》《云南通史》第三卷等；译著有《南诏国与唐代西南边疆》等；主编《方国瑜文集》《云南大学史学丛书》《云南大学民族研究丛书》等；主编《民族学评论》《西南古籍研究》等研究集刊。

来源：“道中华”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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