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秦（十六国之一）弘始三年（401）十二月二十日，古都长安（今陕西西安）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五十八岁的鸠摩罗什（344-413）。后秦国君姚兴见到他来，如获至宝，还将其尊为国师。不久，鸠摩罗什就先后在西明阁、澄玄堂、逍遥园、大寺等地译（佛）经讲道。从公元403年开始，鸠摩罗什又在姚兴的帮助下开展了多次大规模的佛经翻译活动。有人也许会想，佛教既然起源于印度，能够翻译佛经的鸠摩罗什是不是印度人呢？可以说，既是，也不是。

▲鸠摩罗什画像。（图片来源：纪录片《梦幻凉州》截图）

鸠摩罗什不是印度人是“龟兹人”

说是，是因为鸠摩罗什的家世渊源的确来自如今的印度次大陆。祖上世世代代都担任“国相”。按婆罗门教（印度教的前身）的种姓制度，这些世俗官员大概属于第二等的“刹帝利”种姓。他们虽然次于最高贵的“婆罗门”，但比“吠舍”（普通自由民）与“首陀罗”（工匠及卑贱的奴隶）两个种姓的地位要高得多。只不过，鸠摩罗什的父亲鸠摩罗炎厌倦了世俗的奢华生活，跑到了西域的龟兹国（今库车一带）。龟兹国王听说鸠摩罗炎不惜放弃相位来到龟兹，“甚敬慕之”，亲自出城来到城郊迎接，不但尊他为国师，还把王妹嫁给了他。鸠摩罗什就是鸠摩罗炎与这位龟兹王妹所生的“混血儿”。

▲年幼的鸠摩罗什皈依佛教。（图片来源：纪录片《新丝绸之路》截图）

公元344年，即东晋建元二年，鸠摩罗什在龟兹出生了。从这个角度来说，他当然又不能算成印度人（何况他的母系也是龟兹血统）了。鸠摩罗什的母亲是王妹，父亲是国师，这家人可算是龟兹国中最为显贵的家庭。谁知，鸠摩罗什才七岁时，就跟随母亲一起出家，成了一位小沙弥。九岁时，他又与母亲一同前往次大陆北部的罽宾求学经典，三年大成，偕母返国。十三岁的鸠摩罗什已经四处讲经，名闻西域诸国。二十岁时，鸠摩罗什在龟兹受“比丘戒”，正式成为一位佛教僧侣。此后他在龟兹获得了更高的礼遇：升座说法时，龟兹的王公贵族纷纷跪于座侧，让鸠摩罗什踏着他们的脊背登上讲坛。

从这样的成长经历来看，鸠摩罗什此人称为“龟兹僧人”相比“印度僧人”倒是更为合适。而佛教又是如何从印度传播到龟兹的呢？这就与龟兹的地理位置有着莫大的关系。大体而言，佛学东传最早是“丝绸之路”上的商人们的贡献。商人希望佛祖能够保佑他们辛苦而危险的旅途平安并带来滚滚财富。在古老的“丝绸之路”上，他们于所到之处供奉佛像并在佛像前顶礼膜拜。沿着商人的足迹，佛教从印度西北部出发，越过阿富汗中部的兴都库什山、阿姆河，走过帕米尔高原进入西域。从此开始，又沿着塔克拉玛干沙漠分为南北两路。其中的北路经过尉头（今新疆阿合奇县的哈拉奇乡一带）、温宿（阿克苏地区温宿县）、姑墨（今新疆阿克苏地区拜城县一带）、龟兹（今新疆库车）、车师（今新疆吐鲁番西北）等诸国。其中，龟兹正处于天山南麓的北道要冲，是佛教东传的必经之路。

▲龟兹故城在今新疆库车市。（底图：百度地图）

相比西域地区的原有宗教，佛教构建了一个更加复杂宏大的精神世界。加上佛经再三强调不重视种姓差别，一入佛教就如众流归海。相比种姓等级森严的婆罗门教，佛教也显得更加“亲民”。因此，在传入龟兹之后，佛教就迅速站稳脚跟，进而兴盛起来了。

信仰佛教自然要供养佛教僧侣；给佛教僧侣提供息止、功课、修行、布道的地方被称之为寺院或伽蓝。雀离大寺就是古代龟兹的一座名寺，据说，鸠摩罗什之母在未出家之前便常常至此听讲佛法。唐代的玄奘和尚在《大唐西域记》记载，该寺位于龟兹故荒城北20余千米之处，在接近山的高坡之上，傍着一条古河。据近人研究，该大寺遗址就在今库车县北苏巴什地方铜厂河两岸。由于该寺傍河而立，河东、河西各有一片寺院，故历史上又称其为二寺，即东雀离大寺、西雀离大寺。这所寺院里有许多佛陀雕像，装饰庄严，泥塑技术高超，东雀离大寺中还有一块玉石，供奉在佛大堂内，其上有释迦牟尼足印，长一尺八寸，宽约六寸。

▲雀离大寺遗址。（图片来源：纪录片《新丝绸之路》截图）

佛教的传入，不但输入了宗教、文字、词汇，还输入了印度与中亚的文学艺术。而差不多与此同时，龟兹也受到了中原汉文化的强烈影响。

“龟兹”深深地被中原王朝影响

张骞出使西域之前，中原与西域已经有民间商贸往来，西汉建元三年（前138）和元狩四年（前119）。张骞奉汉武帝之命，两次对西域进行“凿空”，进一步打通“丝绸之路”。之后，汉廷逐渐将匈奴人的势力从西域驱逐出去。神爵二年（前60），西汉朝廷在乌垒城设立“西域都护府”，正式在西域设官、驻军、推行政令。这就是《汉书·郑吉传》中所称的“汉之号令班西域矣！”西域从此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西域的“城郭诸国”中，龟兹是个大国。这里有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商业，而且“能铸冶，有铅”，相当富庶。从《汉书·西域传》的记载看，龟兹国的人口几乎比疏勒、莎车、于阗的人口多4-5倍。而位于塔里木盆地南道的五个小国合起来的人口虽稍多于龟兹国，可这几国的军力加在一起还远不及龟兹一国。因此东汉明帝时期，班超率36勇士再定西域时，就认为只要平定龟兹，就可以底定整个西域大局。事实也果然如此。东汉朝廷非常重视龟兹作为西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代表中央政府管辖整个西域“西域长史府”的治所就设于龟兹。

▲龟兹是西域诸国中最早接受汉文化的地区之一。（图片来源：纪录片《丝路故事》截图）

随着西域诸国与中原王朝政治关系的日益密切，中原通往西域的道路上，也呈现出了“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的繁忙景象。不但中原的丝绸、漆器、铜镜等器物以及农田水利、牛耕、冶铁等技术相继传入西域。汉字也成为龟兹的通行文字。清朝末年，有人在拜城县东北发现了一块《汉龟兹左将军刘平国作亭诵》石刻。它刻于东汉桓帝永寿四年（158）。上面记载了龟兹的执政官员刘平国率六名秦人共来做列亭之事。在这一石刻上，还有一百多个汉代隶书的真迹。

▲“丝绸之路”。（图片来源：纪录片《新丝绸之路》截图）

简而言之，“丝绸之路”成为一条文化纽带，而作为“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古代龟兹也形成了多元文化的特色。据说，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1889-1975）就为之向往，他曾经说过，“如果人有来世的话，我愿意出生在新疆那个多个民族、多种文化交汇的库车地区。”存留至今的龟兹石窟也是文化交汇的绝佳见证。龟兹石窟始建于公元3世纪（早于著名的敦煌莫高窟200余年），止于公元12世纪。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石窟群有：库木吐拉、森木塞姆、玛札伯哈、克孜尔等。这些石窟不仅仅描绘了佛教教义的画面，而且还记录了古龟兹人狩猎、农耕、畜牧等生活场景。在其表现风格上也汲取了中原绘画特点。其中库木吐拉石窟的汉地风格最为典型。库木吐拉早期洞窟壁画与克孜尔石窟相近，但在中期以后出现了一种和敦煌唐代壁画相同的风格，考古学家称之为汉风窟，它在库木吐拉石窟中占的比重很大。

▲龟兹石窟壁画。（图片来源：纪录片《新丝绸之路》截图）

有人考证，龟兹国所建造的佛教洞窟多达600多个，面积达20000多平方米。这些惊人的数字足以让我们联想到，当年龟兹国是怎样的崇佛景象。《晋书·西戎传》也记载，龟兹国“俗有城郭，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庙千所”。当时，龟兹国全国人口不足十万人，而寺院竟达千所。这同样也体现了当时佛教的兴隆盛况。

而鸠摩罗什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为一位高僧。他的名气，甚至传到了千里之外的中原大地。彼时虽是十六国时期的乱世，却是佛教自从东汉传入洛阳后在中原的第一个重要发展时期。前秦君主苻坚（338-385）一度统一中国北方，他就非常倾心佛教。前秦军队攻克东晋重镇襄阳时，苻坚却说，我以十万之众攻襄阳，结果只得了一个半人，“安公一人，习凿齿半人也”。所谓“安公”就是当时的名僧道安和尚。道安劝苻坚西迎“道震西域，声被东国”的鸠摩罗什，为其采纳。

译经中创造大慈大悲、普度众生

383年正月，苻坚派大将吕光带兵七万远征西域，还特意关照，“朕闻西域有鸠摩罗什，深解法相，善闲阴阳，为后学之宗，朕甚思之”，要是平定了龟兹，一定要把鸠摩罗什这位“贤哲者国之大宝”送到长安来。

▲文献记载着苻坚派吕光出征龟兹请鸠摩罗什。（图片来源：纪录片《丝路故事》截图）

吕光领命出征，大获全胜。鸠摩罗什也落入吕光军中。谁知人算不如天算，前秦征伐西域大获全胜，却在与东晋的淝水之战（383）中以绝对优势兵力惨败。苻坚“投鞭断流”的豪情，结果却化为“风声鹤唳”的仓惶，自己也丢了性命……吕光率军东归到河西走廊时，闻听中原再度大乱，干脆止步不前，在此做起了土皇帝，是为十六国中“后凉”（386-403）之始。

鸠摩罗什就这样从跟随吕光从龟兹来到了姑臧（今武威市凉州区），并在这里住了17年。可惜的是，吕光是个“不好读书，唯好鹰犬”的赳赳武夫，对佛教不感兴趣。他只把鸠摩罗什当作一位占卜吉凶、预言祸福的西域方士。在这种情况下，鸠摩罗什自然是“无所宣化”，浪费了一生中的黄金时间，即从40岁到57岁。但他在留居凉州期间学会了“秦言”（汉语），这或许是这17年间唯一的收获。

在此期间，尊崇佛教的后秦两代君主（姚苌、姚兴）都曾派人来请鸠摩罗什前往长安，但都被后凉方面拒绝。这是因为吕氏政权里有人认为，鸠摩罗什有智谋，如果放他去长安，成为后秦军师，等于是给自己找麻烦。眼看对方敬酒不吃吃罚酒，401年，姚兴再也按捺不住，发兵西征，大破后凉，这才得以将鸠摩罗什请到了长安。

在后秦统治下的长安，摆脱了在凉州半囚徒式的生活后，鸠摩罗什终于完成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他通过近400卷佛教典籍的传译和阐发，第一次把印度佛学按本来面目介绍过来，对南北朝时期中国佛学的繁荣以及隋唐佛教诸宗的形成都起了重要作用。这些经译，与中国文化的发展大有关系，曾给予中国最流行的几个佛教宗派以深刻影响，比如《阿弥陀经》是净土宗的主要经典；《妙法莲花经》是天台宗的主要经典；而《金刚经》则是禅宗的主要经典。

▲鸠摩罗什翻译了《金刚经》：“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图片来源：纪录片《丝路故事》截图）

值得一提的是，谙熟汉语的鸠摩罗什译经之时已经贯彻了将外来文化中国化这一思想。前人翻译佛经里的梵文，大都采用直译。这种说法当然有其道理，比如佛教里的“涅槃（Nirvāṇa）”本身就是汉地原来所无的概念。但直翻译过多，带来的问题就是文义不通畅，理解困难。有鉴于此，鸠摩罗什确立了意译为主的原则。比如《金刚经》有“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佛遗教经》也说“譬如小水长流，则能穿石”。今天汉语中常见的词汇如“大慈大悲”“普度众生”，还有“烦恼”“苦海”“未来”“心田”“爱河”等词汇等都源自鸠摩罗什的翻译与创造，他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实在是不言而喻的。

▲位于鸠摩罗什寺中的舌舍利塔。（图片来源：纪录片《丝路故事》截图）

413 年（亦有409年等说），鸠摩罗什圆寂于长安。此前，他曾发誓，以死后舌不焚烂证明其译经的精确无误：“若所传无谬者，当使焚身之后，舌不焦烂。”据说，当时奇迹果然出现：“依外国法，以火焚尸，薪灭形碎，唯舌不灰。”如今，武威当地人大概没有不晓得罗什寺塔的。这座塔原在罗什寺内，后来寺毁塔存。它就是为纪念鸠摩罗什而建的，据说塔内就埋葬着他那传奇之舌。而鸠摩罗什的一生，也成为当时龟兹与中原文化交流、融合的一个重要见证。

参考文献：

刘锡淦：《龟兹古国史》

王宝坤：《鸠摩罗什评传》

华强：《龟兹文化与佛学东传》

胡戟：《龟兹名僧鸠摩罗什传》

来源：“道中华”微信公众号

作者： 郭晔旻

编辑：刘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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