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处滇川藏三省区交界处的横断山脉腹地群山褶皱之中，始建于宋末元初、兴盛于明清、振兴于新中国的丽江古城，留存了人与自然共同创造的不朽杰作，积淀了厚重的历史人文，诠释着中华文明的绵延不绝和中华民族的生生不息，自古以来就是我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共建共享的美好家园。

“丽江古城把崎岖地形与贸易重镇完美地结合了起来，人与自然的完美融合，具有突出且普遍的价值……”经历1996年七级大地震后，玉龙雪山脚下的古城保持了基本格局不变、核心建筑依存、恢复重建如旧，保存了历史的真实性，于199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首个入选世界文化遗产的古城。

古往今来，这座具有“突出且普遍价值”的古道重镇，何以成为世界级“网红城市”？中华民族“大一统”历史观、共同体理念如何深刻影响和形塑了她的前世今生？古城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有着何种启迪和借鉴意义？近日，围绕上述话题，记者专访了杨福泉先生。

丽江古城    新华社 王冠森/摄

记者：丽江古城只有两万多常住人口，却曾经达到227种姓氏，从古至今熙来攘往、热闹非凡，虽然偏居祖国西南一隅，却能享誉世界。您认为，这其中有着怎样的奥秘？

  杨福泉：丽江古城是在逐渐兴旺的村落群基础上慢慢发展起来的，至今许多街巷名称还保留着纳西古语中的“坞”（即村寨）字。这些村落随着茶马古道的贸易而兴盛，随着农商、工商兼营的社会化分工加强而逐渐形成街市乃至古城的雏形。目前，丽江古城是占地7.3平方公里的国家5A级景区，隶属云南省丽江市古城区。

1997 年古城街道上的纳西族老人 杨福泉/摄

在我国众多历史文化名城中，多民族聚居的丽江古城具有较高的整体价值，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集大成。近千年以来，这里的汉、纳西、藏、白等各族居民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逐步实现了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使其不断焕发出勃勃生机与活力。在古城“具有突出且普遍的价值”中，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正是其中最显著的价值之一，这也是她荣膺世界文化遗产桂冠的重要原因所在。

关于古城居民的来源，有相当部分是原来就生活在古城及周边的纳西族人。明清时期，木氏土司广揽人才，很多中原移民来到此地生活。还有一些是因为茶马古道贸易在此落籍的藏族、白族和回族等，古城居民构成由此更加多样，姓氏也随之多起来。上世纪50年代前，古城及近郊有138个姓，后来又新增了89个，曾经达到227个。

可以说，大多数古城人身上流淌着多民族的血液。至今，许多移民后代依然还会讲起自己的先祖来自南京应天府以及湖南、江西、福建、安徽等地。他们早已适应当地的气候、环境以及习俗、生活，从老家带来的文化也自然融入到古城的血液和肌体中，丽江因此变得更加开放包容。比如，纳西洞经古乐中饱含着浓郁的汉唐风、纳西韵；国家级非遗“白沙细乐”中的传统弹奏乐器“苏古笃”和一些曲目，相传是当年忽必烈“革囊渡江”征大理国经过丽江时赠给纳西族首领麦良的；在“勒巴搓”舞中、东巴木牌画上可以明显看到民族文化融合的痕迹；古城人说的丽江汉语方言中，仍保留着纳西语语尾助词。特别是明清以降，随着汉文化的广泛传播，并与丽江本土民族文化相融合，形成了古城敦厚的亲情人伦，尊老、礼长、爱幼蔚然成风，琴棋书画、种花养草等比比皆是，各民族传统节日都是全体居民共同欢庆的佳节。

丽江古城还是多种宗教汇聚之地，有汉传佛教、藏传佛教、道教，也有基督教、伊斯兰教，还有纳西族的东巴教、白族的本主信仰等，是我国宗教中国化以及多宗教和谐共存的生动诠释、典型代表。

纵观历史，丽江古城之所以能够拥有持久活力，得益于其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胸怀和气度，这也生动体现了丽江人民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近年来，古城通过文物保护、文化弘扬、文旅结合所获得的巨大成功及世界性声誉，则是我国凭借区域特色和历史文化资源走出可持续发展之路的一个典范。

记者：如您所言，数百年来各民族能在丽江古城安居乐业，离不开其开放包容的人文氛围。那么，这种“大都无城”的历史传统是如何形成的？对古城又产生了哪些影响？

杨福泉：丽江古城开放包容的历史传统，从以四方街为核心的四通八达的街道建制以及木氏土司广纳贤能之举中，都能窥见一二。

丽江古城的自卫之道，是充分利用居住聚落周围的山川屏障以及依山就势而建的关哨体系。因此，古城周围不筑城墙，造就了自由开阔的城市建制。曾经，丽江府凭借天险设立的关隘哨所达29处，这些天造地设的屏障相当于“大城墙”，经年累月形成了对城乡的整体保护。不筑城墙的做法，也与木氏土司不愿坐井观天，广纳天下俊杰、博采众家之长的开放胸襟和明智策略是一脉相承的。

明代开始，木氏土司积极引进中原地区的生产技术和文化教育，招揽文学、中医、建筑、矿采、工艺制作等方面人才，极大地促进了丽江地区发展。当地广为流传的故事——“木土司三留杨神医”，就表现了古城文化交融的状况。

明朝初年，杨氏家族先祖杨辉从湖南辗转行医至昆明，后应木氏土司之邀来到丽江。彼时，丽江缺医少药，有病请巫师禳解，听天由命。杨辉在当地推行依症施治，用家传针灸之法、中草药和秘方治疗疑难病症，屡有奇效。后来，杨氏一族繁衍成丽江的大家族，除致力于丽江的医疗事业外还开馆授业、大力推行汉学教育，在清代历举“孝廉方正”，被尊为“忠义老师”。当地士绅民众曾在古城大石桥边立碑以纪念杨氏的卓越贡献，前些年拍摄的电视连续剧《四方街》便由这一历史故事改编而来。

近代以来，重教厚文、知书明礼氛围浓厚的丽江古城，培育出被誉为“南中泰斗”的历史学家方国瑜，被称为“金生丽水，艺数周郎”的国画大师周霖等一批文化名人。可以说，是一代又一代的“古城人”赋予了丽江更为丰富的文化内涵，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古城开放包容的优良传统。也正因如此，她才更加充满烟火气与人文活力。

记者：丽江古城与茶马古道的命运紧密相连，活跃的商贸既繁荣了经济社会，也为边疆稳定作出了贡献。我们该如何解读古道之于古城的意义？

杨福泉：俯瞰丽江古城会发现，象征着权力中心的木氏土司府邸并不居中，反而是物流集散地——四方街位于古城正中间，密密麻麻的商业街区以此为圆心，顺着水流、地势依次铺展。这充分表明，古城因商路而兴、因商贸而活，进而成为了茶马古道上的耀眼明珠。

作为茶马古道最重要的中转站，丽江古城直至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仍然是我国经西藏与印度商贸往来的枢纽之一，古城内的商铺超过1200家。曾经的漫长岁月里，各民族“马锅头”和马夫共同构成了一支行进在崇山峻岭之中的马帮队伍，蔚为壮观。至今，古城还有不少人开设主题博物馆、保护相关遗址、收藏马帮使用过的用具……，致力于传播马帮文化。

往来于茶马古道的各族商人既与古城人做买卖，也食宿在自己的生意伙伴家或客栈中，久而久之结下了深厚情谊。先有古道后有古城，商贸把古城与全国各地更加紧密地连接起来。这种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文化上的兼收并蓄、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成为古城人追求团结统一的强大内生动力。

记者：在丽江古城，既有体现中原王朝建筑气度的木府，也有保留徽派建筑特点的方国瑜故居，还有融纳西、藏等民族建筑特色于一体的“蛮楼”民居等。您怎样看古城的建筑风格？

杨福泉：古城作为纳西古王国的首府，完整地保存着依循唐宋古法的明代建筑。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木氏土司在古城设“丽江军民府”府署，成为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中心，也由此形成了规模宏大的汉式宫殿建筑群。

丽江古城的木府

木氏土司在建造宫殿和建构古城时，虽效仿中原王者气度，但并未完全复刻中原皇宫帝苑，而是将它植根于本地传统。比如木府的坐向就没有按中原惯例坐北朝南，而是根据纳西族喜欢朝向太阳的习俗和东方属木之说，亦为皇帝所赐纳西土司之姓，欲得“木”之气而盛，选择了坐西朝东。宫殿群主要依据北京紫禁城的建筑礼制，其前端桥梁也仿自北京天安门金水桥。

古城民居最基本、最常见的型式，则吸取了多民族建筑精粹——纳西族“井干式”木楞房、古羌特点的碉房以及汉族、白族民居形式相结合，形成“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的合院式土木或砖木结构瓦房建筑。此外，还有不少民居借鉴了藏式建筑样式，比如两层楼均设长廊、楼房间相互通连，即融合纳西族、藏族民居特点的“蛮楼”。你提及的方国瑜故居具有徽派风格，则是由于先生祖籍安徽，先祖在明代入滇。方家故居既保留了徽派特色，又有丽江本地风格，很好地体现了多元文化在古城建筑上的融合。

总之，丽江古城整体建筑既有中原王城的文化气象，又融入当地崇尚自然的审美传统和情调习俗，兼具山城风貌和水乡韵味，结构自由活泼，充满灵动之气，形成了以中原古老建筑风格为主调、融多民族建筑风格于一体的格局。我国著名建筑学家刘敦桢对古城建筑备极赞美，认为“我国将来之住宅建筑，苟欲其式样结构，犹保存其传统之风格，并使之发皇恢廓，适应时代之新需求，则丽江民居不失为重要参考资料。”

我想，丽江古城建筑在如何更好地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上是作出了较为成功的探索的。古城人至今珍爱身边一草一木、一砖一瓦，既是源自对共有家园的情感，更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呵护。

记者：的确，古城的一切都离不开丽江的山山水水，这也是古城之美的突出体现。请您分享一下关于古城山水的故事。

杨福泉：古城人把对大自然以及人文历史的理解、尊重和热爱，淋漓尽致地融汇、倾注到了这座小城之中。作为一座人与自然高度和谐统一的山水之城，这里高原与水乡同在，雪峰与古城相望，文化与自然交相辉映，堪称人与自然和谐的杰作。

在古城人心目中，水是吉祥之源，不少人家将河流引入宅院，任其来去自由地流动于内。善待山水、善待树木的传统是古城制定各种乡规民约的基础，至今还保留着不少“禁止在河边杀生污染水系”“禁止跨河筑楼侵占水系”“禁止采土挖石”等主题的石碑。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古城民众曾竖立象山封山护林植树碑，旨在保护滋养水源的象山。四方街西侧的西河上设有活动闸门，居民利用西河与东河的高差冲洗集市和街面，也喜欢用水桶提水冲洗门前的五花石街道。冲洗过街道的水会流回河里，流向下游的乡村灌溉农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周游列国、在丽江居住了8年的俄裔作家顾彼得，称这里是其所见过的唯一每天用溪水冲洗街市的城市。

当然，水首先是丽江人的衣食之源。不用来自雪山的水，便做不出古城各种可口小吃。闻名遐迩的“丽江粑粑”就非常讲究水的质量，制作者通常在凌晨汲取最纯净的泉水以做出地道纯正的美食。

古城中有从不干涸的白马龙潭和水井，居民也创造出了“一潭一井三塘水”的用水方法。利用喷涌出的泉水，依照地势高差修建成三级水潭：上面饮用，中间洗菜，下面洗衣服，即“三眼井”。这般连环井的用水方式在古城到处皆是，体现了独具匠心的用水爱水传统。

作为高原水城，丽江古城也是别有风致的“桥城”，数百座石桥横跨大河小溪。有桥就少不了“桥市”，特定的桥卖特定的货，远道而来的山民在桥市里卖麻布、兽皮、黄鹰、草药等山货，附近的商贩则在桥上卖花生、甘蔗等。至今，这些石桥仍是售卖农副产品和传统手工制品的场所。

石桥还是婚恋的“鹊桥”。纳西族自古就有社交公开、青年男女自由交往的传统，每逢节庆，年轻人便在夜色降临后群聚桥上寻找意中人。他（她）们身着传统盛装，对山歌、弹口弦、吹树叶，不仅对唱的民歌是诗体，那竹片口弦吹奏的竟也是五言的民间诗歌。这一点，也算得上古城“具有突出且普遍的价值”的生动体现吧！

记者：今年距离美籍奥地利著名学者、探险家约瑟夫·洛克第一次走进丽江，刚好100年。长时间实地探访华夏大地的洛克，此后一直专注于向全世界推介丽江古城。那么，洛克的丽江之行到底为古城带来了些什么？

杨福泉：的确，洛克博士在中国西部27年漫长的实地探险、考察所取得的成就令人赞叹，其中尤以他对丽江和纳西族聚居地的深入研究最为瞩目。大至历史、宗教，小到植物、地名，他都如数家珍。所著《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至今仍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纳西东巴文化的经典著作，字里行间流露出对这里的一往情深。

洛克1923年拍摄的丽江四方街 杨福泉/摄

我曾有幸与洛克唯一传承纳西文化衣钵的学生雅纳特教授共事，与他合作开展相关研究。我在欧洲访学期间，也见识了洛克在全世界的巨大影响。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从1997年丽江古城入选《世界遗产名录》到2003年纳西东巴古籍文献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名录》，都与洛克当初对东巴文化和古城的研究、推介分不开。他以一位探险家和学者的方式，为保护传承丽江古城及其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源作出了贡献。2020年底，丽江人专门为他建了一座纪念馆。

记者：约380多年前，伟大的地理学家、旅行家徐霞客曾考察丽江，并留下不朽的古城游记。这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次远游，如今古城里的“情谊”铜像纪念着这段佳话。请问，徐霞客与丽江之间有着怎样的情缘？

杨福泉：1638年，徐霞客受纳西土司木增之邀来到丽江。二人一见如故，在解脱林谈诗论文，夜话人生。徐霞客惊奇这个边邑之王似乎得雪山之精华的风骨神韵、文韬武略，欣然提笔为其诗文集《山中逸趣》作跋。据史家考证，徐霞客为人作跋，“海内殆无第二篇”。木增以纳西族的待客大礼盛情款待，用青松毛铺地，摆出的美味菜肴也让徐霞客感叹不已。他在《徐霞客游记》中记载：“大肴八十品，罗列甚遥，不能辨其孰为异味也。”之后，徐霞客又应木增之请，在万德宫指导其四子木宿学习中原文法，木宿则回赠以丽江特产“丽锁红毡”。身体衰弱的徐霞客离开丽江后返途困顿、贫病交加，木增派遣数名精壮之士用轿子将其千里迢迢送回故乡江阴，历时156天。相传临终前的徐霞客曾嘱家人将其坟墓朝向丽江，聊表深情。如今，位于江阴的徐霞客故居的展览中，有诸多讲述他和木增之间情谊的内容。显然，他们的友情早已长存于丽江的山水间。

从丽江古城远眺玉龙雪山

记者：1951年前往北京参加国庆观礼的方国瑜先生把用纳西象形文字和汉语写有“我们永远跟着您走”字样的锦旗，献给了毛泽东主席。这面锦旗至今收藏在中央民族大学博物馆，已经成为边疆各族人民热爱祖国、拥护共产党的象征。对此，您有怎样的感受？

杨福泉：方国瑜先生是我非常尊敬的师长，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开始跟随方先生、和志武先生学习纳西族历史和东巴象形文字。他们的言传身教尤其是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对我个人、对我们这一批研究者的影响十分深远。当年方先生代表纳西族人民向党中央献上的锦旗，抒发了我们云南各民族共同的心声。时至今日，丽江古城作为多民族聚居社区，弘扬交往交流交融的优良传统，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确实让人感到欣慰。我想，这正是我们保护传承、创新发展文化遗产的生动实践。

比如，古城大研街道北门社区居住着纳西、汉、藏、回、白、彝、傈僳、普米等民族的群众，还有来自美、法、德、澳大利亚和新加坡等国的居民，大家相帮互助、和睦和谐，真正是亲如一家。又如方国瑜先生的家乡——文林村，生活着纳西、汉、白、藏、普米等10多个民族，乡亲们时常和游客一起欢度春节、中秋节、三多节、火把节、雪顿节、阔时节等，同吃“民族团结长街宴”。2018年北门社区被命名为云南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2019年文林村被命名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

记者：古往今来，丽江古城一直是各民族共建共享、共居共乐的美好家园。在您看来，古城如何在推动各民族互嵌式发展、以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上更好地发挥作用？

杨福泉：早在1986年，丽江古城就被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古城逐渐演变为旅游胜地，无数游客慕名而来。如今，丽江古城有不少街道上的原住居民已经搬迁到城郊小区，但北门街、文林村等社区仍有很多当地居民。与此同时，越来越多“新丽江人”到古城定居兴业、融入当地。近年来，丽江古城保护管理局腾出27个公房传统院落，用于展示和传承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还兴建了历史文化展示馆、十月文学馆、徐霞客纪念馆等，对文化名人故居实施保护修缮。就这样，一个个历史文化积淀深厚的老院落“活”了起来、火了起来，古城俨然成了新老丽江人交往交流交融的大舞台，正在形成各民族互嵌式发展格局，必将推动全社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我认为，如今各族居民要进一步交往交流交融，共同打造当代古城新的文化成果。其实，文化变迁是正常的，但变迁中的文化是否无愧于世界文化遗产地，取决于当代古城各族居民的文化创造力。

丽江古城的发展对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可借鉴之处，我认为有三点。

第一是大力培育和弘扬开放包容的精神品质。古城历来具有广采博纳各民族优秀文化，广泛吸引各民族人才的传统，所以形成了小小一个古城就有200多种姓氏的居民格局。

第二是注重传承保护、创新交融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古城各民族文化自古以来互学互鉴、取长补短，在“根深干壮”的基础上“枝繁叶茂”，才得以互补共生地建构出独具特色、多姿多彩的“世界文化遗产”。

第三是着力构建各民族嵌入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就如同古城格局与自然环境和谐相融、商贸交易与日常居住融为一体，要通过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营造环境氛围，不断推动各民族乃至各国居民邻里相亲、氛围融洽，逐步实现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

文：本刊记者 龙慧蕊

来源：《中国民族》2022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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