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有着璀璨的农耕文明史，更总结出了一套独特的顺应天时、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技术，这其中除了亿万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辛苦耕耘之外，更离不开历代农学家撰写出一部部农学著作，以高屋建瓴的理论指导着更多的农户进一步的发展生产力。而生活于元代的畏兀尔人（今维吾尔族前身）农学家鲁明善，便是其中之一，他所著《农桑衣食撮要》大力提倡兴农固本思想，成为中华民族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01 家学渊博的畏兀尔少年

鲁明善出生于西域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境内，父亲迦鲁纳答思是一名通晓天竺（今印度）诸国语言的翻译学家。而正是源于这一特长，迦鲁纳答思被举荐给了元世祖忽必烈。

迦鲁纳答思抵达元大都之后，不仅很快便完成了相关经书的翻译工作。更在无意中成为了忽必烈的外交顾问。当时有一个名为“星哈剌的威”的南亚国家，联络二十余个部落前来朝贡，却因为语言不通而令场面十分尴尬。关键时刻，忽必烈命人请来迦鲁纳答思。而迦鲁纳答思也不负众望的当面完成了国书的翻译工作，一时间“诸国惊服”。

这一时期，鲁明善也跟随父亲从高昌来到元大都，自幼聪慧的他很快便熟读了《曾子》《子思子》等汉文典籍。正是发现迦鲁纳答思除了在外交领域有所建树之外，家庭教育也做的如此不错，忽必烈任命其为翰林学士承旨、中奉大夫，前去指导自己的皇太孙铁穆耳。

▲维吾尔族农学家鲁明善像。（王恩山 供图）

据说铁穆耳从小就酷爱美食，以至于体重超标。忽必烈为此甚至揍了他三次，要求他节食减肥，但是作用却不大。于是只能派御医日夜监视，每次铁穆耳用餐一旦超标，就要击杖为号。减肥的痛苦，加上一个内侍的引诱，铁穆耳又染上了酒瘾。好在迦鲁纳答思到来之后采用了循循善诱的方式，最终才令铁穆耳“节饮致戒”。

公元1294年，忽必烈去世之后，铁穆耳顺利登基。为了报答迦鲁纳答思对自己的教导之恩，特意加封其为荣禄大夫、大司徒。而鲁明善也在此时成为了一名内廷“必阇赤”（书记官）。

02 认真负责的地方官

元成宗铁穆耳对鲁明善非常信任，不久之后便委派其前往江西协助司法工作。而这种主管“诰问断决”的工作，在元朝时一般都是由皇族或重臣担任。毕竟，元朝的官吏成分复杂。蒙元亲贵、汉族世侯常常仗势欺人，鲁明善虽然手握元成宗赋予的尚方宝剑，但要做到让方方面面心服口服，显然没点真本事是做不到的。

公元1311年农历八月，迦鲁纳答思于元大都因病去世。鲁明善赶回家中奔丧，恰好遇到了刚刚从兄长元武宗海山手中接掌政权的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由于记载相对较少，我们无法了解元仁宗早年是否与鲁明善有过交际，但从其早年师从太常少卿李孟学习儒家典籍，以及给予迦鲁纳答思的崇高政治地位来看，其对鲁明善应该还是颇为欣赏的。因此在其按照礼法守丧二十七个月后，便果断任命鲁明善为安丰路“达鲁花赤”（地方军政最高长官）。

临行之前，元仁宗特意对鲁明善说：“尚方有白玉之鞍，尝赐尔父乘之，今以付尔”，又以自己的“御服”赏赐鲁明善，希望他“以传子子孙孙，于方来使毋忘也”。元仁宗为什么要对鲁明善如此看重，这其中固然有“思其父怜其才”的成分。但更重要的是，此时的元朝刚刚经历前任元武宗长达四年的乱政，大范围地封官赏赐，不仅令国库空虚，更使各地民生凋敝。因此元仁宗急切的想要树立出一个模范区域，以便向全国进行推广。

鲁明善领受了这份责任，随即便在安丰路大展拳脚。他在当地修建学校，并率自己的师门弟子前往讲课，并亲自修撰农书，以鼓励粮食生产。并改革了长期以来不合理的劳役和诉讼制度，以达到“从义役而民力始均，理狱讼而曲直立判”的效果。正是由于鲁明善的为政举措得到了百姓一致拥护。是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各种桥梁、驿站、官舍、医馆的修建都井然有序，出现了“民不告劳”的良好局面。

▲《元世祖出猎图》，元代画家刘贯道绘，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王恩山 供图）

鲁明善在安丰路虽然仅仅任职了一年，但其施政的成绩便得到了元仁宗的首肯。甚至感叹他的成绩“非文吏所及”。并为此改变了元朝官员在一地必须任期三年才能升迁的祖制，直接擢升其为太平路“达鲁花赤”。必须指出的是，太平和安丰虽然同为“路级”行政单位，但太平路辖境相当今安徽马鞍山、当涂、芜湖、繁昌等市县地，与金陵仅一江之隔，对元朝而言显然要比安丰路重要的多。

元仁宗之所以如此看重鲁明善，除了其个人才能的确出众之外，很大程度上还在于他撰写的《农桑衣食撮要》通俗易懂，具备很强的传播性。

03 通俗易懂的农书

《农桑衣食撮要》一书成于元仁宗延祜元年（即公元1314年），首刊于安丰（今安徽寿县）。至于编撰此书的目的，根据鲁明善的幕僚张栗记载，是因为以往的“务农之书，或繁或简，田畴之人，往往多不能悉；有司点视虽频，劳而寡效”。而当时情况的确如此，元初官修的《农桑辑要》，总计7卷，全书6万多字，实际上是一部历代农书的资料摘抄汇编，显然不利于识字率不高的普通百姓的阅读。

为了便于敦促和指导当地农民从事农业生产活动，鲁明善决定自己编写一部农书。同《农桑撮要》和《农书》相比，鲁明善《农桑衣食撮要》对农事活动的讲解更加明晰、生动，这或许是其能流传至今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全书篇幅适中，便于庄稼人阅读，全书分上、下两卷，共约11000多字，但记载的农事活动却有208条，内容非常丰富。

▲《农桑衣食撮要》书影。（王恩山 供图）

▲《农桑衣食撮要》著者自序。（王恩山 供图）

▲《农桑衣食撮要》内文。（王恩山 供图）

如鲁明善对南方主要农畜—水牛的生活习性十分熟悉。因此在《农桑衣食撮要》中特别提到：“水牛夏间下水坑，不可触热，冬间要温暖，切忌雪霜冻饿。”安丰路位于河南江北行省的东南部，主要生产稻、麦。此外，这里的水资源丰沛，便于饲养水禽。《农桑衣食撮要》中便有“盐鸭子”“收鸭鹅蛋”等条目。

江淮地区，竹、笋较多，《农桑衣食撮要》涉及竹、木栽培的条目有：四月“做笋干”“煮新笋”，五月“移竹”，八月“锄竹园”。茶，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饮品。《农桑衣食撮要》涉及茶树种植及茶叶加工的记载就有“种茶”“摘茶”等。

鲁明善不仅介绍农业生产具体措施，还特别强调如何收到良好效果。如“收小麦条”说：“麦半黄时，趁天晴着紧收割，过熟则抛费。每日至晚，载上场堆积，农家忙并，无似蚕麦，若迟慢遇雨，多为灾伤；又秋天苗稼，亦误锄治。”这些话不仅简明易懂，而且态度亲切、和蔼，达到了循循善诱的目的，应该说鲁明善是一位关心民生，处处为民众着想的地方官。

鲁明善还特别关注蚕桑生产经验的总结和传播。全书反映农事活动的纪事共二百零八条，其中记载养蚕和栽桑内容的约十条，诸如“栽桑树”“修桑”“修蚕屋”“织蚕箔”“压桑条”“养蚕法”“斫桑”“栽桑”“浴蚕连”“捣磨干桑叶”等，表明鲁明善对蚕桑业的生产非常重视。元代有“桑叶可饲蚕，有数种”的记载。

养蚕需要桑叶，必须要种植桑树。因此中国古代常以“农桑”并称，元代自然也不例外。鲁明善记载说：栽桑要“掘坑深阔约二小尺，却于坑畔取土粪和成泥浆，将桑根埋定，再用粪土培壅，微将桑栽，向上提起，则根舒畅，复用土壅与地平，次日筑实，切不可动摇，其桑加倍荣旺，胜如春栽”。若非作者亲身实践或亲眼目睹桑树种植的全过程，恐怕很难写出如此详细、完备的栽种流程。

04 时代的先行者

元代是继唐朝之后文化交流的又一盛世。有学者将《齐民要术》与《农桑衣食撮要》等元代农书所记载的农作物粗略加以比较，发现新增加的作物种类约有50多种，说明从公元6世纪到14世纪的800年间，植物栽培在我国有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引进的一些作物开始在黄河流域得以种植和推广，如菠棱（即菠菜）、莴苣、菪蘧、茴香、罂粟等，更可作为文化交流的见证。

鲁明善的《农桑衣食撮要》除了按时令记述不同时段的农事活动外，还特别关注民间日常生活必备的副食品加工、衣物保管、养蜂采蜜等知识的总结和传授，即便是在今人看来，这些内容仍不过时，依然珍贵。毛毡制品，是北方或西北少数民族固有的传统工艺，同时期的农书几乎对此鲜有涉及。鲁明善在书中详细介绍“虫不蛀皮货”“虫不蛀毡毛物”的具体方法：“用莞花末掺之，不蛀。或以艾卷于皮货内，放于瓮中，泥封其瓮。或用花椒在内卷收亦得”。

众所周知，农历四月，江淮地区逐渐进入梅雨季节，衣物、尤其是皮衣、毛毡类生活用品极易发霉变质，难以保存。鲁明善建议将“莞花末”“艾”“花椒”和“角黄”（又名“黄蒿”）播入皮货或毛毡内可预防虫蛀。笔者查检《〈本草拾遗〉辑补》《千金翼方》《本草纲目》等相关记载，“莞花”，又名“芫花”，为瑞香科植物芫荽的花蕾，具有辛香驱虫的作用。艾草，为菊科植物，因其具有一种特殊的芳香气，又名“艾纳香”。我国自古有在农历五月初五将艾悬于房门上方以避邪祛秽的民俗。倘若鲁明善对上述植物的属性和功效全然不知，则很难提出以上独到的识见。

在元代社会生活中，盐、酱、醋、油、蜜是食品加工时不可或缺的调味品。除了用盐腌制各种咸菜外，人们还用它腌制咸鸭蛋。鲁明善记载说：农历十一月可以腌鸭蛋，具体方法是：“自冬至后至清明前，每一百个用盐十两，灰三升，米饮调成团，收干瓮内，可留至夏间食”。鲁明善笔下的醋种类较多，有麦醋、老米醋、米醋、莲花醋，作者分别介绍其制作方法、注意事项，语言简洁，极易掌握。

鲁明善也吸收西北地区各民族的生产经验，在《农桑衣食撮要》中，将如何栽种葡萄、种植棉花、酿造苏酒、晾晒干酪之法一一收入，为我国农学增添了新的内容。鲁明善在其农书中，既不引经据典，也不咬文嚼字，而是简明扼要地记下一种（或两种）在本地区现时行之有效的技术措施。

然而，这样一位富有才能的农学家在元仁宗病逝之后，政治上便没有了太大的作为。他虽然一生作过安丰、太平、池州、衢州、桂阳、靖州的地方官，有“连领六郡”的美誉，却终究未能挽救元朝的衰亡。但他所撰写的《农桑衣食撮要》却足以流芳后世，为万千农户提供指引，诚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作的评价：“（鲁）明善此书，分十二月令，件系条列，简明易晓，使种艺敛藏之节，开卷了然，盖以阴补《农桑辑要》所未备，亦可谓能以民事讲求实用者矣！”

▲《雍正耕织图》片段。（王恩山 供图）

明朝建立后，农业生产经过几十年战乱，破坏殆尽。当朱元璋发现《农桑衣食撮要》后，如获至宝，下令由朝廷出钱向全国推广，要求所有地方官员人手一本，并以此书为教材，纳入到朝廷官办学府之中。

也正是在《农桑衣食撮要》的推广以及指导下，明朝才从战乱时期的农业现状中恢复过来，并且为明初农业政策的实施与制定，提供了较为可靠的依据，使得明朝农业能够以较快的速度步入正轨，再也不复元末时期漫山遍野的饥殍之相，这个新的朝代也开始迎来属于自己的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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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道中华”微信公众号

作者：赵恺

编辑：刘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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