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实在难留……紧紧拉住哥哥的袖,汪汪的泪水肚里流,虽有千言万语难叫你回头,只盼哥哥你早回家门口……”《走西口》,这首曾流行于晋陕地区、传唱于长城内外的民歌,道尽了移民之路的艰辛,寄托了他们的真情和乡愁,展现了一部跨越300余年的移民史诗,掀起了中国北方的一次移民浪潮,推动了沿线各民族的交流与融合。近日,中国民族报“道中华”对包头医学院刘忠和教授进行了专访,为我们揭开那段尘封的历史。
▲“走西口”剧照。(图片来源:江西卫视)
穿梭口内口外的“雁行”人
“走西口”又称“走口外”“走场子”“跑口外”。“走西口”较之“闯关东”相对略晚一些。人口迁出地以山西的中北部为主,辅以山西南部、陕西榆林地区、河北和甘肃的临近地区,“走西口”人口规模前后多达数百万。人口流入地主要是今内蒙古西部地区。
清初,在今晋、陕长城以北、鄂尔多斯南缘有一条“禁留地”,也称“黑界地”“白界地”。清政府规定,明长城以北50里以内的地方不允许长城以南的民众越过长城向北去,也不允许蒙古人到这些地方放牧,故称为“禁留地”。
1696年秋冬至1697年春夏间,康熙皇帝在第二次(康熙三十五年)和第三次(康熙三十六年)亲征噶尔丹时,看到鄂尔多斯及临近的归化城土默特、察哈尔左右翼地区有大片的土地适合耕种,当地人口较为稀疏;而晋、陕等地,特别是山西北部大同、朔州以及陕北多山地、沙地,地狭民稠,于是虽为封禁政策,但对于民间的人口移徙,并没有实行严格的管控。首先,出现了穿梭于口内口外的“雁行”人。他们春天北上口外种地,到了秋收完后才能再回到老家。因像大雁一样南北依候而行,故称为“雁行”。以今呼和浩特旧城(明代归化城)为中心的内蒙古西部地区,就成为明长城各口以南老百姓的首选之地,拉开了“走西口”移民大潮的序幕。民谣“雁门关上雁南飞,归化元宝如山堆。山西亢旱没啥事,归化一荒嘴揪起(饿肚子)”说明口外已成为口内人们理想的生存之地。
▲“走西口”剧照。(图片来源:江西卫视)
▲“走西口”场景图。(图片来源:掌上巴彦淖尔)
鞋尖定方向,脚步量未来
“走西口”路途遥远,有的还需经过沙漠、戈壁,甚至时常会迷路,若遇到沙尘暴,还可能会被活埋。
因贫困,“走西口”移民的行装大多较为简单:挑一根扁担,一头捆着简单的行李,一头捆着行路用的盘缠。有更贫者,则连铺盖也没有,只有破烂不堪的烂皮袄,“铺前襟,盖后襟,两只脚蠕在袖圪筒。”天黑时,找个平坦的地方,头枕鞋子和衣而睡,就算宿营了。半夜,有的人一不小心就会被豺狼吃掉。扁担不光用于挑行李,还能作为防身工具、露营当棚子支架、冬季过河可以防止掉进冰窟窿。
移民们干粮极为简单,用炒熟的黄豆、谷糠磨成面制成的糠炒面以及小米,途中若运气好,遇到有人家的地方,可以借火煮一点小米,这就已经是难得的热饭了,平时则吃糠炒面,碰到有水的地方用手捧起来随意喝几口即可。故当时有顺口溜“吃上糠炒面,喝上爬爬水(冷水),进圪肚里瞎日鬼(指肚疼),管它日鬼不日鬼,担上担出一身水。”苦难的移民们,也只能强忍痛苦继续前进。
▲“走西口”剧照。(图片来源:江西卫视)
长城内外移民路线
“走西口”以今山西、内蒙古西部的地图为主,可划为:
▲“走西口”河、保、偏路线图。(图片来源:掌上巴彦淖尔)
一是山西大同一带的人口移徙,以大同、阳高、浑源等为主要迁出地,走大同得胜口等,到达今乌兰察布市各旗县市。
二是以大同左云、应县及朔州的右玉、怀仁、山阴、平鲁,忻州的原平、代县、定襄、宁武、神池,太原的交城、文水,晋中的平遥、寿阳、介休、祁县等为主要迁出地,走朔州杀虎口,到达今以呼和浩特为中心的内蒙古西部各地。
三是以山西忻州的河曲、保德、偏关为主要迁出地,过黄河到今呼和浩特的清水河县、托克托县、和林格尔县及鄂尔多斯市、包头市、巴彦淖尔市各地。
四是以陕北榆林市的榆林、神木、府谷、横山、靖边、定边为主要迁出地,到达今鄂尔多斯市、包头市、巴彦淖尔各地。
五是西来的,以宁夏平罗、甘肃民勤等地为主要迁出地,迁入乌海市、阿拉善盟各地及巴彦淖尔市临河、磴口、陕坝等地。
另外,以东还有以今河北张家口市的阳原、蔚县及山西的天镇县为主要迁出地,走新平口,到达今乌兰察布市的化德、商都两县及锡林郭勒盟各地。
▲位于山西右玉的杀虎口,走西口的重要通道之一。(王恩山 供图)
▲“走西口”途径站·坝梁。(图片来源:鄂尔多斯新闻网)
向死而生迈向“第二故乡”
一代又一代移民为了美好的生活前仆后继,体现出积极开拓、穷则思变、顽强拼搏的创业精神。经商的移民刚开始“走西口”凭“票”才能到口外,需领有印龙纹的“布票”。而种地的移民到了种地时节挑着担子,两边放着两个箩筐,筐里挑着两个孩子,领着媳妇、其他大一点的孩子,往往是走步去垦地,很少有骑马或坐马牛车的。在垦地劳作一年后,先是“雁行”,此后可能一两年才回去一次,再往后,可能就慢慢地在垦地(塞外)住下,成为本地(移入地)移民。
内蒙古民谣“头一天住古城,走了七十里整,路程不算远,跨了三个省。第二天住纳林,碰见几个蒙古人。说了两句蒙古话,甚球也听不懂。第三天,翻坝梁,两眼泪汪汪。想起家中人,痛痛哭一场。第四天,沙蒿塔,捡了个烂瓜钵。拿起来啃两口,打凉又解渴。第五天,三湖湾,遇见个鞑老板(蒙古人),问一声赛白努(蒙古语你好),给了碗酸酪蛋。第六天,乌拉素,扯了二尺布。坐在房檐下,补补烂皮裤。第七天,长牙店,住店没店钱,叫一声长牙嫂,可怜呀可怜”,体现着河曲、保德一带“走西口”人的艰辛。由于“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野菜。”生存环境恶劣,他们选择了“走西口”。而通向西口的路并不好“走”,随时可能遇到意想不到的状况,特别是土匪当道,丢掉性命的人不在少数,死于沙漠、饿死的移民更不计其数,路上的移民尸骨也随处可见。他们以向死而生的勇气在难以想象的艰苦环境中越过长城,寻求新的家园。
▲“走西口”场景。(图片来源:鄂尔多斯新闻网)
据《丰镇厅志》记载:申彭龄,介休人,因贫不能存,与父由籍之丰,佣工糊口。后闻科布尔(今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中旗政府所在地)工价昂,其父遂与龄往。路出察哈尔正黄旗界,至白彦沟,天大寒,平沙漠漠,四顾无村落,其父冻不能行,龄急脱己衣与父,欲父先行。父拒之曰:“汝不急行,父子俱毙于旷野。谁收吾骨?汝可先行,倘附近有人,可即将骑来,尚可重见”。龄赤身号哭而去。奔五六里,有蒙古坐落。龄投之,舌僵,犹以手指画其父所。蒙古人不解其意,急火之愈不能言,又以毡束身。横倒地上,历两时许始苏能言,而手足之指因前火故俱堕落,痛不能行,哭求蒙古人将骑至父所,而其父已冰。龄大痛,几不欲生,因念父尸未归,忍死垒石冢。蒙古人怜其孝,助以资斧,匍匐归丰,每为人言父死之故,声泪俱下,谓生不如死,得见父之乐也。踰年春融,负父归籍。后不知所终。该段记载足以说明“走西口”追求更好的生活,前路艰辛。
至今,在内蒙古包头市的市郊有一处名叫祁太义地的地方,据说这是包头市最早的公墓,里面埋葬的都是山西祁县和太谷县通过“走西口”来到内蒙古的人,这块墓地,是前人合伙买下的,专门安葬那些再也不能回到家乡的人,因为他们有个规定,不发财不回家,所以从此葬在了这里。可以说“走西口”是关内人在走投无路之下的一次豪赌,赌的便是生存的希望。
▲包头最早的“走西口”移民墓地。(图片来源:江西卫视)
从南至北,“走西口”移民中有众多民族,草原上的人民敞开胸怀接纳了移民。从准格尔旗蒙古文档案里也能够看到他们对接纳汉人的包容。如今,呼和浩特80%的汉人,都是山西人走西口留下的移民后代,体现着各族民众团结互助、和谐相处的人文精神,也彰显着艰苦奋斗中的各民族融合史。
▲“走西口”。(图片来源:鄂尔多斯新闻网)
“走”出来的城市
大规模移民以及商业的发展对城镇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民间一直盛传“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说法,虽然现在来看有夸大性,但晋商的作用不可谓不大。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包头蒙租合同》,比较完整地反映了包头由村到镇再到城的一个演变过程。包头真正成为一个城市并非很早,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包头第一次从地租里看到有街的出现,之后有了前街、后街等街名,并在不断发展、壮大,也说明包头完全是“走西口”走出来的一座城市。而对于“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的说法,主要指有围墙的包头城。包头城墙修筑于同治年间(1862年—1874年),复盛公商号却在嘉庆年间(1796年—1820年)就已在包头经营了。但包头的兴盛、发展,不是“复盛公”一家商号力所能为的,是由各行各业共同努力的结果。故“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实际上是历史上成功的“广告”宣传语,是对“复盛公”晋商号极大的宣传,所以“走西口”对晋商的发展壮大影响深远,以致“乔家大院”后来成为了致富商的代名词。
可以说包头城、归化城、绥化城、托克托城等类似城市雏形的出现与形成,移民不可谓影响不大。包头等城市由此慢慢发展起来,并逐渐成为长城以北重要的商业重镇。
▲复盛公合影。(图片来源:磴口旅游局官网)
▲包头记忆。(图片来源:包头新闻网)
“第二故乡”产生文化新元素
“走西口”体现着草原文化和农耕文化的交流互动,成为民族交流融合的重要见证。时至今日,内蒙古西部的文化艺术“二人台”,便是“西口文化”最集中的代表。有个剧目汉语为“十对花”,蒙古语则叫阿拉奔花,就是“十对花”的蒙古语发音。唱词中既有汉语词汇,也有蒙古语词汇,当地人称“风搅雪”。包头市还形成了一个独特剧种叫“漫瀚调”,既有蒙古人的曲子,又掺杂着山西人的调子,山西人爱唱小曲,陕西人爱唱信天游,结合上蒙古语的调子,就形成了新的“漫瀚调”。
▲漫瀚调情景歌舞《美好家园》。(图片来源:鄂尔多斯新闻网)
▲包头乔家金街“走西口”塑像。(图片来源:掌上巴彦淖尔)
今天,走在大街上,仍能感受到蒙汉文化长期交融的历史气息,如今的呼和浩特市仍然满满的“山西味”,晋语仍然是今天呼和浩特的第一方言。呼和浩特的部分街道如定襄巷、大同巷、忻州巷等均与山西有密切关联。
汉、蒙等各族民众在长期交往交流融合,相互通婚,风俗、习俗,饮食都在不断地发生改变。蒙古族以前只有“白食”和“红食”两种,“白食”指奶制品,“红食”指肉类食品。后来,谷子、小麦、玉米也成了他们常用的食物,实现长城以外农牧并举的多元文化。
移民过程中长城内外早已成为紧密互动的融合体,关内关外、口内口外政治制度、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相互借鉴、相互补充,产生了新活力,这正是体现中华各民族交流互融,边疆与内地互动的重要见证。今天重新回顾移民中的包容互鉴精神,将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重要体现。
受访者简介:
刘忠和,包头医学院中医学院党总支书记,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内蒙古史学会理事、包头史学会理事、内蒙古党史学会常务理事、内蒙古自治区昭君文化研究会理事;包头博物馆理事会理事、包头西口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等。有学术专著《走西口历史研究》,主编图书1部,完成内蒙古社科规划办课题1项,已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
来源:“道中华”微信公众号
作者:刘忠和
编辑:刘雅
流程·制作:韩东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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