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起来，《剽牛立碑》已然是吴仕民先生创作的第五部长篇小说了。他的写作路径是从地域风物和时代历史的修复型怀旧与审视中，逐渐加重“非虚构”叙事的权重，并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逻辑里重返历史和生活的现场，进而为中华民族文化史和交融史提供扎实的佐证与记录。

当读到这本书的书名时，我的思绪立即飞扬起来：剽牛是边地少数民族的一种习俗，有时也会举办很神圣的仪式。立碑历来是中华民族一种极为庄重的活动。当剽牛和立碑结合时，会发生什么样神奇而精彩的故事？事实证实了我的猜测，又远远超出我的想象。

《剽牛立碑》是中华民族一家亲历史的深度挖掘与生动呈现。作者以宏阔的视阈和有情的笔触，书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云南省普洱专区各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挥别往昔，阔步向前，同心同德，共建幸福大家庭的一段故事。作者断然远离私人化和娱乐化的写作风潮，通过实地考察和纪实采访的方式，以一种严肃的作家姿态和学者立场，着意疏通文学与社会历史间的互动与对话。基于此，真实性和雅正性成为首要的叙事特征，小说在内容提要部分即清楚明白地标示“这部作品取材于一段真实的历史”，并将民族团结誓词碑上的誓言全文抄录：“我们二十六种民族的代表，代表全普洱区各族同胞，慎重地于此举行了剽牛，喝了咒水。从此我们一心一德，团结到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誓为建设平等自由幸福的大家庭而奋斗！此誓。”如今，这块承载历史、寓意丰沛的民族团结誓词碑，虽经风雨沧桑的洗礼，依然傲然挺立在中华大地上，鲜明地昭示出民族大团结的盛景，昭示着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未来。

值得一提的是，《剽牛立碑》不惟在整体结构的设置上显现出对历史真实的尊崇，而且在特定情节的设置中，同样表现出贴近历史原貌的艺术追求。例如，为了还原宏观与微观、完整与具体的边地民族传统与历史，作家通过查阅报纸、地方志和档案的方式，重述了1934年云南班洪地区各民族为了保家卫国而与英国侵略者展开的殊死斗争。在这场力量悬殊的战斗中，面对外敌的洋枪洋炮，手持大刀土枪的勇士毫无畏惧，汉族、佤族、彝族、拉祜族、布朗族等多个兄弟民族心手相连，共同组建了“西南边防民众义勇军”，以血肉之躯抗击敌人的掠夺与屠杀。小说通过合理的情节设计，将这段可歌可泣的英勇抗争从历史的褶皱中挖掘出来，在真切的史实中溯源中华民族勇毅顽强、团结一心、爱国爱家的崇高气节，凸显出中华民族绝非想象的共同体，而是具有悠久历史和生命力量的命运共同体。此外，小说详细记叙了张钧山、杜云良等人为促成各民族代表赴北京观礼所做出的种种努力和担负的风险。而在各民族代表赴京的途中，通过大家的闲谈与对白，不断挖掘民间故事里中华民族同源共根以及自古以来内地与边疆的交往交流交融史，以此深化、拓展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知。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我国边陲地区尚有未解放的区域。彼时，由于环境、语言、习俗等方面的殊异，边地少数民族尚滞后于时代的发展，而他们所沿袭的习俗在某些方面无可避免地与现代的价值理念扦格难通。对此，吴仕民在小说中并没有遮蔽和回护，而是沿着时光的隧道，将滇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风土民情、礼仪习俗、日常生活进行了多维度的呈现。更重要的是，小说交代了边疆少数民族在新的时代转变观念，去除陋习，追随新风的前行历程。过去与当下、野蛮与文明、质朴与圆滑交相混杂的旧貌也在新时代的阳光下变得分明。

作者深知新中国成立初期所面临的艰难困苦，更明白新的理念在边地少数民族中必然经受考验。但随着时代的脚步，在春风化雨般的浸润下，在携手走向未来的共同理想中，曾经的隔阂、误解和偏见如坚冰般慢慢融化，而人物也获得了内在的“成长”：石门寨的头人达勐从对人民政府疑忌疏远到主动而真诚地靠拢；岩邦不再是蛮勇青年，而是从思想到行动体现出对生命的敬畏和尊重，并成为护碑的英雄；傈僳族人力宝从沉默寡言到无所畏惧地舍生取义……在此，可借用阿多诺的诠释：“犹如寓言所述，他不只急着想要唤醒那些已经在各种事物当中石化、已经凝结的生命，他更要检视存活的事物，使该事物以一种古老的、浑沌初开的姿态现身，使该事物得以豁然释放其意义。”在时代的巨变面前，少数民族群众开始正视传统习俗内在的精华与缺憾，他们以新的观念，以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姿态走向未来。

《剽牛立碑》显然不仅仅满足于讲述一个惊心动魄的边地传奇故事，而是一部具有深沉的文化历史指向、浓厚的文化意蕴及独特风格的小说。尤其令人称道的是，小说用大量的笔墨对滇西南地区优美的自然风光进行了描摹。漫山遍野的山花、彩云故乡的蓝天、幽静茂密的森林、层层叠叠的梯田……这些风景描写不单单是为了调节长篇小说的张弛节奏，更重要的是，这些文字承载着作家的人文理念和美学趣味。而且，吴仕民笔下的风景描写不仅包括自然景观，也包括人文景观。比如佤族魔巴的杀鸡打卦、喝茶礼仪、逢墟赶街、各种节日仪式等均被纳入笔底。无疑，自然环境是人物的外化，小说中的人世哀乐与风物交相缠绕，互为映衬，营造出水乳交融的独特意境，而美不胜收的风景则加深了作品文化内涵的深度。可以说，风土、个性与民族文化的汇融，最大限度地拓展了风景的内涵。此外，小说语言则在汲取生机勃勃的民间口语基础上，深具古典主义的余韵，质朴、简洁而又文气氤氲。人物所操持的话语亦与其民族、身份、认知相吻合，比如，达勐的话语多比兴，类似“凤凰不能和乌鸦同巢，马鹿不能和老虎结亲”以及“人怕离家，虎怕离山”等信手拈来，而张钧山的语言则逻辑严密，文雅而清晰。

鲁迅认为绝大部分的历史小说作家都是“借古事的躯壳，来激发现代之所憎恨与爱。”《剽牛立碑》亦彰显着作者对现实的关切，对世间善恶的爱憎，而作品所探寻的民族团结进步之路，为认识民族关系走向、构建新型的民族关系提供了诠释，并深具镜鉴意义与启示功能。

作者：乌兰其木格

来源：《中国民族》杂志2022年第12期

责编：刘雅  流程制作：王怡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