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别美国学者对中国清代历史的研究，自称与以往的研究不同，他们试图用所谓“征服王朝论”来阐述清代历史，故有“新清史”说。他们视清朝是对外殖民的扩张型内亚帝国，鼓吹所谓“中国不过是清帝国的一部分”“中国人只是汉人，满人、蒙古人、西藏人都不是中国人”等。这种观点遭到质疑进而被普遍否定，已经成为我国学界的共识。

      为什么说“新清史观”是错误的？因为其说法不仅完全不符合清代历史实际，而且更不能客观诠释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历史。

“满洲”与“中国”不是对立概念

      将“满洲”与“中国”对立是所谓“新清史”系列观点得以存在的基础。但“中国”的含义是丰富博大的，而且能够用于指称人群的“中国”概念，涵盖的群体自始至终都存在着不同称呼以及不断的交往交流交融。

      在先秦典籍《礼记》中，分布于西周“王畿”（京师）的人群被称为“五方之民”中的“中国”。秦汉时期，由“中国”衍生而来的秦人、汉人是中原地区夏人、商人和周人凝聚的结果；而三国时期则分裂为魏人、蜀人和吴人。西晋的短暂统一，催生了晋人的称呼，但晋人南迁和“五胡入华”彻底改变了中原地区的人群结构，“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即言此。

      隋唐时期，“中国百姓”和“四夷之人”共同构成了“天下”，而“中国百姓”同时又有“唐人”“华人”“中华人”等不同称呼。五代辽宋夏金时期，“中国”更多是用于“正统”的争夺，宋人、辽人、金人才是对宋、辽、金境内人群的共有称呼。

      清朝发展和巩固了中华大地的大一统，虽然存在满洲人、蒙古人、汉人等不同人群的称呼，但在大一统体制下也有了一个共同的名称——“中国人”。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清朝和沙俄签订的《尼布楚条约》中，“中国”已经是多民族国家清朝的代称，如“将流入黑龙江之额尔古纳河为界，河之南岸属于中国，河之北岸属于鄂（俄）罗斯”。与此同时，相对于“西洋人”，“中国人”在清代文献中渐成清朝境内众多人群的统称。如“海洋行船，中国人多论更次，西洋人多论度数。”

      也就是说，即便是“中国”作为地域概念，生息繁衍在其上的人群也不是固定不变的，不同人群的迁徙与聚合随着不同政权的更替而呈现不同样态，并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称呼。

      因此用于指称人群的“中国”和“满洲”并非完全对立，更多情况下则是一种包容的关系。这也是理解清朝历代皇帝都将自己视为“中国”皇帝的原因。

清朝统治者是大一统政治体制“正统”的竞争者和继承者

      “满洲”与“中国”概念的意义，并非在凸显“汉化”或“满洲性”，其目的是“正统”的争夺。

      因为尽管分布在“中国”区域内的人群是变动的，但“中国”身份却是中华大地上众多政权获得“正统”的重要条件之一，而“满洲”的“东夷”身份能否成为“正统”，自先秦时期就论争不断，还促使雍正皇帝撰写了《大义觉迷录》。“中国”一词目前所知最早出现在1963年出土发现的西周青铜器何尊的铭文中，“宅兹中国”之“中国”的含义尽管后世学者有不同的解读，但指称“京师”和“中央之国”的政治含义是难以否认的，其背后隐含的则是指称西周以“周天子”为核心的大一统政治秩序。

      拓跋鲜卑人建立的北魏、契丹人建立的辽朝、女真人建立的金朝等少数民族政权实现对中华大地北部的局部统一，乃至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实现了中华大地空前的大一统，且其历史被称之为“正史”。“满洲”出身的清朝统治者，尽管巩固发展了对中华大地的大一统，但其“正统”地位依然受到以曾静、吕留良等为代表的儒士的否定，雍正皇帝力图将“满洲”视为“籍贯”，并用“有德者可为天下君”“仰承天命”等为其“正统”地位进行“正名”。

      更重要的是，雍正皇帝认识到维护大一统政治体制应该强调“天下一统、华夷一家”，进而认为“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是“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的重要原因，明确提出清朝“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这充分显示，以雍正皇帝为代表的清朝统治者并没有将自己定位于大一统政治体制之外，更没有把自己视为“征服王朝”，而是大一统政治体制“正统”的竞争者和继承者。

从“天下”视角才能完善理解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历史

      中华大地上存在过很多政权，但在清朝和中华民国之前，并没有出现将“中国”作为国号或简称的情况。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虽然代表着大一统政治体系，但“天下”才是指称大一统体系实施范围的概念，这也是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在古籍中往往被称为“天下国家”的原因。因此，关注“天下”而不是“中国”，才是能够完善理解中国这个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历史应有的视角。

      “天下”一词出现很早，其指称范围随着人们的认知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向外扩展，但也不是无限拓展的概念，有理想和现实之分。《诗经》中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是对理想中“天下”的描述，而经常见诸于史书记载的“大赦天下”则说的是现实中的“天下”。现实中的“天下”范围因王朝的疆域不同而有不同所指，但一般是指王朝“有疆无界”的疆域。“天下”的人群在先秦时期是指“内诸夏而外夷狄”，魏晋南北朝时期强调的是“华夷之辨”，唐朝的认识则是“中国百姓”和“四夷之人”等。尽管有不同的人群划分标准，但共有“天下”是一致的认识，这也是古籍中彰显“华夷一家”等观念的原因，同时也体现着不同人群和政权对大一统政治体系的认同。这种认同则是推动中国这个统一多民族国家从“天下国家”到清代主权国家演变的重要动力。

      共有“天下”和持续追求大一统的结果是，当今中国是生息繁衍在中华大地上的众多人群、包括已经消失的人群共同缔造的，其形成与发展的历史不仅包括被称之为“中国”的王朝系列，即所谓的“正统”历代王朝；也包括历代王朝之外存在于中华大地上的更多的政权，如匈奴、鲜卑、高句丽、突厥、薛延陀、回纥、渤海、南诏、吐蕃、西夏、大理等以及被称之为“五胡十六国”的众多政权。拥有独特的天下观、人群观以及大一统为核心政治理想是中国这个统一多民族国家得以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因素，用西方“民族”视角仅仅关注“中国”和某个政权统治者的出身，是难以准确认识和诠释中国这个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的，这也是我们不认同所谓“新清史观”的深层次原因。

来源：《中国民族》杂志202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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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大龙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国家与疆域理论研究室主任、《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杂志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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