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北魏年间，有卖碗的商贩在山东莱州大基山间运货，遇到一个仙风道骨的老头。老头买下所有的碗，在碗上写了字，让商贩送到道士谷去。商贩把碗送到道士谷，道士们见了碗上的字大惊失色，原来这是他们已经去世多年的师傅郑道昭的字。道士们把碗上的字拓下来，刻在道士谷和云峰山的石头上。今天，人们在云峰山和大基山道士谷中仍然可以看到这些石刻。

      这个传说的真实性虽然存疑，但历史上确有郑道昭其人，他是北魏著名的书法家。据说郑道昭在任光州（今山东莱州）刺史期间，公务之余经常到大基山道士谷中与朋友、道俗谈经论道，留下了许多气势恢宏的摩崖石刻，被历代书法家推崇备至。郑道昭的书法体势高逸，作大字尤佳，被称为“魏碑鼻祖”“书法北圣”，与王羲之齐名，有“南王北郑”之誉。

▲莱州云峰山郑文公碑亭。（图片来源：齐鲁晚报）

▲《郑文公碑》拓片局部。（图片来源：碑帖网）

      魏碑书体是北朝各民族文化融合的结果，其字形横撇开阔，整体扁平而不失动感，自由奔放，不拘一格，同时又不失楷书的稳重与端庄。它不仅融合了北方游牧民族的粗犷朴拙和汉文化的深邃含蓄，还吸纳了当时的美学观念和宗教哲学，是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

      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对魏碑的赞美可谓滔滔不绝，他一口气列举了“十美”：魄力雄强、气象浑穆、笔法跳越、点画峻厚、意态奇逸、精神飞动、兴趣酣足、骨法洞达、结构天成、血肉丰美。

      虽然这些赞誉可能有些夸张，但魏碑书法在中国书法的璀璨星河中，无疑是一颗独特而耀眼的星辰。

▲位于洛阳龙门石窟古阳洞的北魏《牛橛造像记》，为龙门石窟中北魏时期“龙门二十品”之一，是魏碑书法的代表作。（图片来源：书法空间网）

一、皇室墓志的“官方”字体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是其改革大业的点睛之笔。这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搬家”，更是一次文化上的大胆拥抱融合，背后蕴含着深远的文化意义。

      自拓跋鲜卑入主中原，北魏便开启了对汉文化的全面学习之旅。而文字作为文化的载体，生动地传递着时代的脉动。特别是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一种以“斜画紧结”为特色的“洛阳体”开始流行，魏碑以其刀刻斧凿的力度，不仅记录着功德与历史，更将北魏的文化自信和艺术追求展现得淋漓尽致。

      至今，已发现200余通北魏皇室墓志，因北魏孝文帝时期改“拓跋氏”为“元氏”，被统称为“元氏墓志”。这些墓志碑文，如同一篇篇精彩的传记，讲述着北魏皇室拓跋家族成员的生平故事。虽然北魏皇室是鲜卑人，但“元氏墓志”却用汉字书写，以魏碑这种独特的书法形式，向世人宣示他们对文化融合的开放态度和积极行动。

▲原龙门石窟宾阳中洞东壁上的《魏孝文帝礼佛图》浮雕（后被盗凿，现藏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雕刻的是北魏孝文帝和文昭皇后的供养行列。从人物的衣冠发式和仪仗制度看，孝文帝推行汉化的政策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图片来源：新华网）

▲北魏《元怀墓志》拓片，原石现藏河南博物院。因出土较晚，该志字迹清晰，保留了书刻的原貌。（图片来源：书法空间网）

      北魏鲁郡太守张猛龙，虽然历史对他的记载寥寥无几，但魏碑代表作《张猛龙碑》却让他的名字流传千古。

      《张猛龙碑》不仅记录了张猛龙的家世，还生动描绘了他在担任鲁郡太守期间，如何致力于教化百姓，推动教育，促进文化融合，最终造福一方的政绩。

      然而，比起他的政绩，后人更津津乐道的是碑文的书法造诣。《张猛龙碑》的书法被后世誉为“正法虬已开欧虞之门户”，对唐朝书法大家欧阳询、虞世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誉为“魏碑第一”。碑文整体给人以端庄静穆之感，但细看之下，字形的差异之大令人惊叹。大字和小字之间有时相差数倍，这种变化不仅丰富了字体结构，也为章法带来了无限可能。

▲《张猛龙碑》拓片局部。（图片来源：书法空间网）

      魏碑书法以其独特的风格，将隶书的舒展与楷书的端庄巧妙融合，展现出一种多变而活泼的艺术风格，集多种书法元素于一身，是民族文化融合的杰出代表。

      魏碑书法多刻于碑版，其创作者多为民间书法家，说明这种艺术形式不仅在皇室中流行，也在民间广泛传播，康有为更是由此提出“虽穷乡儿女造像，而骨血峻宕，拙厚中皆有异态”的论断。

二、“外晋内唐”启新风

      隋唐时期，国家统一、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文化艺术也得到了空前发展。在这一时期，楷书艺术达到巅峰，涌现出了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褚遂良等一大批著名书法家，后人极难有比肩超越者，这也使得唐楷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中一颗耀眼的明珠。

      楷书盛行，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书体。唐代在继承和发展前代书法精髓与风貌的基础上，对楷书进行了规范化处理，并在各级官署及制度层面采取了相应措施，确保了楷书的稳固地位。弘文馆的书法教师，如虞世南、欧阳询等，在唐朝甚至域外都引发了显著的“名家效应”。这一现象不仅为唐代楷书的“立法”增添了风格与面貌上的多样性，也对后世的印刷字体产生了重要影响。

▲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拓本，原碑藏陕西麟游县九成宫遗址。（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如此璀璨的唐楷并非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积极吸收借鉴前朝魏碑的端庄舒展和行书的洒脱自如的基础上，延续“六朝碑版”的传统，走向雅正、雅化，并最终形成“外晋内唐”的唐代新书风。

      这种风格的形成，是对前朝文化的认可和继承。唐初著名的书法家欧阳询，其字里行间皆见魏碑之影，张怀瓘称其书法面貌：

      “森森焉若武库矛戟，风神严于智永，润色寡于虞世南。”

      欧阳询的楷书笔画清刚，结构险峻，与张怀瓘记载相符，且与“二王”（王羲之、王献之）的楷书风格迥异，笔画间存魏碑遗风。

三、书文相承连古今

      魏碑与唐楷之间的关系，是上下相承的继承关系，也是相互促进与弘扬的关联。两者之间的联系与差异，映射了书法艺术在发展过程中自然演变与人文影响的交织。其背后之意蕴体现了尽管国家经历分裂，但文化始终统一的深层意义。

▲陕西师范大学坚持了18年用毛笔手写录取通知书，其中“录取通知书”五字集字于颜真卿的传世碑刻《多宝塔碑》。（图片来源：新华社）

      书法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已经传承了数千年。这一独特的艺术形式，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地域呈现出各式各样的风格和特点，但其核心精神和基础技巧却贯穿始终，生生不息。

      书法的流传，是中华各民族共同智慧和努力的结晶，是多元文化融合的典范，促进了中华文化认同。它不仅连接着过去和现在，更为未来注入新的活力。这种活力源自于书法艺术的持续创新，以及人们对中华文化的热爱和坚守。

      （作者介绍：王然铎，大连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硕士研究生；马爱杰，大连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道中华微信公众号

文：王然铎 马爱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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