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汉浮浮,武夫滔滔。”《诗经》里的浩荡长河,在巴山楚水间奔涌数千年,将巴蜀文化、荆楚文化的交流互鉴往事娓娓道来。
江水汤汤,青铜不语。作为蜀楚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见证之一,1980年3月在四川新都县马家公社(今四川成都市新都区)出土的战国青铜器邵之飤鼎,真实反映了蜀楚文化交流的深度和广度。
战国邵之飤鼎
马家木椁墓是成都平原地区战国时期等级较高的大型墓葬,其随葬青铜器大多5件一组,器身刻有巴蜀图语。其中一组青铜鼎中,1件铜鼎铸造精美,尺寸相对较小,盖内刻有“邵之飤鼎”4字铭文,字体为春秋战国时期楚地流行的鸟虫篆。
此鼎子母口加盖,双附耳,三象形足。盖面纹饰分为四层,内层为辫索纹两周、云雷纹一周,其余三层均为凤纹。盖中有一钮,钮上套一圆环,圆环一面为斜线纹,另一面为三角雷纹,外层饰三卧牛。其双耳两面内饰三角雷纹,器身腹部饰两圈蟠螭纹。
这件邵鼎制作精美,该组其余4件铜鼎在形制上与之相似,但铸造工艺相对粗糙,纹饰上也略有差异。这5件鼎的形制与当时的楚式铜鼎类似,“昭、屈、景皆楚之族姓”,故发掘者认为“邵”即“昭”,推测邵之飤鼎为楚地的邵氏贵族所铸,后流入蜀地。早期的研究亦认为邵之飤鼎是直接从楚地传入,其余4件鼎仿邵之飤鼎铸造而成。
近年来,有学者分析指出,其余4鼎的器型与纹饰与邵之飤鼎有一定差异,并非简单意义上的仿制,子口鼎这一器形是楚地战国中期的特征,其腹部的蟠螭纹,则流行于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它们可能是因为对早期楚文化的一种“复古”而重新制作而成的。这与春秋战国时期楚文化的迅速扩张有直接联系,具有楚文化特征的器物随着楚国的扩张流入蜀地,对古蜀地区产生了深远影响。
新都马家木椁墓中随葬器物以五为基数的组合方式,与蜀王开明氏“尚五”有关。《华阳国志》记载:“以五色为主,故其庙称青、赤、黑、黄、白帝也。”根据《蜀王本纪》中“荆人鳖灵”的古史传说,战国晚期来自荆楚的鳖灵取代了蜀王杜宇氏,建立了开明王朝。
带有明显楚文化特征的随葬品,如何到了蜀国,何以出现在等级较高的墓中呢?答案尚需更多考古发现才能揭晓。但不管其来源如何,大量本土青铜器与中原、楚式青铜器并存,是巴蜀青铜器吸收外来礼制的物证,见证着古蜀与中原、荆楚文化的交流与互动。
来源:《中国民族》杂志2025年第4期
文:樊思琪
作者为四川博物院文博助理馆员
责编:金向德 张伟
流程制作:高宁(见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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