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汉浮浮，武夫滔滔。”《诗经》里的浩荡长河，在巴山楚水间奔涌数千年，将巴蜀文化、荆楚文化的交流互鉴往事娓娓道来。
江水汤汤，青铜不语。作为蜀楚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见证之一，1980年3月在四川新都县马家公社（今四川成都市新都区）出土的战国青铜器邵之飤鼎，真实反映了蜀楚文化交流的深度和广度。
战国邵之飤鼎
马家木椁墓是成都平原地区战国时期等级较高的大型墓葬，其随葬青铜器大多5件一组，器身刻有巴蜀图语。其中一组青铜鼎中，1件铜鼎铸造精美，尺寸相对较小，盖内刻有“邵之飤鼎”4字铭文，字体为春秋战国时期楚地流行的鸟虫篆。
此鼎子母口加盖，双附耳，三象形足。盖面纹饰分为四层，内层为辫索纹两周、云雷纹一周，其余三层均为凤纹。盖中有一钮，钮上套一圆环，圆环一面为斜线纹，另一面为三角雷纹，外层饰三卧牛。其双耳两面内饰三角雷纹，器身腹部饰两圈蟠螭纹。
这件邵鼎制作精美，该组其余4件铜鼎在形制上与之相似，但铸造工艺相对粗糙，纹饰上也略有差异。这5件鼎的形制与当时的楚式铜鼎类似，“昭、屈、景皆楚之族姓”，故发掘者认为“邵”即“昭”，推测邵之飤鼎为楚地的邵氏贵族所铸，后流入蜀地。早期的研究亦认为邵之飤鼎是直接从楚地传入，其余4件鼎仿邵之飤鼎铸造而成。
近年来，有学者分析指出，其余4鼎的器型与纹饰与邵之飤鼎有一定差异，并非简单意义上的仿制，子口鼎这一器形是楚地战国中期的特征，其腹部的蟠螭纹，则流行于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它们可能是因为对早期楚文化的一种“复古”而重新制作而成的。这与春秋战国时期楚文化的迅速扩张有直接联系，具有楚文化特征的器物随着楚国的扩张流入蜀地，对古蜀地区产生了深远影响。
新都马家木椁墓中随葬器物以五为基数的组合方式，与蜀王开明氏“尚五”有关。《华阳国志》记载：“以五色为主，故其庙称青、赤、黑、黄、白帝也。”根据《蜀王本纪》中“荆人鳖灵”的古史传说，战国晚期来自荆楚的鳖灵取代了蜀王杜宇氏，建立了开明王朝。
带有明显楚文化特征的随葬品，如何到了蜀国，何以出现在等级较高的墓中呢？答案尚需更多考古发现才能揭晓。但不管其来源如何，大量本土青铜器与中原、楚式青铜器并存，是巴蜀青铜器吸收外来礼制的物证，见证着古蜀与中原、荆楚文化的交流与互动。
来源：《中国民族》杂志2025年第4期
文：樊思琪
作者为四川博物院文博助理馆员
责编：金向德 张伟
流程制作：高宁（见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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