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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隻立千古的名著与中国叙事文学传统

“传神文笔足千秋,不是情人不泪流。可恨同时不相识,几回掩卷哭曹侯!”

18世纪中叶,一位名为爱新觉罗·永忠的文人曾这样赞美《红楼梦》。

作为中国小说史上隻立千古的名著,《红楼梦》堪称中国古代文学集大成之作。按照王国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观点,能代表明清时期文学成就的“一代之文学”当属小说。其中,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一起并列为中国古代“四大名著”的《红楼梦》,更是“中国古代小说艺术的顶峰,也是中国古代小说艺术的终结”(石昌渝先生语),在思想深度、叙述方式、结构特征等方面,均达到了很高的境界。它刊行距今虽已230多年,却跨越时空,对中国文学乃至中华文化影响至深至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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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结构的网状之美


从结构的角度看,《红楼梦》是明清六大古典小说(其他五部为《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金瓶梅》)中颇具特色的一部。

《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以及《儒林外史》的文体,都是广义上的线性结构。《三国演义》以时间为线索,魏、蜀、吴三个政权势力的兴衰存亡呈辫状交织并行。《水浒传》如链条一般,聚合起108个好汉的故事,直至“梁山泊英雄排座次”。《西游记》的结构则形似猪八戒的钉耙,相距多回的故事仍能相互勾连,呈呼应之势。

清代以降,随着小说文体的发展,长篇小说逐渐由线性结构演变为网状结构。石昌渝先生将这种网状结构的特征概括为:“小说情节由两对以上的矛盾的冲突过程所构成,矛盾一方的欲望和行动不仅受到矛盾另一方的阻碍,而且要受到同时交错存在的其他矛盾的制约。”但成书于清乾隆年间的《儒林外史》却仍旧回归线性结构,以功名富贵为主线,串联起人物的传记,各单元相对独立。如鲁迅所说:“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相较之下,《金瓶梅》的结构便如同一张阡陌纵横的网,以西门庆为中心,连接起上至朝廷下至市井的诸色人等,每个人的欲望和行动都受到各方矛盾的牵制,但从更高的视角来看,其依然是平面的网。

相对而言,《红楼梦》的结构不仅是网状的,而且是立体的。在宏观层面上,我们借助“渔网”这一比喻性的具象,构建出立体式网状结构模型,来阐释《红楼梦》的网状结构。这张“渔网”由“纲”“线”“目”三部分构成,分别对应小说中的纲领、线索和关目(即关键性情节)。纲领由线索编织而成,分为家族悲剧、人生悲剧和婚恋悲剧三条主线。脂砚斋的批语“一树千枝,一源万派,无意随手,伏脉千里”以“一树”“一源”喻纲领,“千枝”“万派”比拟线索,形象道出《红楼梦》线索与纲领的关系。这部小说千头万绪的线索,大体可以被归纳为人物线索、事件线索和物什线索三类。而在设置线索的过程中,曹雪芹在继承前代叙事文学传统的同时,又融入了自身独特的艺术构思。让我们以《红楼梦》中起到线索作用的典型人物、典型事件和典型物什为切入点,来感受红楼结构的网状之美。


网状结构之典型人物:以贾政为例

《红楼梦》中的荣宁二府,人物众多。仅就荣国府而言,正如小说第六回所言:“按荣府一宅中合算起来,人口虽不多,从上至下,也有三百余口人。”

我们且聚焦于贾政,看看这位集儒士、严父、孝子、忠臣等多重角色于一身的典型人物。作为贯穿全书首尾的线索性人物,贾政是曹雪芹在传统儒家思想观念框架下塑造出的儒士,在荣国府中发挥着上承祖荫、下启儿孙的示范作用。他是贾宝玉的父亲、贾母的儿子、林黛玉的舅舅、薛宝钗的姨父、朝廷的臣子……但面对家族的没落和宝玉的叛逆,他却无可奈何,甚至某种程度上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既从贾政、贾敬、贾赦等文字辈男子的层面显现出《红楼梦》的悲剧主旨,又令贾政作为重要人物线索编织出家族悲剧的主线。

为儒士,贾政崇尚诗礼,忠厚待人。林如海夸赞他“为人谦恭厚道,大有祖父遗风”。与贾府众多纨绔子弟相比,他算得上一位正人君子。小说第九回中,他要求塾师督促宝玉“只是先把《四书》一气讲明背熟,是最要紧的”。尽管宝玉“偏才尽有”“杂学旁收”,贾政仍是不满,认为儿子应多在《四书》上下功夫。对《四书》的重视,对科举的追求,既与贾政自己的出身、经历有关,也与当时的社会风尚相宜。有清一代,时人皆以科甲出身为正途。因此,贾政对宝玉严加管教,希望他能“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

为严父,贾政对宝玉严苛,望子成龙。他对宝玉的严格管教,符合其所处的时代氛围以及大家族延续的现实需求,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作用。第三十三回宝玉挨打是整本小说的一大关目,也是贾府父子矛盾、母子矛盾、嫡庶矛盾、主仆矛盾的集中爆发。王蒙先生指出:“贾政与宝玉的矛盾焦点在于价值观念、人生道路的选择。”正如回目所概括的,“大承笞挞”的根由在于宝玉的“不肖种种”。贾政责打宝玉,为的是“光宗耀祖”,将其引入应试科举、立身扬名之途。但其苦心并未奏效,宝玉挨打之后,非但没有认同父亲的理念,反而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人生选择。在贾母的庇护下,他“日日只在园中游卧”“每每甘心为诸丫鬟充役”。宝玉是宁荣二公心中唯一“可以继业”之人,他对自己人生道路的选择关涉家族的运势和前途。但是,贾政对宝玉的督促管教却适得其反,令其更加随心所欲,也导致了家族进一步走向颓势。

为孝子,贾政对贾母孝顺,恭恭敬敬。第三十三回的描述既刻画了他作为严父的一面,也体现出其作为孝子的一面。贾政认为,最根本的孝道是光宗耀祖。他对子女的培养,既是为了贾府繁盛的延续,也是为后辈的前途考虑。他把报效朝廷和光耀门楣结合起来,并将其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在贾政看来,管教宝玉是为延续家族兴旺,但仍因贾母的阻拦而作罢。

为忠臣,贾政对朝廷恭谨,兢兢业业。他的仕途从员外郎到点学差,再至升任郎中,外放江西粮道,是一个典型的忠臣。元春省亲时,面对已是皇妃的女儿,贾政也以君臣之礼恭谨相待,并劝女儿“勤慎恭肃以侍上”,是其为国尽忠的表现。见到亲人时,元春“满心里皆有许多话,只是俱说不出”,本想与父母、祖母共叙骨肉之情、天伦之乐,但看父亲谨守君臣之礼,一番“深得台阁体制”的言辞及含泪启禀的神态,便也不能再叙家长里短,只能回复“以国事为重,暇时保养,切勿记念”的官话。通过元妃省亲的情节,贾政的忠臣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贾政未必不心疼女儿,但在他心中,君臣之义当胜过父女之情。舒序本第十八回的回目作“隔珠帘父女勉忠勤,搦湘管姊弟裁题咏”,便概括出父女之间“勉忠勤”的情景。

总之,贾政是一个望子成龙的严父、毕恭毕敬的孝子、忠心耿耿的忠臣。他是典型的由中国儒家传统道德熏陶出的人物——崇礼尚儒,端方厚道,有时难免过于迂腐,尊老爱幼却让老少敬而远之,想做好官却不谙宦海世情。他是正统思想的捍卫者,同时也是一位受害者。随着家族的没落,围绕贾政,诸多难以调和的矛盾逐渐加剧,他的努力没能挽回家族的衰落;面对宝玉的叛逆,他无能为力,只能“跺脚叹气,流泪不止”。他对宝玉的教导,甚至反而成为家族悲剧主线的组成部分。



网状结构之典型事件:以婚恋悲剧为例


《红楼梦》在题材上属于世情小说,世态炎凉、悲欢离合的世情感怀每每通过日常琐事的描写来体现。许多生动的故事,往往从寻常的日子切入,诸如生日祭日、岁时节令等。例如元宵节、中秋节、芒种节等,均是《红楼梦》网状结构中的重要事件线索。周汝昌先生认为:“芹书全部结构包含了三次重要的元宵节与三次重要的中秋节。是为全书的六大关目。”元宵节、中秋节演绎了家族的兴衰起伏,而芒种节则参与婚恋悲剧的建构。曹雪芹将宝玉的生日设置在芒种当天,又以芒种节这一传统节日为平台,展现出小说的四个经典情节:黛玉葬花、宝钗扑蝶、湘云醉酒和妙玉传帖。

婚恋悲剧是构成纲领的三条主线之一,既有宝玉和黛玉的爱情,也有宝玉与宝钗的婚姻。围绕芒种节,作者串连起“金玉良缘”与“木石前盟”两条线索,又令婚恋悲剧的主线(钗黛)和副线(湘妙)都得以呈现。

在设置宝玉的婚恋故事时,作者常对钗黛加以统筹考虑。如俞平伯先生所言:“钗、黛每每并提,若两峰对峙,双水分流。”第二十七回的回目为“滴翠亭杨妃戏彩蝶,埋香冢飞燕泣残红”,东观阁本直接为“滴翠亭宝钗戏彩蝶,埋香塚黛玉泣残红”,将两位女主角的经典场景安排在同一回中,钗黛并举,呈对峙之势。借助芒种节,同时书写了宝钗和黛玉的婚姻与爱情悲剧。

以宝玉为中心,作者又分别为“金玉良缘”和“木石前盟”安排了副线,借湘云烘托金玉良缘,以妙玉补充木石前盟。借怡红寿辰,曹雪芹叙写出“湘云醉酒”与“妙玉传帖”的故事,补叙和强化了宝黛钗的婚恋悲剧。

史湘云之才具有兼容性,性情亲宝钗,诗才似黛玉,既有宝钗的大气,也有黛玉的才情,是两者之间的中间色。王昆仑先生曾评价湘云:“宝钗没有她真情,黛玉没有她浑厚。”她与宝玉青梅竹马又志趣相投,麒麟也为宝玉、宝钗的婚姻故事起到了间色作用,构成另一种形式的“金玉良缘”。而妙玉的形象,则又对宝黛爱情起到了烘云托月的效果。栊翠庵以绿色调为主,与宝玉的住处南北相对。于黛玉的潇湘馆之外,亦与怡红院呈现出“怡红快绿”的对应。绿玉斗、一剪梅及生日帖,便是妙玉情愫的体现。

史湘云的形象是对金玉良缘的皴染,妙玉的形象则是对知己恋情的补充。副线的增设给宝玉造成十面埋伏的局面,又令黛玉有四面楚歌之感,并使小说情节波澜起伏、人物关系错综复杂,为宝玉的婚恋故事平添一抹靓丽色彩。宝钗、黛玉、湘云和妙玉这四位女子在婚恋主线的构筑过程中,各自承担不同的角色,在理念上也分别带有儒、道、玄、佛的色彩。

湘云、妙玉的间色作用或许可以解释一个疑惑,即何以在“金陵十二钗正册”之中,两位外姓女子能身居迎春、惜春、王熙凤等贾府裙钗之上。庚辰本第四十六回的双行夹批写道:“通部情案,皆必从石兄挂号。”湘云、妙玉二人的重要性,很大程度上源自作者对宝玉婚恋故事的艺术构思。

曹雪芹曾不吝笔墨,描写闺阁于芒种节祭饯花神的“尚古风俗”。他对饯花习俗的描述,在继承传统之余,又融入独特的艺术考量,以服务于小说的情节、主旨。比如第二十七回,作者就细致描摹了芒种节的饯花活动。在现有的材料中,我们尚未找到有关芒种饯花的记录。作者在第二十七回记述的“祭饯花神”、花上系“绫锦纱罗”、扑蝶等事,皆是花朝节的传统活动。但值得注意的是,二月十二乃黛玉的生日,将芒种节与花朝节嫁接起来,把花朝节这天的风俗拿到宝玉生日芒种节去写,既为宝玉的生日增添一抹伤春之意,又寄寓了对“花落水流红”“绿树成荫子满枝”的无奈与叹惋。



网状结构之典型物件:以通灵宝玉为例


从金、玉到木、石,从金锁到麒麟,从汗巾到荷包,《红楼梦》中许多生动的情节都是借助典型物件逐步展开的。而对物件线索的安排,又明显受到前代叙事文学结构方式的影响。如明代白话短篇小说《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的珍珠衫以及《沈小霞相会出师表》中的出师表等,皆以某一物什作为串联全书情节的线索。《红楼梦》中的物件线索众多,通灵宝玉就是其中之一,起到了开宗明义、统摄全书并贯穿情节的重要作用。

在《红楼梦》第一回,作者便借通灵宝玉开篇明义。清代《红楼梦》点评家王希廉指出:“第一回为一段,说作书之缘起,如制艺之起讲,传奇之楔子。”饶有意味的是,《红楼梦》将传统的女娲神话移位至小说文本之中。通灵宝玉的前身即是女娲补天时遗留下的一块五色石,静极思动、打动凡心,由僧道携入尘世,体验人间富贵繁华、悲欢离合。而整部书由石头“半世亲历亲闻”,记录于顽石之上,为闺阁昭传。在小说第一回,作者通过通灵宝玉交代了《石头记》的来历及创作《石头记》的基本用意。

通观全书,《红楼梦》的网状结构也由通灵宝玉加以统领,全书以顽石起,以顽石终。宁稼雨先生指出:“僧人所携顽石下凡为通灵宝玉是引领全书的主线所在。”《红楼梦》的前五回是全书的总纲,当具体情节于第六回正式展开时,宝玉大约13岁左右,到结尾中举出家时19岁。六年间,他历经了贾府的由盛转衰、大观园的悲欢聚散、亲人间的生离死别,尘缘了却,又重回青埂峰下。王希廉曾说:“携入红尘是全部书中事,引登彼岸是卷末悟后出家也。”通灵宝玉从入世到出世的历程构成一个回环叙事结构,又基本上与宝玉从沉溺于温柔富贵乡到看破红尘的心境转变相契合。

通灵宝玉贯穿情节的作用,则集中表现在宝黛钗三人的婚恋悲剧中。宝黛初会之时,由宝玉摔玉引发黛玉第一次落泪,是恋爱故事的前奏。而第八回中,宝玉、宝钗二人共看金玉,拉开了婚姻悲剧的序幕。通灵宝玉在“金玉良缘”和“木石前盟”的发展过程中分别起到不同的效用。对于“金玉良缘”而言,通灵宝玉是促成婚姻的“小巧玩物”;而“金玉之论”的发展又令黛玉感到不安,常常出言试探宝玉的心意。在“木石前盟”的发展阶段,通灵宝玉时常成为宝黛口角的起因,至宝黛互通心意,爱情走向成熟之后,二人便再未因通灵玉而起龃龉。

不同于既有的婚恋题材作品,《红楼梦》没有让婚姻成为宝黛爱情的终点。诚如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中指出:“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这种“打破”,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对大团圆结局的突破。从《西厢记》到《牡丹亭》,男女主人公大多饱经离合、跨越生死,但最终都步入了婚姻殿堂。但在《红楼梦》中,宝黛之间的恋爱故事却没能以美满婚姻作为结局,恋爱的是林黛玉和贾宝玉,结缡的却是薛宝钗与贾宝玉。此外,在传统才子佳人的爱情模式中,男女主人公“皆由小物而遂终身”,但曹雪芹却没有为宝黛二人安排传情达意、成就姻缘的信物。这或许是一种以无胜有的艺术构思——宝黛相互是知己,虽无金玉,却最终在心灵上胜过金玉良缘。

在《红楼梦》后四十回中,以通灵宝玉为线索,失玉、寻玉、送玉等情节此起彼伏,通灵宝玉仍起到点题、统摄及串联的作用。第九十四回通灵宝玉丢失,是贾府败落的预兆。通灵宝玉的失踪,使贾宝玉陷入疯癫状态,更是成为促使贾母择定宝钗、凤姐施调包计,金玉合而木石离的直接诱因。“木石前盟”以悲剧收尾,而伴随着宝玉悟道,“金玉良缘”也逐渐走向终局。第一百十五回通灵宝玉的失而复得,标志“贾宝玉于欲海沉醉中终将趋于醒悟的精神转向”(康建强、徐永斌语)。第一百十七回,宝玉展露出与和尚同归的决心。此时,通灵宝玉已与贾宝玉合二为一。取玉、还玉的情节均为后文贾宝玉出家的结局伏脉。


“世所传《红楼梦》,小说家第一品也”(清代文人赵之谦语)。

作为具有深厚思想积淀、高超艺术价值和广泛影响力的古典小说巅峰之作,“漫言红袖啼痕重,更有情痴抱恨长”的《红楼梦》几乎“家弦户诵,妇竖皆知”。曹雪芹以如椽大笔建构了大观园和宁荣二府,以一家写万家,折射出现实生活的世情百态。尽管以虚构为主,却呈现出较强的艺术真实性和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服饰、饮食、园林、医药等无所不包,生动描绘出当时社会的生活长卷,堪称中国古代社会的百科全书。书中不仅有催人泪下、发人深省的爱情婚姻悲剧,更有对社会、人性鞭辟入里的思考。其人物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远在幻境,又近在眼前。同时,《红楼梦》文备众体,诗词曲赋贯穿全书,充分汲取历朝历代韵文的精华,打破传统文人视小说为“稗官野史”的偏见,将古典小说最精湛最精彩的一面展示给大众,对后世文学与文人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清代《竹枝词》)。

作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瑰宝,“传神文笔足千秋”的《红楼梦》既承袭前代汉文化基因,又充溢着浓郁的满族文化特色,是各民族文化交流交融的结晶。目前,《红楼梦》已知有满、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彝、锡伯等8种少数民族文字译本。这些译本的产生,也从一个侧面见证了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高度认同。

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红楼梦》被西方视为“中国古典名著中最华美、最动人的巨著”,具有世界性的影响。早在嘉庆年间,其刊刻本便流布到欧洲、东南亚等地。自19世纪中叶至今,《红楼梦》已有英、俄、法、德、西班牙、日、保加利亚等30多种语言的150余种不同篇幅的译本,其中全译本达36种。随着海外译介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外国读者接触到这部巨著,进而更加深入地了解、爱上中华文化。而作者曹雪芹,也与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世界文学巨匠比肩齐名。

总之,《红楼梦》兼收并蓄、别开生面的艺术追求,正是中国古代文学经典永恒价值之所在,也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宝贵的精神财富。





来源:《中国民族》2022年第4期

责编:江凌 张昀竹 王孺杰  流程制作:王怡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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