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得上水草丰美的蒙古国大草原

上个世纪60至80年代,我曾经在当时内蒙古最北部的边境旗东乌珠穆沁旗工作和生活了20多年。那时，中蒙两国边境地区完全处于隔绝状态。每当我看到边境线上的防火道、铁丝网，眺望国境另一边的山川草原时，总有一种特别神秘的感觉。后来，我到锡林郭勒盟行政公署工作,利用边贸开放的条件造访过邻近的蒙古国苏赫巴托省和肯特省。近十几年来，我一直希望能访问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和更为深入的大草原,但都因各种原因未能成行。2013年夏天，我终于实现了这个夙愿。

本文作者（前排右一）在蒙古国草原上的考察

8月5日下午,我和来自全国部分农业大学的12名专家学者组成的代表团，在中国兽医协会会长贾幼陵团长的带领下,开始了赴蒙古国考察交流的行程。

蒙古航空公司执飞呼和浩特至乌兰巴托的航班是一种不到50座的小型螺旋浆飞机，并且每天只有40多张机票。看到要乘坐这样小的飞机跨国旅行，难免有些疑虑。但飞行的结果却是大家众口一词的称赞。机舱干净整洁，一男一女服务员训练有素、彬彬有礼，餐饮服务比某些国际大航空公司也并不逊色。除两次因气流不稳有些颠簸外,飞机驾驶得十分平稳。

乘坐小型飞机还有一大好处，就是在相对速度比较慢、高度比较低的飞行过程中能够比较清楚地观察地面。这次短暂的空中旅行，飞越了自古非常著名的蒙古大漠——现在蒙古国以“戈壁”冠名的四个省，即东戈壁省、南戈壁省、中戈壁省、戈壁松布尔省。正是因为这一大漠的存在,我们内蒙古自治区的地域在历史上也被称为“漠南蒙古”。

飞机从呼和浩特起飞后,很快向北飞越绿色浓郁的阴山山脉,接着看到的是不太宽的农田带,然后进入草原区。随着飞机向北飞行，舷窗下大地的绿色越来越浅。大约50分钟后，机舱广播说即将飞越国境线。此时，地面上已是一片茫茫的灰黄色。在接下来飞行的一小时左右，几乎看不到绿色,也看不到树木、畜群和民居——干旱荒漠的特征非常明显。古人称之为“大漠”而非沙漠，看来还是十分准确和传神的。

距目的地乌兰巴托还有约一小时的航程,大地的颜色重新开始由黄变绿。一条河流出现在视野中,我估计是蒙古历史著作中著名的土拉河即如今地图上标的图勒河。飞机即将降落在乌兰巴托机场时,从舷窗看出去的草原、河流、丘陵景观与内蒙古呼伦贝尔十分相似。

聚会时人们在巨大马头琴旁留影

奇迹般的增长  

这次代表团出访的重点任务是进行兽医教育与科研方面的学术交流，顺便进行畜牧业考察。经过8天的多方探访,可以说粗略地感知到了蒙古国畜牧业发展的脉博。

蒙古国兽医科学研究院是对本团发出邀请的单位。在那里，一位副院长女士用多媒体系统地介绍了该院各项专业研究的进展和成果。清晰而娴熟的表达，说明她本身就是具有较深造诣的专家。她还讲到院长先生在蒙古具有很高的学术和社会地位,并转达了他无法从外地赶回来亲自接待中国同行的遗憾。与我们同行的内蒙古农业大学兽医学院的负责人，在这里还见到了从呼和浩特留学归国的学生,师生重逢分外激动。在内蒙古的大学获得研究生学位后,这些学生能顺利地在蒙古国的最高科研机构发挥聪明才智,我们既为他们庆幸,也为内蒙古自身的发展感到欣慰。

 代表团造访的第三个单位，是从事动物疫病研究的国家级实验室。大轿车开到门口时,却是大门紧闭,一名持枪的武装警卫人员在门口执勤。前去联络,得知我们一行的到访在事前并没有得到管理当局的正式批准。从安全和保密的常识来理解,这一访问计划也只能取消了。考察团同行的专家们讲,这样管理此类试验室符合世界通行的专业要求。作为弥补，该实验室的专业情况由蒙古国方面的陪同人员间接地进行了概括介绍。

据蒙古国农业大学和中国驻蒙古国大使馆的介绍，2013年蒙古国的牲畜总头数已达到4500多万头的历史最高水平。在连年高速增长的基础上，又实现了一年两位数的增长。这对前些年屡受旱灾、雪灾打击的蒙古国牧民来说无疑是巨大的福音。

记得上个世纪60年代，我所在的锡林郭勒盟提出牲畜头数率先达到1000万的目标而与当时所称的蒙古人民共和国竞赛。可见那时蒙古全国的牲畜头数也就不过八九百万头的规模。在同属亚洲内陆的蒙古草原南北两侧，我们一个20万平方公里的“盟”和一个1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要比赛看谁先达到1000万头牲畜,这在那个年代被视为社会主义优越于修正主义的一个标志。上个世纪80年代锡林郭勒盟牲畜超千万头之后,发展目标转向了加强建设、集约经营和治理超载过牧。蒙古国的牲畜却增加了四五倍,而且仍然还在高速增长，这显然是其优势所在。

 对于基本维持游牧形态的草原畜牧业来说,能够实现连年大幅度增长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过去十几年蒙古国的牲畜头数一直在3000万头上下剧烈波动，丰年与灾年的起伏波动可达四五百万头。据报道，曾经连续几年因灾损失牲畜达1000万头左右。显然，近几年的连续高速增长实属来之不易。追溯原因可能有两方面：一是没有遭受大面积的严重自然灾害,降雨量基本正常，水草条件较好；二是畜牧业自身的抗灾能力有所增强。在我们实地考察中也可以见到,草原的棚圈建设已较为普遍。

蒙古国有不少地方土壤、草原、水源、光照等农牧业生产条件都比较好，现有人口290多万,按理说食物来源能够满足需求。然而，蒙古国过去却经历过比较严重的食物短缺时期。这次考察时得知蒙古国总体上已经不存在粮食短缺问题,肉食品和乳制品丰富的状况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从2008年开始，蒙古国实施为期三年的“第三次垦植计划”，支持1100多个农户兴办机械化农场，原有的农场都已恢复生产，终于在2012年实现了粮食自给有余。我们这次访问中到历史上大蒙古帝国的古都哈喇和林遗址参观，路途的早餐和午餐都分别在两个农垦区解决。每个垦区大道边都是成排并列的饭馆,有大有小,有平房也有二层小楼，整洁方便,任意选择，供应品种有蒙古面条、蒙古包子、蒙古肉饼等，食材都是当地生产的。我们临时投宿到一个距乌兰巴托1000多公里、距省会城市100多公里的草原旅游点时,尽管已是晚上十点多钟,但仅仅一个小时就给我们二十多人提供了汆羊肉和炸油饼等。草原肉类原本风味十分浓郁,加上西餐样式的服务，让我们感受到别样的情致。

本来，蒙古国长期维持人均十多头牲畜的水平,肉乳食品总体上可以满足自给。过去发生的乳制品和牛羊肉短缺现象，主要是流通和分配体制造成的。我在1994年第一次访问蒙古时就发现,原来奉行多年的计划经济体系中断了,市场购销体系却还没有建立,因而一方面已经长成的商品畜在畜群中大量积压,另一方面在城镇却肉乳食品缺乏。如今,畜产品经营流通已经十分活跃，价格也相当低廉。在一个出售发酵马奶即俗称马奶酒的牧民浩特，同行的几个人询问计算的结果是马奶的价格相当于内蒙古草原的三分之一左右。我们一行的品尝和购买令主人十分篼兴，气氛融洽，大家纷纷在蒙古包合影留念。

 从乌兰巴托出发到草原深处的考察路线，主人为我们选择了西北方向。1500多公里的行程包括中央省、前杭爱省、后杭爱省、库苏古尔省。沿途草原、森林、河流、湖泊、湿地、山丘构成了最优美的自然景观，令人目不暇接，真可谓地处漠北的世外桃源。除了经过两处大型机械化农业垦区外,到处都是适宜放牧的优良草场。三天的行程看到过不下六七十个畜群、二三十个牧区浩特。

在蒙古国的牧区，我注意到一个现象，即黄牛少而牦牛多、山羊多而绵羊少、马多而分布广。从首都乌兰巴托城区出来，第一天公路两侧还可以看到零星或小群蒙古牛,随后两天几乎没有看到黄牛的踪影。这使我想起到蒙古后听到的一种议论：蒙古国以畜牧业著称,为什么粮食自给了牛羊肉却供应不足。我想实际情况可能是牛肉来源缺乏。进入后杭爱省后虽然海拔并不算很高但牦牛群多了起来，每群几十头至上百头不等。据观察当地的草场属于草甸草原,比我国牦牛产地青藏篼原的水草要丰美得多,因而所见到的牦牛体格更大,膘情也更好。有幸在一次午餐时，我们吃到了牦牛肉馅饼,觉得肥而不腻,鲜嫩有加。沿途所见羊群，山羊普遍超过一半。有时在一个很大的羊群里很难看到绵羊,几乎全部是山羊，而且多是牧民认为抗灾能力很强的黑色和红色山羊,而羊绒价值较高的白色山羊却很少。此外，在靠近大城市的公路两侧则马群较为集中。在其他一些水草条件较好的草原,也经常可以看到散布的马群。

 依我的经验判断,形成这样的畜群结构主要是受水草条件和自然灾害的影响，例如最适应粗放、抗灾能力最强的牦牛、马、深色山羊比例较高,而对牧草和水源条件要求稍高、抗灾能力略显逊色的牛、绵羊在畜群中的比例较低。特别是牛以舌卷食牧草、无法以唇或牙齿啃食、不会刨雪采食的天然习性，决定了在遭受严重旱灾和雪灾时牛总是草原五畜中最早的毙命者。再如两次大灾中间遇到几个普通年景或丰收年，种群增殖快的畜种先行恢复，因而所占比例就高。山羊就是如此。在游牧五畜中山羊的特点是避灾能力相对较强，而且双羔率高、繁殖能力强，度过特大自然灾害之后只要遇上几个平常年景,就可以迅速恢复和扩大种群。以山羊为主的畸型高速增长虽然有利于较快地恢复牧区生产,但就长远发展而言其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负面影响也值得关注。  

草原上的驯马手

面临变革的游牧方式

上个世纪90年代体制转轨后，蒙古国关于草原生产生活方式的主流意见是要维持游牧传统。但是近年来牧民生产救灾、基本生活、草原生态等一系列问题难以得到解决，促使关于今后发展方向的讨论不断趋于深化，主张在发扬游牧传统文化同时改善生产条件的声音得到增强。

这次的考察，让我看到了蒙古国游牧方式的变革正在发生。

其一,牧民居住事实上已属于半固定状态。沿途所见的牧民营地即浩特，都是好几户集中居住。少的四五个蒙古包,多的十几个蒙古包组成一个浩特,长期共用一两处棚圈，有的还用圆木建成“木克楞”房舍。

其二,游牧应有的搬迁工具勒勒车即“草原列车”越来越少见。最初，我对沿途牧区看不到牛车或马车，更看不到成串的勒勒车十分不解。经询问才知道，如今牧民搬家都要雇用大卡车。一辆载重五吨的吉尔130卡车，可以把蒙古包、炊事设施、行李、衣物、家俱等一家牧民的人和物资全部拉走。这样算来,一个浩特搬迁一次需要几辆甚至十几辆车次。其成本之高，是传统游牧用牛车搬迁所无法相比的，普通牧民在经济上也不可能承受得起。在游牧生产所必需的经常性移场搬迁和雇用汽车高额费用的矛盾面前，牧民只能少搬迁或不搬迁。事实上我们所见到的牧户，很多都住在过冬棚圈的旁边。这说明在8月所居住的秋营地，实际上也是冬营地和春营地。也就是说一年之中大部分时间都无法搬迁了。

其三,生产条件处于两难之中。游牧的最大优势，是不断追逐新鲜茂盛的牧草以使牲畜迅速抓膘和持续保膘，也就是在体内尽量多地贮存脂肪能量。秋季牧草成熟季节，甚至要求几天、十几天搬迁一次。现在因为搬迁工具的限制，必然影响牲畜的抓膘复壮。我所见到的羊群营养状况和所处的水草条件并不相称。对此，两个老牧民都给了我类似的解释。另一方面，打草、运草等牧区最基础的应季生产措施尚未见到开展。可想而知，既失去了游牧搬迁的便利，又在漫长的冬春缺草季节无草可补,长此以往难以为继，必然促使有能力的牧民率先开展基础建设，自然也就会逐渐改变纯粹的游牧方式。

其四, 集中居住加剧了草场利用的不均衡性。我看到，在河流、湖泊附近水草条件较好的草场上,牧民居住的浩特营地密集分布，但在水草条件一般的草原上汽车奔驰两三个小时也难以见到牧民和牲畜。随着牧民在已经占有的营地上建设的棚圈和房屋越来越多,这种在自由放牧中客观形成的不均衡状态正在固化。由此，使我回想起了内蒙古的草原牧区在大集体统一经营时期的情景：牧民集中居住和放牧造成水草条件好的草场最先退化,特别是河滩、湖畔、水井旁甚至寸草不生,直至划分承包草场后才逐渐均衡地分散了放牧压力。这种“倒逼”机制，在蒙古国的草原牧区是否存在不得而知。

 现在蒙古国的领导层在谈论畜牧业时,更多地使用“改变粗放经营”、“牧民享受现代生活”、“推进集约经营”等新概念。据说，民间对是否固定草场使用权的问题也存在不同意见。牲畜较多、已经占据优质草场的牧民，乐意固定现有格局。也有一种意见认为现在的草场使用格局不应当固定,大家都要有自由利用优质草场发展牲畜的机会。这一问题关联着社会公平和利益格局,需要对各种复杂的经济社会诉求加以权衡。而内蒙古草原牧区的草场使用权，是在从大集体转为承包到户之初,牧户之间牲畜拥有量差别不大时明确的,没有引起社会矛盾。如果推延到现在，问题就要复杂得多。

牧人们在观看新式蒙古包

城市风貌一瞥

这次出访蒙古国，并没有考察城市的计划,所以这些印象只是我粗浅的观感。

前些年我们讨论城市建设时有一种说法：“城市交通堵塞是人气高财气旺的表现”。按这一标准，乌兰巴托应当属于繁荣兴旺的城市了。我们每次从机场方向进出城区,都要经受堵车。市内无论是新拓展的城区还是老城区,从早到晚都车水马龙。有些路段也在拓宽、延伸,但仍然赶不上人口和车辆的增长速度。

近几年蒙古国的经济增长率很高,小汽车正在快速进入普通家庭。城市中新建高楼也很多，据说大多数是近5年才出现的。这与经济发展的趋势相吻合。游览著名的苏赫巴托广场,突出的感受是宽阔、整洁、庄重。广场北侧的总统府和大呼拉尔议会办公楼原先是计划经济时期建成的简约式建筑,前几年对南立面进行扩建改建,按蒙古文化风格进行设计,与原有建筑自然结合，既显大气又有浓郁特色。然而，广场南侧的一座现代风格的大楼则显得怪异而不协调。在国家机关集中的街区干净整洁，但在集市附近的街区却时常烟尘飞扬。这些现象说明，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城市规划和管理滞后的问题，在蓬勃发展的蒙古国首都也同样存在。

 从乌兰巴托西行300多公里，即到达古都遗址哈喇和林。这座约800年前由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确定的古代“大蒙古国”的都城，最初由移动宫帐组成,继任可汗建成了砖、石、木结构的宫殿和内外城区。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国改元“大元大蒙古国”后,将大都即现在的北京作为首都,将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作为夏都，哈喇和林则成为元朝统治漠北地区的岭北行省治所。元朝被推翻后，哈喇和林随即遭到彻底摧毁。北元时期在原皇宫旧址利用古城原有材料修建了额尔德尼召,在皇城墙基上修建了108座白塔。这些400多年前的古建筑现在部分保存完好,具有汉、藏、蒙兼容的风格。进入其间可以参观几家博物馆,还可以在白塔围成的广阔空间想象当年蒙古皇城的宏大。至于最初在皇城外面围建的整个城市，摧毁之后再没有完全复建，现在只能由遗迹和考古来证明古城全貌的庞大和雄伟了。如今的额尔德尼召西侧，紧邻着一个大型农业垦区的总部。从外观看一座旧的粮食加工厂已废弃不用,取而代替的是配有钢结构粮仓的新型工厂。我们在几个并排而立的饭馆中选择了一个去用午餐,饭菜质量和环境设施及服务水平并不比乌兰巴托的普通饭馆差。古都遗迹和新兴城镇，共同构成了哈喇和林如今的面貌。

出访期间，我们去了蒙古国最大的湖泊库苏古尔湖。其面积仅次于世界第一大淡水湖贝加尔湖,深度却要更深。至今周边森林密布,原住民查腾人以驯鹿游牧为生,生态环境保持着原生状态，湖滨一带形成了蒙古国最著名的旅游区。晚上投宿省会城市木伦,旅馆名为“50-100”。查看地图才知道，因座落在北纬50度,东经100度的位置而得名。旅馆房间干净、整洁，早餐是西式的。木伦规模不大,新建楼房却不少。第二天上午参观了博物馆、超市及市容,感到确实是一座正在大发展之中的新兴城市。路过某建筑工地，我们听到其间有说普通话的中国人在组织施工，可见在边远的蒙古国城市也有中蒙合作的建设项目。

据我观察，蒙古国普遍存在着“蒙古包围城”的现象。我还听说，蒙古国有法律规定公民可以自由选择占有0.7公顷、折合10亩多的土地用于居住。因此，从乌兰巴托到省会乃至县城周边都有面积不等的土地被成片圈占。有的盖起了木克楞等固定房屋,但大部分只是临时搭起了蒙古包。在这些地方占地的人，有的是城里的富人,有的是进城的富裕牧民,有的是因灾失去牲畜的牧民和缺乏住房的失业市民⋯⋯这种由国家无偿供给土地靠居民自建房屋的办法，在南美国家的城市化过程中也实行过,看似可以快一些解决进城居民的住房问题，但往往结果却事与愿违。偶尔看蒙古国的电视节目，得知议会已经在讨论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政府帮助建设住房的项目，也在不断推进。

蒙古国城市建设的速度与经济增速特别是矿产品出口规模的扩大相同步,因而近几年提出了“矿业兴国”的战略。可以预见，城市发展和经济发展今后都将维持较快的速度。然而作为内陆草原地区，保护自然生态问题也随之越来越重要。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没有摆脱“先污染破坏,后治理恢复”的畸形发展模式。蒙古国具有后发优势,有条件吸取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完全可以坚持走绿色发展的新路，可以兼顾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

我由衷地期望，这片美丽的大草原永葆生命活力和绿色魅力！

乌兰巴托甘丹寺是蒙古国最大的寺庙

献给欧亚草原的书

2012年，我所写作的《草原天道——永恒与现代》一书汉文第一版和传统蒙古文即“老蒙文”版发行。2013年7月，汉文修订版和基里尔蒙古文即“新蒙文”版同时发行。坚持蒙文和汉文同时出版发行是作者希望这本书能尽早回馈草原，接受蒙古草原的主人翁——广大牧民和专业人员的直接检验。为本书作序的贾幼陵先生决定，在出访蒙古时将赠送该书列为交流活动的一项内容。

《草原天道》主要记述了欧亚草原自古以来文明特别是游牧文明的演进规迹,重点关注了蒙古草原。有机会把基里尔蒙古文版直接赠送给蒙古国畜牧界的专家学者及各界朋友,是这本书的幸运,也是作者本人的幸运。

 临出发前一天,代表团先期到乌兰巴托安排行程的同志来电话，说蒙古国几位从事蒙中友好交流的朋友建议除原定赠书活动外再搞一个专门的新书发布会。为此，我认真撰写了一篇自认为言简意赅的新书发布稿。开头结尾加上通常在国外发言时必要的程式化语句,全文700多字，正常语速约需4分钟,加上翻译约10多分钟就可搞定。

代表团在与蒙古国的畜牧业科技机构交流时,都把赠送《草原天道》列为内容之一。除了对单位赠送外,对蒙方参加交流的人员由作者签名分别赠送，其中有蒙古国农业大学的校长及部门和学院的负责人、蒙古兽医科学院的院长等。在蒙方举办的宴会上，蒙古国农业大学的副校长说：“看了目录和一些片断，我觉得这本书的内容在蒙古有很强的实用性。我们将把您赠给大学的书放到图书馆，以便让更多的人阅读。”听了这番话，我很是高兴。

 这天下午，新书发布会在乌兰巴托最大的书店——音德尔国际书店二楼举行。利用会前的时间，我浏览了楼上楼下的各组书架,看到书的门类和数量都比较丰富，大部分是基里尔蒙古文，也有俄、英、日等外文图书。进出书店的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络绎不绝。蒙古国公民良好的文化素质和阅读习惯，由此可见一斑。我想起在拉丁美洲国家考察城市化时,有两次专门到书店查找有关图书,发现除本国语种外,英文著作极少，其他语种的几乎没有。相比之下，作为发展中国家的蒙古国还是重视多元文化交流的。

 发布会的前奏近10分钟，由马头琴师边拉边唱致颂词。在翻译的帮助下，我向到场的五六十位来宾致了事先拟好的发布词。贾幼陵团长作为该书写作的最初发动者也是亲自作序推荐者,在会上对草原文明的脉络进行了简略的阐述。按照当地惯例,每位参会宾客都可以免费得到一册赠书。发布会结束后，不少人排队要求作者签名，有的还特地说明要为关心草原发展的朋友多带一册。年轻时我曾学会用蒙古文拼写自己的名字,但离开牧区后即失去用场,此刻乘此机会重新练习了一把,无意中也宣示一下传统蒙古文的生命力。来宾中有蒙古国农业大学的教授、蒙古通讯社的部门负责人及50多位蒙古各界友人，还有中国驻蒙古大使馆、内蒙古新华书店的派驻机构及同行代表团同仁。两位在蒙古进行学术研究的欧洲学者要求签名赠书时，特意说明这本书的内容与她们的研究领域存在密切关系。蒙古国的三家电视台和蒙古通讯社等媒体，对发布会进行了采访报道。

在我们赴蒙出发之前，中国驻蒙古国大使馆已经得知我们这个代表团的考察交流活动内容。发布会上,我把特意带来的《草原天道》汉文版连同基里尔蒙文版赠送给使馆的参赞和秘书。中国驻蒙古国的王大使在外交部工作时曾和时任农业部官员的贾幼陵团长合作,在世贸组织成功保护了我国畜产品的权益。有这些机缘，他特意在代表团返程的前一天宴请我们。王大使赴蒙古国任职只有两年左右,过去从未接触过草原畜牧业，但席间谈到的一些感受和遇到的困惑都切中现实的关键点，可见其悟性和责任感之强。他说为了推动改变目前中蒙经贸关系主要限于原料进出口的畸型状态，畜牧业方面的科技交流已成为当务之急。所以，这样一本书在蒙古国发行恰逢其时,他还当场和参赞商定将基里尔蒙古文版《草原天道》列为他们外交活动的赠品。这意味着这本书将会出现在蒙古各界高层人士手中。回国后的第三天，我与有关部门联系得知，驻蒙古使馆已通报书的发布情况，并要求尽快发运一批书给他们。

本文作者（左）向蒙古国友人赠送《草原天道》

那天在大使的宴席上，使馆的同志和我们交谈的主要话题都集中于畜牧业。贾幼陵团长和我这些“老牧区”，也乐于把所见所知与在座各位交流。据他们讲，有一次到西方驻蒙古国的外交官家里做客，主人烹制的主菜却是从英国带来的澳大利亚羊肉。蒙古的羊肉味道鲜美众所周知，如此舍近求远另觅他国羊肉不免令人颇为费解。对方给出的答案是“为了安全”。我们想来，可能还有加工流通方面的问题。前几天在一次就餐时，我们也曾发现羊肉已经变味，问起肉类购销方式,在座的蒙古国朋友都简单地答曰“自由买、自由卖”。本来草原上牛羊肉是纯天然、无污染的,但如果加工、流通、检疫缺乏规范要求,后期污染的风险是客观存在的。贾幼陵团长和我还讲到，我们平常所说的“羊肉”其实在国际贸易中分为两类，“Lamb”即羔羊肉属中高档羊肉,“Mutton”即老羊肉和混杂羊肉属低档羊肉，二者是截然不同的两类商品。而在传统畜牧业的生产和流通中，是没有这种区分的。说起羊肉并不区分山羊绵羊、大羊小羊、肥羊弱羊等不同类别,优质产品和优良特性被埋没也就不足为奇了。

世界各大洲的草原牛羊肉，都具不可替代的优良特质。然而要稳居高端市场,必须要有生产、加工、流通全产业链的配套完善。欧亚草原的肉类如果要像美洲草原的牛肉、大洋洲草原的羊肉那样被国际贸易高端市场所接受,还有待于畜牧产业的整体提升。目前在内蒙古,草原上生产的良种牛肉往往被用作充当外来品牌，优质羊肉则在外地市场经常被假冒。与在蒙古国遇到的舍近求远追求“澳-欧-亚”国际旅行的羊肉，从现象看似乎性质不同,但是从产生的根源看都是产业体系不完善的具体表现。

对蒙古国的粗略考察，更加坚定了我的论断：解决问题的根本途经，还是在于草原畜牧业现代化。

（本文作者为原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祭拜库苏古尔湖敖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