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过云南的人，定会注意到一种造型独特的字体，它被广泛运用在云南省博物馆、昆明地铁站、招商银行等名称的题写上，它“非楷非隶、亦楷亦隶”，令人过目难忘。这就是被称为“书体之国宝”的爨体，对于研究中国书法美学、字体演变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在云南曲靖地区发现的爨碑，如《爨龙骧刻石》《爨宝子碑》《祥光残碑》《爨宝子碑》等，是了解爨体源起与发展的珍贵遗存。魏晋时期，曹操颁布禁碑令使得彼时的碑刻甚少存世，而地理位置相对偏远的云南却留下了这些传世的珍宝，见证着中国书法由隶书向楷书过渡的重要历史阶段。

      这些碑刻中，尤以《爨宝子碑》《爨龙颜碑》保存较为完好。早在1961年，两爨碑就被列入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长期以来，诸多书法美术界的名人大家不远千里前来瞻仰两爨碑风采。它们对近代以来的书画大家，如齐白石、徐悲鸿、李叔同等人的学术理念和艺术创作都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各族青少年参观《爨宝子碑》

      《爨宝子碑》全称《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墓碑》，又名小爨碑，刻于东晋太亨四年（公元405年），碑文共13行，共计403字，主要记述了碑主爨宝子在世时的人品与贡献。《爨龙颜碑》全称《宋故龙骧将军护镇蛮校尉宁州刺史邛都县侯爨使君之碑》，又名大爨碑，刻于南朝宋代大明二年（公元458年），共计900余字，主要记述了爨龙颜先祖溯源及生平事迹与贡献。

      两方碑刻字体介于隶、楷之间，既保留了横画多作燕尾等的隶书笔法、体式，不乏朴拙之美，又多有展现楷体笔画之工整、雄强。其结构布局紧密，变化较为丰富，整体看来厚重古拙。“端朴若古佛之容……已冠古今。”康有为见识过两方碑刻后如是评价道。

      爨碑“一现惊天下”。小爨碑偏向于隶书，章法看似行间匀称、间隔清晰，实则字体无一定之规，斜正无度、宽窄无则，局部随意夸大变形，体势飞扬、活泼多变，“下笔刚健如铁，姿媚入神女”。而大爨碑在用笔和结构上已具备楷书的雏形，更加注重曲线之美，方圆兼施、饱满有力，章法布局得当、疏密有致，被研究南北朝碑刻的清代学者范寿明认为是“书体方劲”，有“隽逸之姿”。

      而从对碑刻内容的文本研究上，两爨碑文体正处于魏晋南北朝骈文盛行至散文逐渐兴起的演变过程中。小爨碑主体部分完全采用四字骈体文，韵律铿锵、辞章华丽，而且堪堪388字竟然用了17个中华文化典故，涵盖《周易》《诗经》《老子》《庄子》《汉书》。大爨碑则是骈散结合、以散为主，散文有秦汉之风，骈文留魏晋之范，辞藻和用典颇为讲究，文学造诣极高。

      毋庸置疑，两爨碑是极具鲜明中华文化特征、中华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和标识，对中原文化与边疆地区文化之关系研究颇具价值，是讲好中华民族故事的书法名片。而除艺术价值、文学价值外，两爨碑还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这些年来，美国、日本、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的汉学界对爨碑研究的热度始终不减。

      以两爨碑为代表的爨文化，上承古滇文化，下启南诏大理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曲靖作为古代云南地区交通要冲，历来是多民族多元文化融合共生的大通道。魏晋至唐中叶，爨氏治滇近500年间主动适应民族融合的历史大趋势，大量迁往边疆的中原人与本地各民族在这里和谐共处，实现了“蛮汉交融、文德武治”。两块碑文中，既有关于爨氏祖先系颛顼、祝融之后，缘起中原，因封地而得“爨”姓，后南迁入云南一带的溯源史，也能看到彼时中原与边陲、地方权势与中央政府之关系。总之，爨文化的源头是中原文化，又融合了边地民族文化，还受到古滇文化的影响，成为一种复合型文化，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一脉相承。

来源：《中国民族》杂志2024年第6期

文：王平永

作者为云南曲靖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爨文化博物馆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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