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大清一统志》点校本隆重出版。《大清一统志》是清朝官修地理总志，《一统志》的编修是国家工程，历经康、雍、乾、嘉、道五朝，时间跨度近200年，完成3部皇皇巨著。清朝五帝出于什么动机，在近两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续修《一统志》呢？

▲清全盛疆域图。（图片来源：《中国历史地图集》）

康熙初修，昭示正统

时间线拨回康熙亲政之初，康熙八年（1669年），康熙剪除权臣鳌拜，掌控朝权。此时，清军入关已有二十余年，但多数省份尚未修纂志书，朝廷对各地山川、形势、人丁、田亩、风俗等基本信息尚未充分掌握。针对这一情况，保和殿大学士卫周祚上疏建言，朝廷应统领各省督抚，聘任宿儒名贤，编纂《通志》，上报中央，由翰林院汇辑为《大清一统志》。

这一提议政治意义重大，有利于清政府全方位掌握全国各种信息，完成资源整合。但更为重要的是延续元、明两朝编纂“一统志”的传统。元朝修《大元一统志》，开编修一统志之先河，明朝依此例修《大明一统志》。“接古续今，纂辑成书”，修纂一统志不仅可以宣示清朝的治理权，更阐明了元明清前后接续的继承关系，修纂《大清一统志》便成为清朝获取天下正统的宣言。康熙对此提议欣然应允，然而，就在各部门紧锣密鼓为修志做准备时，“三藩之乱”爆发，举国震荡，修志工作暂且搁置。

平定三藩后，清朝先后在东南收复台湾，在北方驱逐沙俄。一时间，疆域恢弘，远迈前代。满怀豪情的康熙对“大一统”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要求将《大清一统志》纂成“一代典制”。在康熙的授意下，由陈廷敬、徐乾学、高士奇等人组织成立一统志馆，专理编修事宜，且官修典籍、宫廷档册甚至满文舆图一应开放。

▲乾隆皇帝御题大清一统志序 《大清一统志》武英殿刻本。（图片来源：故宫博物院）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皇帝对修志工作作出批示：“至塞外地名，或为汉语所有，或为汉语所无，应察明编入一统志。”这里的“塞外”主要指“漠南蒙古”诸部。专设了《外藩蒙古统部》，书写边疆地区被纳入“大一统”体系的典范。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厄鲁特蒙古准噶尔汗噶尔丹兴兵侵犯喀尔喀蒙古。次年，噶尔丹悍然进袭漠南，北方边关危急。京师面临威胁。很快，清军北上挫败噶尔丹。康熙三十年（1691年），康熙亲临多伦诺尔（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多伦县），与喀尔喀部首领及漠南诸王公会盟，史称多伦会盟。在盟会上，为喀尔喀蒙古诸部编制盟旗，定疆界，制法律。自此，漠北蒙古被纳入清朝版图。

▲康熙帝敕建汇宗寺纪念多伦会盟。（图片来源：中国网草原频道）

同年，康熙自多伦返京途中登临长城，恰逢古北口总兵蔡元奏请修缮长城，康熙皇帝说出了一段耐人回味的精彩论断：自秦朝修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也常修理，却一直存在边患。明朝修筑长城，并没有挡住大清入关，可见守国之道，只在修德安民。人民心悦，本固邦宁，边疆自然稳定。这段话反映了康熙进步的疆域观、华夷观和民本观。长城不再是边疆与中原的界限，也不再是夷狄与华夏的分野，长城内外合为一家。这是清代“大一统”实践对前代“华夷之辨”观念的超越。

▲巍峨雄奇的北京边关长城。（图片来源：中国国家地理）

《一统志》的编纂充分体现了大一统的指导思想。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大学士嵩祝等上奏要求把喀尔喀、厄鲁特、唐古忒班禅、达赖喇嘛、哈密等地，凡沿革、风俗、山川、物产一并编入《一统志》。康熙六十年（1721年），一统志馆编纂西海、西藏等地方志书。清朝统治者已经初具清晰的国家疆域概念。诸如蒙古、回部、西藏等地区被编入象征国家疆域主权的《一统志》中，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雍乾续编，六合一家

雍正一登基，就迅速重启《一统志》纂修工程。雍正三年（1725年），为提高编修工作进度，又专门下诏慎重选拔贤臣，重组一统志馆。雍正还经常亲自检看各省所上通志。广西巡抚李绂所修《广西通志》令他十分不满，被下令重新编修。在朝廷的一再督令下，各省纷纷设立志局，各地修志情况渐有起色，各省通志陆续上奏。

雍正为使满汉士大夫走出“华夷之辨”的泥潭，专门撰写《大义觉迷录》阐释了其“中外一家”理论。他说：华夷大一统，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弃之，与民族无相干。满洲虽然是“夷”，但只是地理区位的概念。蒙、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都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华夷大一统成为雍正朝《一统志》编修工作的最高纲领。雍正去世后，乾隆皇帝继承了他的未竟事业。乾隆八年（1743年），《大清一统志》完成，次年颁行。清代第一部《大清一统志》编纂圆满完成。

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乾隆皇帝谕令军机处续修《一统志》。此时距初修《一统志》成书仅二十余年，乾隆皇帝为何大费周章，再次开启这项庞大的工程呢？此时西南土司相继归流，统一多民族国家得到巩固与发展。但更重要的是，乾隆时期取得统一准噶尔的最终胜利。康熙年间，准噶尔部占领天山广大区域，兵侵西藏、蒙古，甚至与沙俄勾结，企图分裂祖国。康熙、雍正两朝曾多次出兵漠北、青海、西藏等地打击准噶尔部势力，但准噶尔部仍盘踞西域，致使边疆不宁。所以康熙初修《一统志》对哈密以西广大地区并无涉及。

乾隆年间，准噶尔部因争夺汗位发生内讧，乾隆果断出兵，用四年时间彻底消灭准噶尔割据政权残余势力。此役战果丰硕，“拓地二万余里”，完全恢复汉唐以来对天山南北路的治权。乾隆把这片失而复得的疆域命名为“新疆”，并立碑纪念，在乾隆来看，新疆应该被编入《一统志》。

▲（清）钱维城《平定准噶尔图卷》。（图片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续修《一统志》精心谋划各卷编排体例，以突出乾隆君臣的疆域观。他们在初修《一统志》的基础上增加了“西域新疆统部”，将“外藩蒙古统部”改为“新旧藩蒙古统部”。并在卷末增补四卷，辑录朝贡诸国，明确指出朝鲜、安南、俄罗斯等为域外之国，与边疆地区做出区分。

▲《乾隆内府舆图》铜版之一，此图在《皇舆全览图》的基础上，对哈密以西地区进行了精确实测。（图片来源：故宫博物院）

如果说康熙早年初修《一统志》的目的是彰显明清易代的中华正统，那么，乾隆续修《一统志》则是宣告所有边疆地区被纳入王朝版图的权威合法性，昭示“六合一家”。

▲清 徐扬《盛世滋生图》局部。（图片来源：新京报书评周刊公众号）

嘉道重修，维系一统

随着乾隆驾崩，大清百年盛世图景缓缓下落。作为接棒者，嘉庆帝自然希望盛世延续。此次重修《一统志》资料止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把全国各地的建置沿革、职官、户口、人物等划一记载，以进一步深化疆域一统观念。

从区域名称的变化来看，最大的改动在北部和西北边疆。此次重修《一统志》，增设“乌里雅苏台蒙古统部”，改“西域新疆统部”为“新疆统部”，改“新旧藩蒙古统部”为“蒙古统部”。

对东北地区的编写也打破了以往惯例。东北作为清朝“龙兴之地”，历来备受清朝统治者尊崇。此前编修《一统志》，都将盛京、兴京置于仅次于京师、直隶的位置以示尊贵。此次重修为彰显“疆域划一”，盛京、兴京不再单独成卷，而是统一划归到盛京统部之下。

▲嘉庆重修《一统志》抄本。（图片来源：故宫博物院）

重修《一统志》完成于道光朝。道光接手的是一个江河日下的烂摊子，内有起义叛乱动摇统治根基，外有列强环伺虎视眈眈，疆域一统的局面遭到破坏。但是，道光帝在《御制大清一统志序》里面开篇却说：“我大清之受天命有天下，增式廓而大一统者，于今二百年。”显然，面对内忧外患，道光希望通过编修官方志书的方式重新强调大一统，从某种程度上也是凝聚人心、振奋士气的一种策略。

盛世修志是中华优良文化传统。《大清一统志》不仅是一部地理总志，清代五帝三次纂修，不遗余力地共同抒发对大清一统的自豪感，不断凝聚人心，反映了清朝君臣在巩固疆土的过程中，中国认同的范围不断扩大，边疆与中原的关系被重新定义，这是中国传统疆域观的彻底变革。例如，乾隆续编《大清一统志》首先要测绘、制作青海、西藏、新疆地区精确的地图，编写《西域图志》等边区图书，并动员各省官员收集、整理、上交有关《大清一统志》所需的资料。嘉庆重修一统志时，收集了更多的边疆地区图书，如《平定准噶尔方略》《西域同文志》《平定金川方略》《天下舆地全图》等书。

清朝五帝与士人勠力同心接力编修一统志，持续不断地对王朝上下、满汉官员进行“疆域合一、内外无别”的“大一统”理念宣传教育，泽被后世，由此铸牢的中华大一统观念直接影响了近代中国仁人志士追求国家统一的上下求索。

作者简介：

李然，中南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省宣传文化人才培养工程“七个一百”项目（哲学社会科学类）人选，国家民委“中青年英才”。

周斯亮，中南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

来源：“道中华”微信公众号

作者：李然  周斯亮

编辑：刘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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