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乐舞图

假如只让我用一个字来概括中国音乐的话，那就是“和”。

这个“和”字，不但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和最高体现之一，也是中国人和中国音乐的终极追求。

公元前522年，一个叫晏子的政治家就是以音乐为例，生动、准确地阐明了“和”：“和”的本质，就像音乐一样，要有不同的“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而“同”，则是“以水济水”，假如音乐只是一个相同声音的不断重复，那“谁能听之”？千百年来，中国人将这个从音乐中悟出的“和而不同”道理上升为哲学，落实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贡献给人类社会的中国智慧。

人类伟大的发明

我们常说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是根据判断文明社会的一些“标准”而言的，其中艺术当然也是文明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人类除了音乐之外的所有艺术，都源于对大自然的模仿；大自然不仅是被模仿、表现的对象，还慷慨地提供了构成艺术的原材料。比如绘画与雕塑，不但描摹的对象是大自然，赤橙黄绿的颜色与形体也都源于自然存在。但音乐不同，虽然自然界存在着风声、雨声、瀑布声、鸟鸣声等等，但这些都只是声响，不是音声。中国人从先秦时就极其智慧地将人耳所闻分为三个层次——“声”“音”“乐”，中国最早的一部音乐理论著作《礼记·乐记》说：“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动物只能听懂同类之间的“声”，普通人只能懂得由“音”构成的语言，只有掌握了文明的人——君子，才懂得音乐。

构成音乐的材料是音阶——do,re,mi,fa,sol,la,si，就是中国古人所说的宫、商、角、徵、羽、变宫、变徵。古人曰：“情动于衷，故形于声”，音乐是人类为表达内心深处的情感而发明的。当人类创造了音阶并用它构成无限丰富的音乐时，应该就是文明的开始，因为创造这些“无中生有”的音阶比创造“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文字同样不容易。也正如《吕氏春秋》所说：“音乐之所由来者远矣，生于度量，本于太一。”这象征着宇宙万物本源的“太一”，远超人类所能看到、感受到的“大自然”，更不是自然中所存在的“物”。《诗经》所谓“天之牖民，如埙如篪”，其实也点出了这样的道理：和“太一”一样神圣的“天”，给人类打开了一扇文明的窗牖，就是通过埙、篪这些乐器所发出的音乐。只用自然界没有、完全是人类创造出的7个音符在千百年时光里抒发着人类无尽的情感，创造出无穷无尽、千变万化的音乐，满足了人类不可替代的精神需要。这，怎能不是文明！

中国的音乐文化不但开始得早，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处于世界前列。中国人非常重视音乐。以孔孟老庄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哲学家，都对音乐有着非常清晰、深刻的论断。孔子不但认为人格养成的途径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他自己也会弹琴、唱歌，并且“无故不撤琴瑟”。孔子一生都把“复兴周礼”作为自己努力的目标，而“礼乐”则是中国人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

我们的祖先发现，把“礼”和“乐”结合在一起，可以使社会安定有序，同时又充满活力。用荀子的话说：“乐合同，礼别异”。“礼”使人和人有区别，有尊卑，有秩序；“乐”则是通过音乐这种人类能够理解、欣赏和共情的艺术形式，找到人们的共同点，让人和人之间有关爱、有亲情，从而达到“和”的境地。故宫“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中间都有一个“和”字，中国人的音乐更是如此。祖先们在音乐中追求的是平静与和谐，是心与身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大自然、与万物、与天地的和谐。

《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篇》里有这样一个传说：黄帝命令臣子伶伦制定乐律，伶伦来到昆仑山，听到凤凰的鸣叫，凤（雄）叫了六声，凰（雌）叫了六声。于是，伶伦就在山下的“嶰溪之谷”模仿凤凰的鸣叫，用竹子做了12根律管（确定音高标准的竹管），这12根长短不同的竹管所依次发出的各差半音的声音，就是十二律:黄钟、 大吕、太簇、夹钟、姑冼、中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 应钟。其中的“黄钟”，被作为中国音乐的标准音；而十二律，则成为中国音乐千百年来的基础和规制。

中国古代的统治者相信只要制定了本朝的音乐制度，尤其是制定了“黄钟”这个音高标准，便可以“天下大定”。这是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中“最中国”的一件事。自周公建立西周的礼乐制度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改朝换代之后的新王朝要做的“国之大事”，其中便包括制礼作乐。首先，便是制定“黄钟”的音高标准。不仅如此，这个吹出“黄钟”音的竹管（玉管）还是制定国家“度量衡”的标准——以黄钟律管长“九寸”来定“尺”的长度，这是“度”。“量”指的是容积，在农业社会中量器是最常用的计量工具，汉代的量器分为龠、合、升、斗、斛；“衡”指的是重量，汉代衡权分为铢、两、斤、钧、石。将黄钟律管里装满“黍”，再倒出来后称其重量和体积就是量器和衡器的标准:其容积为1龠；1龠中黍的重量为12铢，即半两。将黄钟律管作为“度量衡”的标准器，可见古代中国人是多么重视音乐。

乐器与器乐

从周代开始，中国人就发明了“八音”的乐器分类法，即根据材质将乐器分为“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八类，“金”指青铜，如钟；“石”指玉、石，如磬；“土”指陶土，如埙；“革”指皮革，如鼓；“丝”指弦线，如琴；“木”“竹”指竹、木制乐器，如管、笛、柷、敔；“匏”指葫芦，如笙。其中最高贵的，即由编钟和编磬组成的“金玉之声”。古人认为“金声玉振”是可以上达天庭的声音，而美满婚姻也被称为“金玉良缘”。

数千年来，音乐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无处不在，发挥着巨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桑间濮上，人们用歌声寻求着爱情；队列行进，人们用歌声统一着步伐；共同劳作时，“吭唷”之声不断；冲锋陷阵处，金鼓之声齐鸣。在中国历史上，有过不知多少关于人和音乐的传说：伯牙与子期凭音乐的共鸣而肝胆相照；司马相如和卓文君以音乐为媒而永缔佳缘；张良靠一枝洞箫“四面楚歌”，瓦解了项羽的亲兵；孔明用一张古琴、两扇城门，吓退了司马懿的大军。

乐由心生，《礼记·乐记》说：“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金石丝竹，乐之器也。”如今的中国人，不但应该记住祖先的伟大创造，传承赓续，发扬光大，还应该多欣赏音乐。有条件的话，可以唱唱歌、学一件乐器。音乐，也是养成完美人格的重要标志。

在中国乃至世界上，人们发明和使用着许许多多各具特色的乐器。但是，像古琴这样负载着如此深厚文化内涵的乐器却极罕见。它不但有着3000多年的悠久历史，留下了3000多首乐曲，拥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从公元7世纪一直沿用至今的乐谱系统，涌现出许许多多著名琴家，更重要的是自其诞生之日起，就与中华文化紧紧联系在一起了。孔子以琴歌“教化人生”，所以古琴又被称为“圣人之器”。

古琴虽是一件乐器，但其基本结构却反映了中国古典哲学的一些思想，反映了中国人基本的自然观和天地观。古琴由两块木板合在一起，上面是面板，有弧度，下面是底板，是平的，象征“天圆地方”。一张典型的古琴，长度是旧尺3尺6寸5分，暗合一年的365天；琴表面有13个徽，是取音的标志，暗合12个月加一个闰月。琴弦据说原来只有5根，即宫、商、角、徵、羽，代表五行中的君、臣、民、事、物，后来文王、武王各加了一根弦，遂成7弦。琴有琴额、琴项、琴肩、琴身、琴尾，象征人身，于是天、地、人三才具足。琴额附近架弦的叫“岳山”，琴首有“凤舌”，琴尾有“龙龈”，琴底支撑的两个脚叫“雁足”，两个发音孔分别叫“龙池”“凤沼”，具有鲜明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色。

中国古乐中绝大部分的物质构成和形态构成，在中原大地以至大江南北，大都只埋藏在五代、魏晋墓葬中的砖刻石刻图像里。但许多人不知道的是唐宋音乐遗响，大量保存在南音曲目当中，而且至今南音的琵琶仍然像敦煌壁画里的琵琶一样横抱怀中。唐代的洞箫传到日本被称为尺八，有人以为在中国已经失传了，但实际上一直在南音中呜呜而歌。而中国自古便“执节者歌”的拍板，也依然在南音歌者的手中庄重地节度着音乐的轻重缓急……南音的演唱规制，自成体系的工尺谱以及一首首流传的乐曲，某种程度上都是中国古代音乐的历史见证。

凤凰之鸣

凤凰，是中华民族的图腾。传说中，它不仅是被誉为“百鸟之王”的祥瑞之鸟，更是中国音乐的“神鸟”“圣鸟”。

在音乐最为出彩的唐代，诗人李贺在听到音乐家李凭演奏的箜篌之后，用“昆山玉碎凤凰叫，芙蓉泣露香兰笑”的诗句形容乐声之美好。凤凰之鸣，即中国之声，中国之音，中国之乐。1926年，曾发起“少年中国学会”的中国第一个现代音乐学家王光祈在德国留学期间，曾心潮澎湃地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吾将登昆仑之巅，吹黄钟之律，使中国人固有之音乐血液，重新沸腾。吾将使吾日夜梦想之‘少年中国’灿然涌现与吾人之前。因此之故，慨然有志于音乐之业。”

在中国音乐里，不知道有多少与凤凰联系在一起的传说和故事：秦穆公之女弄玉吹箫引凤，乘凤成仙，致后世无数文人骚客千古惆怅；在乐器里，笙的发音管因参差排列很像凤凰的翅膀，被喻为“凤翼”，排箫更因发音管长短不一、顺序排列的器形被直接称为“凤箫”；在音乐的结构与节奏里，有京剧锣鼓点“凤点头”、苏州弹词“凤凰三点头”；在乐曲里，有唐代著名琵琶名家裴神符的《火凤》，有司马相如追求卓文君的琴曲《凤求凰》，有李清照作词的琴歌《凤凰台上忆吹箫》，有笙曲《凤凰展翅》、扬琴曲《凤凰于飞》、筝曲《箫史弄玉》……

1977年美国太空总署向外太空发射的“旅行者号”探测器上搭载的镀金唱片上，那首代表人类文明的古琴曲《流水》，就是古琴大师管平湖用一张叫做“鸣凤”的宋琴演奏的。这张琴正面镶嵌着一枚刻工精细的椭圆形玉雕“翔凤”；琴背面的龙池上方刻有楷书琴名“鸣凤”二字，龙池两旁用颇有韵致的行书刻有四句诗：朝阳即升，巢凤有声。朱丝一奏，天下文明。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音乐与道德互为表里，是人性最基本、最高尚的体现之一。“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充分说明了人性、道德、音乐之间的关系：道德是人性的基点和开始，音乐是道德的升华和彰显。在“凤鸣岐山”的典故里，有德乃现的凤凰，是生长于岐地的周人兴盛的祥瑞之兆，预示了“郁郁乎文哉”的周朝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以礼乐治天下的“礼仪之邦”。在“凤凰涅槃”的诗歌中，浴火重生的凤凰和鸣，高唱着光明和宇宙的更生。

中国民歌

古籍上有记载的中国最早的一首歌，是《吕氏春秋·音初篇》提到的大禹时代所谓“涂山氏之女”等候大禹时唱的“候人兮猗”。这首歌只有四个字， “候人”就是“等你”，“兮”是语气词，“猗”也是语气词。后面这两个感叹词，就是“言之不足，故嗟叹之”的嗟叹，而两个不同的感叹词连在一起，就出现了音调，就有了旋律。

谁都无法数清中国到底有多少首民歌，正所谓：如恒河沙数！我们除了可以按照民族划分民歌外，还可以像《诗经》一样按照地域划分民歌，也可以按照民歌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功能划分为劳动歌曲、生活歌曲、情歌、叙事歌曲，乃至牧歌、田歌、酒歌、史诗等，而目前最普遍、最简单的一种分类是把民歌分为“号子”“山歌”“小调”。号子指的是过去那些与生产方式密切关联的劳动歌曲，比如船工号子、搬运号子等等，这些歌曲因为特定生产方式的改变而消失了；山歌是目前流传地域最广、反映内容最丰富、深受民众喜爱的音乐品种，比如陕北的“信天游”，山西河曲的“山曲”、左权的“开花调”，赣南的客家山歌，苗族的“飞歌”、侗族的“大歌”、蒙古族的“长调”等；小调则是城镇化的民歌，包括许多与曲艺、戏曲有密切关系的小曲和经过基层乡土文人润色的民间歌曲。

民歌虽然短小，却像一颗颗晶莹剔透的钻石，具有无法估量的价值。为什么民歌能达到炉火纯青的艺术高度呢?它如莲花不着水，如日月不住空，天真自然，无斧凿之痕。除了民歌的主人只是为抒发真情而歌之外，民歌的品质高，是因为在民歌的“生产过程”中投入的“成本”高。文人以文为生涯，民歌的主人以民歌为生命。曾经，这些歌者没有生花笔，只有苦生活。他或她把自己一生一世难以割舍的情、一生一世难以抚平的伤，化成了仅仅四句歌。随后，无数有着相同感受的传唱者又在口口相传中不断地加工、打磨，直至“完成”。

同是民歌，由于地域不同，由于物质生活水平不同，存在着性格、风貌甚至性质的相当大的区别。不一样的山水、不一样的生活，不但造成了不同的表达感情、追求爱情的方式，也造就了不同风格、不同趣味的民歌。

民歌是各族人民生活中非常重要的内容，用侗族人的话说就是“饭养身，歌养心”。一个孩子一出生，就在父亲母亲或爷爷奶奶的歌声里长大，从民歌里知道了许多知识；对青年男女来说，“谈情说爱”不如改成“谈情唱爱”，比如流传于西北地区的“花儿会”、西南地区的“踩歌堂”，以及许多民族都有的各种各样的“对歌”，那都是青春的咏叹调、爱情的礼赞曲。而当一个生命逝去的时候，歌声则是与亲人告别的最高礼节。比如土家族的“撒叶儿嗬”，就是用彻夜的歌舞为逝去的亲人送行。从某种意义上说，民歌就是一个民族的名片、一个民族的心灵史。一些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民歌与史诗还记载着这个民族的历史。中国各民族在漫长的岁月里，不断交往交流交融，共同构建了中华民族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民歌百花园。

新音乐

蓬勃兴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让众多中国音乐家尤其是年轻音乐人投身于学习西方音乐的热潮，也催生了中国的现代音乐教育机构。李叔同早年创作的《祖国歌》是“学堂乐歌”以中国传统乐曲填词的代表作。此歌的曲调，选用了在中国广为流传的民间乐曲《老六板》填词，匠心独运，把中华民族的不屈意志、豪迈气概完美展现，慷慨高歌，催人奋进。

从上世纪初叶开始，新音乐在启迪民智、激发爱国热情、鼓励全民族团结抗战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尤其以聂耳、冼星海为代表的一代无产阶级作曲家，积极投身革命，把音符变成一颗颗杀敌的子弹，把生命化成一首首高昂的战歌。以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为例，它用黄河的形象讴歌了我们伟大的民族，展现了中国人民英勇抗日的恢弘画卷，直到今天依然激励着我们为振兴中华而团结奋斗。“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的歌声，在中华民族的每一个关键时刻，都会金声玉振、响遏行云，凝聚民族意志、鼓舞民族精神。每一个中国人，每一个中华民族的子孙，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只要听到《黄河大合唱》的歌声，都会热血沸腾。

新中国成立以后，新音乐更是有了巨大的发展进步。当年的上海音专发展为上海音乐学院，与相继组建的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等九大音乐学院共同构建起一个规模巨大的专业音乐教育平台，每年培养出大批音乐专业毕业生。其中的佼佼者，从上世纪后半叶开始，在声乐、器乐、作曲、指挥等领域走向世界中心，获得一系列著名奖项，在彰显中国人音乐才华的同时，也把先贤们将中国音乐融入世界音乐的梦想变成了现实。早在1945年，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在广泛采集、整理民间音乐的基础上将北方地区流行的民间音乐和戏曲音乐融为一炉，将民歌旋律和地方戏曲的表现手段融会贯通，并借鉴西方歌剧的表现形式，成功创作了中国第一部民族歌剧——《白毛女》。其创作实践和巨大成功，为中国新歌剧的发展开创了一条光明之路，由此涌现出一批在中国各民族传统音乐的基础上借鉴西方歌剧表现方法而创作的新歌剧。如《小二黑结婚》《草原之歌》《红霞》《洪湖赤卫队》《红珊瑚》《江姐》等歌剧作品都取得了成功，赢得各族群众的喜爱，其中的一些经典唱段流传至今。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为中国新音乐的创新发展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氛围和空间。西方现代音乐的流派和理论蜂拥而入，在对中国传统音乐造成极大冲击的同时，也为中国音乐未来的发展提供了许多启发和借鉴，更强烈地刺激了一批有志青年奋发图强、大胆创新的躬耕于音乐实践，出现了以谭盾、郭文景为代表的“新潮音乐”作曲家，在世界乐坛上扬名立万，为中国音乐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更使“中国人的音乐”更加多样化、时代化。

一百多年来，中国的新音乐从单纯照搬、引进、学习、模仿，到逐渐成熟、创新发展，终于在大量实践中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新音乐健康发展的道路，那就是立足本土、面向世界，敞开大门、拥抱未来；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虚心学习世界各民族的优秀文化，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勇于守正创新；在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努力创造无愧于新时代和人民的新音乐，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事业中贡献中国音乐和音乐人的力量。

“向日朱光动，迎风翠羽新。”

中华民族就像凤凰涅槃，一次次在烈火劫难中振翅腾飞。当下，这只以鸣示瑞的凤凰，仍然像《诗经》中所唱的那样“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在巍巍的高岗上鸣叫，在朝阳的金晖里翱翔，在遍地梧桐的青山绿水间翩然而舞。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而“龙凤呈祥”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至境，昭示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美好前景。

从古乐到新声，在这个踔厉奋发、追梦圆梦的伟大新时代，中国人的音乐，也必将随着凤凰之鸣，乐动人心、声播世界，和合天下、万福同臻。

（作者为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曾任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宗教艺术研究中心主任，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现任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昆剧古琴研究会会长）

作者：田青

来源：《中国民族》杂志2023年第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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