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地理学意义上的昆仑山，西起帕米尔高原东部，东至秦岭-大别山，全长约2500公里，是中国西部山系的主干。清末地理史学家丁谦所著《汉书·西域传地理考证》指出：“中国内地诸山，皆发脉于昆仑，昆仑东西行，今和阗南山是也。”昆仑山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被誉为“第一神山”，拥有万山之祖、龙脉之祖的神圣地位。

文化典籍中的“昆仑”，内涵更为丰富。从《山海经·海内西经》“昆仑之虚，方八百里，高万仞”等记载，到中外诸多学者的考证，可知“昆仑”蕴含“天”“皇天”之意，它不仅是神山所指，更代表一种与天地同在的人文意象。无论伏羲、女娲、黄帝等中华先祖的创世活动，还是上古先民族群间的交往交流交融，都是在“昆仑”这一气象万千的文化格局中展开的。

据《吕氏春秋·古乐篇》记载，黄帝的乐官伶伦不远万里来到昆仑山，聆听凤凰鸣叫，做成12根竹制律管。发端于昆仑之墟的这12支律管，代表着中华民族音乐最基本的音律构成，形成具有半音关系的“十二律”，按阴阳划分，又有六律、六吕之称，成为数千年来历代音乐家确定音律、创制乐曲的基本准则。

伶伦在昆仑山制作的12支律管并非虚幻之物，而是有现实的音乐实践基础。考古研究表明，目前所见较早的律管是湖北江陵雨台山战国中期楚墓出土的“残律”。据音乐史学家李纯一先生考证，其律名和音阶名与曾侯乙编钟、编磬标音铭文无异（新钟、文王二律前缀“定”字）。完整成套的十二律管，当首推西汉早期长沙马王堆轪侯妻墓出土的12支“竽律”（明器，实物系供竽调音之用），分别插在竽律衣的筒形袋中，管壁下部墨书十二律名，极其珍贵。

无论神话传说、典籍文献还是考古实物，律管资料反映了历史悠久的“十二律”传统，奠定了中华音乐文化的基因，成为包括中原与边疆在内的各民族音乐艺术的辉煌开端。

先秦时期出现并定型的十二律理论，几千年来在中国音乐实践中一以贯之。纵观传统乐律学史，无论《管子》《国语》《吕氏春秋》等典籍记载的乐律理论，还是曾侯乙编钟、编磬的复杂音律体系，直至明代乐律学家朱载堉举世闻名的“新法密率”（又称十二平均律或十二等程律），都展示出十二律思维在传统音乐理论建构中的主导地位。即便汉代京房提出“六十律”、南朝钱乐之提出“三百六十律”、南宋蔡元定提出“十八律”等种种复杂律制，其所涉律高无论多寡，实际都被纳入到黄钟、大吕等12个律部之中，严格在传统十二律体系框架中推衍、展开。可以说，中国传统音乐的宫调理论，始终以肇自远古的十二律位体系为基础。

源自昆仑并为后世发展的十二律位体系，是数千年来主导中国音乐理论的核心观念，也是阐释中华各民族音乐音律形态丰富多彩的基本理论依据。朱载堉在《乐律全书》中，较多使用了“律位”一词。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老所长、音乐学家黄翔鹏先生借用这一概念，在音乐论文集《乐问》中对中国传统音调的数理逻辑问题做了专题研讨。他认为，中国古代既有“律位”一词，也有“律高”这个词。律位精确指示音阶各音的调式属性，同一律位可能包含不同的律高。讨论乐律问题，定量上（律高）可能有各种差别，但定性上（律位）不能模糊。中国音乐的“律位”理论应该大书特书，特别是在东方非平均律音乐中，它是非常重要的特征。

伶伦造律的传说，不仅从乐律形态方面奠定了中国音乐的基本框架，也成为近代以来有胆识有理想、为救国救民而奋斗的音乐家们追求的目标。这方面的代表人物，首推音乐学家和社会活动家王光祈。他早年曾与李大钊等发起组建少年中国学会，又曾在陈独秀、蔡元培、李大钊等人的支持下创建工读互助团，探索振兴中华之路，后赴德国留学专攻音乐，立志从事中国音乐史论研究，完成大量奠基性音乐学著作，践行着音乐救国的理想。在《东西乐制之研究·自序》一书中，王光祈曾写道：“吾将登昆仑之巅，吹黄钟之律，使中国人固有之音乐血液，从新沸腾。吾将使吾日夜梦想之‘少年中国’，灿然涌现于吾人之前。”这段文字将当年在五四精神洗礼下，仁人志士救国救民的崇高理想表现得淋漓尽致。

“律出昆仑”这一华夏文明代代相传的美丽神话，展示出中原音乐与西域及各地区音乐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不仅是中国音乐理论的源头活水，也是各民族共建共享的珍贵历史记忆，更成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强有力纽带。

从远古“律出昆仑”神话，到其后绵延数千年的十二律位体系，再到近代以来仁人志士对中华崛起的不懈求索，贯穿整个中国音乐史的主线，始终是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技术理论上讲，它是一种以十二律位主导的音乐理论体系；从文化追求上讲，它是一种以昆仑为意象、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理想的存在。

1978年，王湘、黄翔鹏先生对湖北出土的曾侯乙编钟进行测音 于继华/摄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责编）

作者：李宏锋

来源：《中国民族》杂志2023年第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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