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作为沟通南北、连贯东西的水路交通大动脉，将燕赵文化、齐鲁文化、中原文化、江南文化等串连起来，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化互相交流、吸纳、融汇，形成了多元一体的大运河文化。运河沿岸多姿多彩的音乐文化，就充分体现了文化交流融合的特点。

繁忙的漕运带动了大运河沿岸经济社会的发展兴盛。大运河开通之后，沧州、济宁、临清、徐州、镇江、无锡、苏州、杭州等著名的槽运口岸和商业都会很快布满了酒楼、茶肆、书馆、戏院等，歌舞升平，热闹非凡。诗人白居易就曾这样形容唐代的杭州城：“灯火家家市，笙歌处处楼”。明清时期，山东临清市也是“三十二条花柳巷，七十二座管弦楼”。特别是江南运河段，河流、湖泊交错，水上交通发达，孕育了以运河为基础的江南民间传统音乐，各种戏班、乐社及民间艺人大都通过水路四处“巡演”。他们中的很多人常年以船为家，沿着运河水系，一路漂泊。每到一处，或者直接在船上搭台献艺，或者到岸上的茶馆、酒肆去卖艺。因此人们常把这种艺人称作“江湖艺人”，把他们到各地卖艺谋生称作“跑江湖”。

商贸的繁荣还丰富了沿岸各族群众的精神世界，为运河沿岸音乐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源自东南沿海地区的海神妈祖，因为大运河航运而成为了内河水神，沿岸不少城市如天津、临清、苏州、太仓等地都建有供奉妈祖的天妃宫或天后宫。妈祖还与“泰山娘娘”碧霞元君逐渐融合到一起，使原本与水神信仰没有关系的碧霞元君，也因此被封作“永护漕河福德神”。同时，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也带来了各种民俗活动，运河沿岸各类寺庙云集，各种酬神赛戏活动常年不绝。明代末期有部时事小说叫《梼杌闲评》，其中谈到当时临清市的天妃宫每年立春时都要举行庙会，届时有50多个戏班子轮番上演各种戏曲，而且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社火表演，可以想见其热闹程度。

值得一提的是，旧时著名的天津皇会每年都会吸引数以百计的香会组织参加，仅天津法鼓会，有名的就有东园法鼓会、西园法鼓会、大觉庵金音法鼓会等七八家，此外还有秧歌、旱船、什不闲、跨鼓、太平鼓等多种音乐表演形式。可以说，每一次酬神赛会活动都是一次民间乐舞、戏曲、曲艺等的大汇演。香会组织在庙会上争奇斗艳，各显神通，为吸引观众、赢得声誉，这些民间艺人往往煞费苦心提高技艺，进行艺术创新，无形中成为助推这些艺术发展的巨大动力。著名的《天后宫过会图》就描绘了清代天津天后宫庙会的盛况。

宋元以后，宫廷教坊乐舞逐渐式微，民间音乐进一步发展。戏曲、曲艺、小调、俚曲、清曲、丝竹乐等音乐形式，不断发展成为主流的民间音乐。理所当然，大运河也成为了一条促进各地区各民族音乐文化交流交融、创新发展的通道。

流行于山东南部的“鲁南五大调”就与苏北地区的“海州五大宫调”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而山东聊城地区的“驾鼓”乐舞，据说就是乾隆帝乘龙舟沿京杭运河南巡路过此地，船工模仿宫廷乐舞的演奏方法而产生的。山东梆子的形成，也是明清时期山西、陕西客商带来的秦腔与鲁西南的平调及鲁中地区的莱芜梆子相交融，进而形成的一个新剧种。

八角鼓原是东北地区的一种打击乐器。清代，八角鼓传到了关外，并逐渐演变为一种曲艺形式在北京地区广为流传。贯通南北的京杭大运河则扩大了八角鼓的传唱范围，并且形成了各地不同风格的八角鼓艺术，如内蒙古八角鼓、河南大调曲子、兰州鼓子、济南八角鼓、聊城八角鼓、济宁八角鼓等。

自明代中叶以来，城镇的蓬勃发展吸引了大量农村人口，一些劳动小调也随着时代变迁逐渐发展成为城镇里的歌曲。运河沿岸的劳动小调，最典型的当属运河号子。该音乐形式从运河航运的生产活动中起源、发展并传承，沿岸各地都有风格各异的运河号子流传，如通州运河号子、沧州运河号子、聊城运河号子、武城运河号子、济宁运河号子、台儿庄运河号子等。

通过大运河，中国传统音乐实现了“北乐南传”与“南乐北渐”，只不过在每个历史阶段表现侧重不同。魏晋南北朝时期，大量西域音乐随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原，并对隋唐音乐产生重要影响，当时“北乐南传”表现较为明显。唐宋以来，位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江南一带在经济、文化上日益领先全国，其音乐文化也渐次辐射到其他地区。明清时期，“南乐北渐”更为明显。

昆曲的“南北合套”，是将“北乐南传”与“南乐北渐”融为一体的典范。宋元时期，北方杂剧逐渐衰落，产生于江苏昆山地区的昆曲逐渐流行，并与各地民间音乐相融合。明代万历年间，昆曲以苏州为中心渐次向北扩展，于万历末年传入北京，并成为明清时期影响最广的声腔剧种。昆曲有北套与南套之分，北套继承了元杂剧、北曲的特点，音乐体裁属曲牌体，较多地吸收了北方说唱艺术的元素，如诸宫调、市井叫卖声、小唱等；南套则是在南曲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用韵以江浙一带语音为准，声调婉转柔和，其渊源是唐宋大曲和宋词。而随着昆曲在全国范围的蓬勃发展和广泛流传，原有的声腔形式已经不能满足戏剧情节发展的需要，故昆曲艺人在原有的南套、北套基础上互相借鉴、融合，形成了“南北合套”的演唱形式，这种形式的最终完成就是通过大运河来实现的。

大运河也是我国“同宗民歌”传播与发展的通道，民歌《茉莉花》便属于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在全国有上百种变体，甚至流传到国外。《茉莉花》的曲名原为《鲜花调》，这种曲调在明清时期广泛流传于江浙地区。仅江苏一省就有多种《鲜花调》和《茉莉花》流传，而且在扬州清曲、扬剧、南京白剧、锡剧、徐州琴书等戏曲及曲艺形式中也有流传。《茉莉花》沿京杭大运河演变成了形态各异的《茉莉花》民歌，在全国10多个省市传播。山东安丘地处鲁运河的南段，地理位置更靠近苏北地区，因此这里的《茉莉花》旋律和江苏六合的《茉莉花》有更多相似之处。从传播谱系来说，安丘《茉莉花》是六合《茉莉花》的第一次变体形式，而更靠北一点的山东邹平《茉莉花》是在安丘旋律基础上的第二次变体。再向北一点的河北南皮《茉莉花》，则是在邹平《茉莉花》旋律基础上的第三次变体形式。也就是说，江苏六合《茉莉花》在沿着大运河北传过程中，呈现出了旋律逐步嬗变的发展轨迹。

总之，沟通南北、连贯东西的大运河带动了整个运河沿岸地区民间音乐的交流交融，充分体现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特征，为中华音乐文化的传承保护、创新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副研究员）

作者：翟风俭

来源：《中国民族》杂志2023年第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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