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数千年来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与文化传统，它既包含外显的物质文化及其表征，也包含内隐的精神文化及其内涵。

      中华舞蹈文化是中华民族的重要文化基因。舞蹈作为人类文化的身体表达和第二语言，伴随着人类生存环境以及生计方式的变迁而不断产生新的形式与风格，逐渐形成贯穿古今、积淀深厚的文化基因。借助这一文化基因，中华各民族在身体共舞中实现情感链接和文化认同。

      在中华大地上，各民族通过长期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共同创造了悠久灿烂、绵延至今的中华舞蹈文化，舞蹈的身体语言符号也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丰富性的外在表征。在中华民族文化形成发展的历史上，中华民族的文化生活传统、社会生活传统和政治生活传统往往交织相融，舞蹈以其身心共存、情感共鸣的特征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共创共享的生命实践。舞蹈文化孕育了中华民族共享的文化象征，是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源头之一，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某种程度上舞蹈还是标识中华民族身份的重要象征。人类的舞蹈艺术和舞蹈文化在其生命性上，在表征文化符号性上更能显示人类族群共同文化基因的识别功能。从舞蹈的具身性、多样性和所代表的族群文化来看同一世界和人类文化时，舞蹈文化及其具身性特点便显得越来越重要。这就需要我们深入探究中华舞蹈文化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之间的关系，既要体现各民族舞蹈的个性，更要凝练中华民族的共有舞蹈文化价值和共有文化基因，以此助力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从历史传承中探究中华舞蹈文化

      纵观中国古代舞蹈史，岩画中的舞蹈图像、新石器时代的舞蹈彩陶盆、甲骨文中的“舞”“巫”文字、众多舞蹈俑像、舞蹈壁画图像、舞蹈文献、舞谱等，共同绘就了纵横几千年的中华舞蹈文化地图。

      早在文字发明之前，人类就开始用图形和物件传达信息，依靠在山崖岩壁上涂绘或凿刻出的图像来记录当时的舞蹈活动——岩画舞蹈，正是中华上古先民用来记录他们舞蹈场景的最直接的表现方法。这种记录对于早期人类的舞蹈活动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是上古先民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创造出的一种舞蹈文化。

      中国的岩画历史久远、分布广泛、内容丰富，许多地区都有发现，比如内蒙古阴山岩画、新疆呼图壁岩画、宁夏贺兰山岩画、甘肃嘉峪关黑山岩画、西藏阿里岩画、云南沧源岩画、广西左江花山岩画等。其中，广西左江花山岩画将祭祀与征战场面舞蹈涂绘在一起，画中正身人像形体高大，最大的高达2米以上，双臂向两侧平伸，曲肘上举，双腿屈膝半蹲，腰间横佩长刀或长剑；侧身人像则作膜拜状，舞蹈作群舞状。这是远古先民在以如此的舞蹈祭祀仪式祈求胜利。此外，新疆康家石门子的生殖图腾、云南沧源五人举臂围圈作舞、西藏纳木措扎西岛围着篝火踏歌起舞等舞蹈图像岩画遗存，都呈现出了中华先民早期共同的舞蹈形象，体现了中华民族早期的世界观、自然观及其天人相应的身体文化。

      中华舞蹈文化不仅有古老的图像记录，还有丰富的文字记载。从文献来看，舞蹈对历朝历代的礼乐制度、价值导向、民族心理、精神文化等都具有重要影响。

      中国早期的《云门》《大濩》《韶乐》《武乐》，是颂扬黄帝、夏禹、周文王、周武王之事功的。启有“上三嫔于天，得九辨与九歌以下”的神话，讲的是启从天上取得仙乐，回到人间在大牧之野演奏《九韶》的壮观景象。而夏桀时宫中“女乐”清晨作乐歌舞的声音甚至传到了大街小巷。《吕氏春秋·仲夏纪·侈乐》有载：“国人愈危，身愈危累，则失宝之情矣。乱世之乐与此同。为木革之声则若雷，为金石之声则若霆，为丝竹歌舞之声则若噪。以此骇心气、动耳目、摇荡生则可矣，以此为乐则不乐。故乐愈侈，而民愈郁，国愈乱，主愈卑，则亦失乐之情矣。”这是古代中国将乐舞与政治治理、国家兴亡、民生民情相关联的深刻认识。

      自周“制礼作乐”到孔子修订完善，又经孟子、荀子继承发展的儒家礼乐文化，以“仁者爱人”为核心，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其乐舞思想所倡导的“乐与政通”，不仅对舞蹈文化影响深远,更是中华文化倡行“仁”“和”“知止”的价值观体现。孔子主张“正礼乐”而“兴邦家”“正名分，兴礼乐”“放郑声，远佞人”，不同场合、不同身份不但礼仪有别，所使用的音乐舞蹈也不一样。由此，及至孟子“与民同乐”思想，便形成了中华礼乐文明的文化主线。

      从远古时期的往来互动，到秦汉、魏晋南北朝的大流动大融合，再到隋唐以及明清时代的你来我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从古代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到长江、黄河等天然水上通道，再到河西走廊、藏羌彝走廊、辽西走廊、南岭走廊等人文大通道，各地域间、民族间长时段、跨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铸就了中华舞蹈文化的丰富性、多样性与统一性。据《洛阳伽蓝记》载，北魏时仅京都洛阳就有万余户少数民族居住。他们带来北方和西域的乐舞文化，中原传统乐舞也通过他们传到民族地区，形成了各民族舞蹈文化百花齐放的局面。汉有“相和大曲”，唐有大型歌舞套曲“大曲”，《西凉乐》便是西域龟兹乐舞与中原传统乐舞相融形成的西凉地方乐舞。

      从民间到宫廷，各民族乐舞精彩纷呈，许多出土器物上记录了各民族齐舞共乐的场景。如山西寿阳北齐墓出土一男舞俑高鼻深目、张臂而舞，衣似鲜卑装，宽袖如中原舞服。还有一座古佛座刻有生动的乐舞场面：中间刻有莲花座托博山炉，炉左一胡人男舞者，正举臂吸腿而舞；炉右一中原女舞者正展袖而舞，胡汉共舞主题十分鲜明。

      隋唐时期，专供宫廷宴席欣享的《七部乐》《九部乐》《十部乐》《坐部伎》《立部伎》等都是在中华各民族以及中西文化交流互鉴中形成的。隋文帝更是称道《清商乐》为“华夏正声也”。

      从秦朝的“和同之辩”到儒家文化的“和”的思想，中华文化绵延至今的“和”文化一直穿越时空、贯穿始终。西域乐舞与中原乐舞的交流融合，助推了唐代乐舞文化的繁荣乃至形成中华乐舞文化的巅峰。

从近现代流变中探究中华舞蹈文化

      在中华民族历史上，礼乐制度既推动了中华文化艺术发展，也以文化艺术的方式深深影响着中华民族的心理和精神，“文以载道”的传统自古而今，相沿成习。及至近代，中华民族在反帝反封建，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伟大进程中，舞蹈更是与文学、音乐、美术、戏剧等艺术一道发挥了重要作用。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的剧社，人民解放军的文工团和宣传队，广泛开展了包括舞蹈在内的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通过文艺动员全中国人民反抗侵略、争取中华民族解放，成为当时延安鲁艺等文艺社团的主要任务。陕甘宁根据地成为文艺的中心，延安破烂的城隍庙、狭小的民众教育馆成为重要的舞台，新创作的各类舞蹈作品不断推出。特别是在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感召下，文艺界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了霸王鞭、花鼓舞、挑花篮、胜利鼓舞等舞蹈作品，广受欢迎。

      在中国近现代舞蹈发展历史上，民族民间舞蹈亦是舞蹈人追寻中华文化之根，建构中华民族形象的身体表征。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怀抱救亡报国心归国、被尊称为中国“舞蹈之母”的华侨戴爱莲女士。

      从抗日烽火中回国，在周恩来、宋庆龄等老一辈国家领导人的直接领导下，戴爱莲通过组织舞蹈义演募捐，创作了《东江》《空袭》《卖》等体现反抗侵略主题的优秀舞蹈作品。1946年，她在重庆成功推出“边疆音乐舞蹈大会”。这场晚会以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和文化创新价值载入了中国舞蹈的史册。中国传统民族民间舞首次被职业舞蹈家系统地挖掘、整理搬上都市的舞台,演出盛况空前。同年, 戴爱莲在美国纽约拉梅里舞蹈中心专题讲授中国民族民间舞蹈, 在布鲁克林音乐学院举办演出, 展现了与西方芭蕾舞、现代舞和东方日本舞、印度舞不一样的中国舞蹈风采，以舞蹈的方式把“中国”这两个字响亮地传遍全世界。

      当时，彭松、隆徵丘、叶宁和国立音乐学院“山歌社”的郭乃安、何凌等人还在上海创办了中华乐舞学院, 开近代中国民族音乐舞蹈教育之先河。

      戴爱莲、彭松等，后来成为新中国专业舞蹈事业的开创者。他们高扬中华舞蹈文化大旗，在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探寻中华民族舞蹈的现代发展之路。他们所追求的民族舞蹈，是与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尊严、解放、独立、自强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为当代中华民族舞蹈的发展注入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革命文化的基因。

从当代大众化舞蹈活动中探究中华舞蹈文化

      在当代中国社会，老百姓日常生活中最生动的场景之一，便是早晚的广场舞。无论都市还是乡村，不分性别和年龄、民族和地域，结成人数不等的团队，在一起开心自由地跳舞。笔者在汉、普米、白、傈僳、纳西等各民族交错杂居的云南兰坪县看到，跳广场舞的男女老少手拉手、肩并肩，合着普米族的搓蹉、藏族的锅庄、汉族的秧歌等乐曲欢快地载歌载舞。作为身体的直接表征，舞蹈也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中不断走向融合。正如兰坪金顶镇一位居民所说：“我们这里不分民族，过节跳舞，结婚也跳舞，赶集也跳舞。只要乐曲响起来，不管哪个民族的舞蹈，大家一起尽情地跳就好了。”

      这种情况在民间音乐舞蹈中普遍存在。从事田野调查的文化工作者发现：“舞蹈伴奏音乐在纳西族和普米族中都有流传，而且大体相似，无法分辨专属于哪一个民族，而是当地各民族共同培育、丰富起来的。”“在云南民族舞蹈发展史进程中，各族跳一舞、一舞传多族的舞蹈现象屡见不鲜。”

      共舞，是民族地区各族民众以身心共鸣的方式构筑共同审美、共同精神追求的生动表征。随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更加广泛、深入，各族群众的文化共享不仅仅只是广场、节日中的舞蹈与音乐等艺术，而是存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通过内化的情感、认同、互动等共塑着当代中华民族的新文化。

      剧场舞蹈，是当代大众贴近舞蹈艺术的又一创新。这方面的贡献卓著者，就包括当代著名舞蹈艺术家贾作光。他在各民族现实生活中发掘题材、塑造形象，表现自然、人物、时代、民族精神之美，所创作的《牧马舞》《鄂尔多斯舞》《挤奶员舞》《鄂伦春舞》《彩虹》等舞蹈作品获得了各族观众的喜爱。这些作品体现了对各族人民、大自然的深深热爱，体现了对中华民族团结奋斗、进取拼搏精神的由衷赞美，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从而引发观众的共情共鸣，成为中华舞蹈文化的精品力作。

从文化基因图谱中探究中华舞蹈文化

      从远古时期的舞蹈岩画到如今城乡火热的广场舞，从非文字的舞蹈文化遗存到文献记载的舞蹈精神刻画，从多民族舞蹈文化的交流融合到舞蹈事业建设者的奋发有为，从舞蹈文化符号、价值取向到舞蹈多功能作用发挥，我们可以看到，中华舞蹈文化进入了各民族舞蹈共生共荣、共建共享的历程。这一历程既是中华民族舞蹈艺术生发、积淀和创新的过程，更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见证，还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形成、丰富并充满生命力的体现。而正是上述发展历程，共同构建了中华舞蹈文化的基因图谱。

      从古至今，中华各民族在丰富多彩的舞蹈文化创造中不断交流交融，舞蹈已然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的重大艺术实践。对于舞蹈界来说，探索研究中华舞蹈文化基因图谱，是今后相当长时期内艺术实践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要立足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放眼全球，既研究世界舞蹈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更要重点研究中华舞蹈文化的特殊规律。要进一步推动中华舞蹈文化的传承发展、创新交融，助力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助力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助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来源：《中国民族》杂志2023年第8期

文：邓佑玲

作者为北京舞蹈学院副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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