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时节，瓜果飘香。来自亚洲、欧洲、非洲的千余名舞者欢聚天山脚下，以舞为媒、以舞会友，共庆第六届中国新疆国际民族舞蹈节。

      开幕式上，新疆本土的原创舞剧《张骞》，将西域胡旋舞与芭蕾舞、古典舞和现代舞完美融合，演绎了张骞“凿空之旅”的古老传奇故事。而这个国际舞蹈盛会的成功举办，令人不禁遥想起古丝路上那些久远的舞蹈传奇。

      “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飖转蓬舞。”唐代诗人白居易笔下浪漫动感的胡旋舞，从西域传入，风靡中原，流传千年经久不衰。

      自古以来，西域各民族素以“能歌善舞”而闻名。公元前138年，随着张骞出使西域，西域乐舞开启了东渐之旅。作为中国古代舞蹈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西域乐舞东渐历时久、规模大、影响深，为隋唐乐舞华丽序幕的开启起到了重要作用。尤其是西域与中原的乐舞交融共生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古代乐舞的种类，为后世的乐舞发展打下了基础。

新疆库车市苏巴什佛寺遗址出土的“苏幕遮”舍利盒盒身展开部分的龟兹乐舞图（局部）

溯源与发端

      在新疆地区发现的一些岩画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国古代先民们是如何通过肢体语言来表达情感的，从中也能够探知西域原始舞蹈的痕迹。

      这些岩画上的乐舞，多以集体舞的形式表现农耕劳作、祭祀祈祷、狩猎征战等日常场景，乐舞形态也较为生活化，例如弯腰锄禾状、骑马状、拉弓射箭状等。其中最典型的是位于昌吉回族自治州呼图壁县、距今3000多年前的康家石门子岩画。画面内容以群体舞蹈动作为主，刻绘了二三百个大小不等、身姿各异的人物和动物形象，展现了古人在祈愿子嗣繁衍等祭祀仪式上舞蹈的情景。

      西域乐舞的历史溯源与神话传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艺术层面来看，西王母这一神话人物既是西域乐舞的肇始者，又是西域乐舞的传播者，对西域乐舞的诞生、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据史料记载，西周时期一位叫姬满的君主，曾驾车行至“群玉之山”即瑶池并与西王母相见，西王母邀请他欣赏了西域乐舞。而西王母也曾多次携能歌善舞者到中原。由此可见，西域乐舞既留存于岩画上，也存在于绚丽多彩的神话传说中。

      西域乐舞与飘逸娴雅、以轻见长的中原乐舞风格不尽相同，它热情奔放、恣意洒脱的舞姿颇具风情。

      西域乐舞种类纷繁。其以迅疾的旋转、欢快的腾踏为特点，汉唐时期的代表作包括《胡腾舞》《胡旋舞》《太平乐》《悦般鼓舞》等，最具代表性的则是《泼寒胡戏》和《钵头》。许多乐舞都是在此基础上演变而来的，对于中原的面具舞蹈以及后来的戏曲艺术影响颇深。

      历史上，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华文明与波斯、古希腊、古罗马、印度等域外文明交流互鉴，为西域乐舞的形成发展提供了深厚滋养。

      复杂的自然地理环境使西域地区出现了两种典型的生存方式，耸立其间的天山则是其分界线：天山以北形成以逐水草而生的游牧文化，天山以南形成以农耕为主、村落簇居的绿洲农耕文化。随着各民族全面深入持久的交往交流交融，天山南北的绿洲文化圈和游牧文化圈持续不断地为西域乐舞注入新鲜血液。

交流与交融

      无论是在气象万千的汉代，还是在战乱频仍的魏晋南北朝，亦或是在兼容并蓄的唐代，西域乐舞东渐的步伐从未停止。或者随着佛教的传播流传至中原，或者通过跋山涉水的朝觐而来，或者跟随庞大的商队所至，等等。在此过程中，使臣、商贾、僧侣和戍卒等都是西域乐舞东渐的传播者。

      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有出土于西安的唐代彩陶俑“骆驼载乐俑”。骆驼背上驮着一支歌舞乐队，其中七人盘腿相背而围坐成一个圈，分别执琵琶、箜篌等西域乐器演奏，中间还有一位载歌载舞的女子，所有人均着中原服饰。考古学家根据这些特点，认为其形象应是盛行于开元、天宝年间的“胡部新声”，即有别于纯粹胡舞、传自河西走廊地区的乐舞。它生动展现了丝绸之路上各民族文化交流交融的盛况，对研究唐代历史、文化等价值重大。

      北魏时期，西域《疏勒乐》《安国乐》等随着朝贡使者传入中原。西晋末，一些宫廷乐人迁徙至河西，将中原《清商乐》等带到凉州一带，杂以羌胡之声，深受当地官民喜爱。前秦苻坚时期，大将吕光将一部完整的《龟兹乐》连同20个乐工及乐器从西域带到凉州。后凉和北凉地方政权将来自中原的《清商乐》、西域的《龟兹乐》同当地羌胡乐相融合，改造成为新乐，取名《秦汉伎》。北魏太武帝太延五年(公元439年)，北魏灭北凉，将这部《秦汉伎》带到其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改名叫《西凉乐》，并作为宫廷乐。《西凉乐》流传至西魏、北周之际，又改称《国伎》。隋唐时期，《西凉乐》又成了宫廷乐。

      此外，北周武帝宇文邕灭北齐后娶突厥可汗之女阿史那为皇后，《疏勒乐》《安国乐》《龟兹乐》《康国乐》等多部乐舞及乐舞队皆以嫁妆之名传入中原。

      古代西域多信奉佛教，久而久之各地流行的乐舞中也融入了佛教的内容，佛教乐舞因而成为在中原地区流传范围最广、时间最久、程度最深的西域乐舞。例如汉宫收《于阗乐》为宫廷乐舞；张骞出使西域带回佛曲《摩诃兜勒》；前凉乐伎来朝获《天竺乐》；吕光起兵龟兹获《龟兹乐》；后魏平冯氏通西域得《疏勒乐》《安国乐》……这些都为中原乐舞的发展注入了新血液、增添了新活力。留存至今的石窟壁画中，飞天、天宫伎乐、伎乐菩萨、金刚、力士等乐舞形象也是在佛教传播的背景下发展而来。以《伎乐图》为例，这些香音神或手持乐器拨弦奏乐，或身披飘带扬臂起舞，尤其是位居中心的舞伎身形呈S状，做出胯旋身的“反弹琵琶造型”。当代著名的《丝路花语》《胡旋女》等舞蹈作品，便源自敦煌壁画上的舞蹈场景。

唐代胡人舞俑

互动与共生

      从西域乐舞东渐的历程来看，西域与中原乐舞文化渐进式的交流交融如同一场生动深刻的对话。从初入中原，到与中原乐舞初步融合，再到实现“中原化”，这种对话由浅入深、层层递进，逐步在服饰、乐器、动作、形态以及表演形式等多方面相互影响、彼此融通。

      西域乐舞于汉代初期传入中原时，其形态样貌的原生性特征比较突出。在有关史籍及唐诗中，都有对箜篌、筚篥、琵琶、羯鼓、胡笳等众多西域乐器的记载和描述，它们往往出现在此时的舞蹈曲目中。敦煌莫高窟第112窟壁画《观无量寿经变之反弹琵琶乐舞》也很好地佐证了这类乐器的使用。汉代的乐舞艺人，也多身着窄袖罗衫，腰束花纹腰带配以飘带，脚蹬皮质长靴。从动作形态来看，西域乐舞多采用“S型”“U型”的弯月状身体型姿，以急速旋转、腾踏跳跃、反手叉腰、仰身下腰等动作为主体，既展现舞蹈者的肢体柔美，又呈现了健朗、奔放的人物性格。此外，西域乐舞多以乐舞结合或乐舞戏三合一的形式表演，承担着多维叙事表达的功能。

      到了唐代，西域乐舞与中原乐舞的交流交融更加深入，并呈现出新样貌。从服饰上看，原本的短衣紧身胡服中出现了具有中原特征的广袖、长袖，有些还会在头饰与舞袖上强化中原色彩。从音乐上看，雅乐和燕乐成为两大主要体系，燕乐中吸收大量的西域乐曲，并加入了箜篌、筚篥、琵琶、羯鼓、胡琴等乐器，尤以唐玄宗改编《婆罗门曲》所作的《霓裳羽衣曲》最典型。从动作上看，舞者多是上身表现中原乐舞的舞袖运腰、下身腾踏西域风，外加袖子由窄到宽、由短到长，对手臂起到一定延伸作用，动作的轻盈度也大有提升。从表演形式上看，中原乐舞吸收了西域小型乐舞的展现形式，例如《十部乐》中便保留有二人到四人起舞的形式。

      时光流逝、岁月无痕，至今在中原地区的民俗风情、戏曲歌舞中仍然有着西域乐舞的影子。每当元宵佳节之际，河南省沈丘县的槐店文狮子舞都会如期上演。2008年，它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据考证，槐店文狮子舞与古代西域“五方狮子舞”和“胡人假狮子舞”有着密切关联。而河南辉县太行山区流行的《三把扇》舞蹈，据说也有着古代西域乐舞的影子。

来源：《中国民族》杂志2023年第8期

文：张婧洋 车延芬

作者张婧洋为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硕士研究生

作者车延芬为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副教授

责编：张昀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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