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书是人们最为熟悉的一种书体，可以说是被大众“日用而不知”。概括而言，行书有四大特性，一是概念具有模糊性，二是识读的简易性，三是应用上的日常性，四是传播层面的有效性。行书之名最早见于《晋书·卫恒传》，其中提及卫恒在《四体书势》中说“魏初，有钟、胡二家为行书法”。“钟、胡二家”就是钟繇和胡昭。唐代张怀瓘在《书断》里指出，行书是“正书之小讹”，意为变化了的楷书。它的特点是“务从简易，相间流行”，即为了更好、更便捷地书写、传播，行书就此出现。

       行书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流行的呢？一般认定是在西晋时期，其时行书成为“令史之书”，它作为一种速写体或曰俗写体，逐渐普及和流传。据《晋书·武帝纪》载，为文献写录誊抄副本时，往往运用这种速写或俗写的字体。《晋书·荀勖传》中记述：“（荀勖）俄领秘书监，与中书令张华依刘向《别录》，整理记籍。又立书博士置弟子教习，以钟、胡为法。”此处又出现了钟繇和胡昭这两位行书大家，“以钟、胡为法”就是按他们所传书体即行书来教这些文员用行书记录文件。近世楼兰遗址出土了不少西晋文书，可见典型的行书书迹，如《济逞白报残纸》《正月廿四日残纸》等，从中能够看到西晋时期书法的典型特征和风格。但西晋时代的行书其实尚未定型，与隶书、楷书甚至草书之间边界不够清晰：写得潦草一些，体现出章草笔意就接近草书；笔画少一些的字、写得工整一些的，更像楷书；同时也有一些字，在用笔上仍然保留了隶书意味。

       两汉时期流行的主要字体仍是隶书，篆书也作为官方的一种字体存在，另外还有一些辅助字体如草书。东汉中期，在隶书基础上又产生了一种新隶体，它是隶书的俗化；到东汉晚期，新隶体和草书结合，终于形成行书。及至汉魏之际，在行书基础上又形成了楷书。

《兰亭序》与“书圣”

       书法史上素有“三大行书”之称，“天下第一行书”指王羲之的《兰亭序》。张怀瓘在《书断》中提出所谓书法“神品”，共二十五家，诸家分别对应不同的书体，如小篆以李斯为代表、八分以蔡邕为代表。至于行书，他列举出四位代表人物，第一位即是王羲之。将王羲之排在钟繇和张芝之前，实是张怀瓘及其之前的书家和书论家的共识。

       在王羲之生活的年代及稍后一段时间，他的作品一直深受世人喜爱，被历代君主精心收藏。如南朝刘宋时期明帝泰始年间（公元465-471年），当时新入内府的王羲之书迹达到一千余纸。梁武帝萧衍也是王羲之的重要拥趸，他着意搜访其法书，当时收藏数量据说达到七千多纸。唐初书家褚遂良曾编订《右军书目》，记载了贞观内府收藏王羲之行书一共五十八卷二百五十二帖，其中《兰亭序》被列为“第一卷第一帖”。由此可见，至少在唐代的政治文化精英眼中，行书名家以王羲之为冠冕，而其行书代表又首推《兰亭序》——这便是“天下第一行书”说法的来源。

       《晋书》有王羲之传，唐太宗李世民曾亲自为之撰赞，说“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心摹手追，此人而已”，至于其他书家，皆不足论。王羲之得享“书圣”美誉，其实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唐太宗的推尊。区别于齐梁妍媚书风的隋代书法，在初唐转入衰微，高祖李渊的偏好让以王献之为代表的梁朝书风占据了当时书坛的优势。“小王”书风本来风流冶宕，以之为取法而不得要领，便易于堕为巧媚流俗，因此形成一种靡弱风气。唐太宗为扭转这种局面，于是详查古今，提出以典重中和的“大王”书法抗拒这种流风；另一方面，王羲之的艺术成就本身就很高，声望亦隆，推尊其“书之圣者”可谓顺势而为。“圣”是来自儒家的称呼，“书圣”的背后，也体现了儒家遵奉中庸之道的传统观念，行书非正非草、书写不疾不徐，正契“中和”之道。最擅行书的王羲之，自然得以荣膺“书圣”的称号了。

       王羲之的《兰亭序》传本很多，最有名的就是藏在故宫博物院的“神龙兰亭”，这卷重要的摹本可谓是已然完全汰除隶书笔意的成熟行书。

       《兰亭序》自其文本和书法作品诞生以来，历代深受人们的喜爱，不同时期也产生了不同的称谓，唐前文献多见称《临河序》者，唐人名之《兰亭》《兰亭记》《兰亭集序》等，宋代也有人叫它《修褉序》，还有《曲水序》《兰亭文》《褉帖》等。唐太宗获得《兰亭序》真本后，十分珍爱，曾将之传拓十本，赐给近臣。及至太宗驾崩，褚遂良表奏称《兰亭序》这样的无上墨宝应该陪葬先帝，从此它便“秘于昭陵”至今。

       “神龙兰亭”的全卷极长，最前有乾隆皇帝所题引首“晋唐心印”，意为晋人法书之唐代摹本，颇能传其神采，犹如心心相印。宋至明代共有二十家题跋，涵盖鉴藏印一百八十余方，其中最重要的一段跋文来自元代的鉴藏家郭天锡。“神龙兰亭”一般也被称为“冯摹兰亭”，即冯承素所摹，而这个说法的源头就是郭天锡的这段题跋，跋文说：“右唐贤摹晋右军《兰亭宴集序》，字法秀逸，墨彩艳发，奇丽超绝，动心骇目，此定是唐太宗朝供奉拓书人直弘文馆冯承素等奉圣旨于《兰亭》真迹上双钩所摹。”当然，郭天锡的认定也仅是他的推测而已。并且，他在“冯承素”之后还加了一个“等”字。如果据此就认为“神龙兰亭”系冯承素所摹，纯属误解。

       除了“神龙兰亭”以外，还有其他几本《兰亭》也很著名，如所谓“虞摹兰亭”“褚摹兰亭”等。在以米芾为代表的宋代最重要的书家心中，《兰亭序》“天下第一”的地位是无可撼动的。

       宋人对于《兰亭序》的看法高度一致，南宋书家和书法理论家姜夔在《续书谱》里写道：“魏、晋行书自有一体，与草书不同，大率变真，以便于挥运而已。草出于章，行出于真，虽曰行书，各有定体，纵复晋代诸贤，亦苦不相远，《兰亭记》及右军诸帖第一，谢安石、大令诸帖次之，颜、柳、苏、米，亦后世之可观者。”在他看来，《兰亭序》和王羲之理所当然应排在行书书法和书家的首位。

《兰亭序》局部 朱耷（临）（ 清） 故宫博物院藏

《祭侄文稿》中的家与国

       2019年，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曾举办了一场特别的展览，名为“颜真卿：超越王羲之的名笔”。“超越王羲之”这样的说法引起了不小争议，观众不禁发问：颜真卿真的超越了王羲之吗？颜真卿在书法艺术上比王羲之更加优秀吗？事实上，所谓“超越王羲之”可以从这样的思路和逻辑去理解，那就是颜真卿改变了王羲之的书法范式及其形成的传统。

       前已述及，王羲之在唐代已然成为一座难以企及的艺术高峰和理想的文化符号，但是，自信的大唐仍在探索一种属于自己的新的美学范式，在经过像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张旭等前辈的探索之后，“站在巨人肩膀上”的颜真卿终于在斟古酌今、融通南北的基础上“变古制今”，作为最能代表唐代书风的书法大师，横空出世。如今所见和所知颜书多是大字，施用于碑刻，笔笔中锋，展示性非常强，这与多为书札、全系小字的“二王”诸帖迥异。书写姿态、书写工具、书写方法、书写习惯、书写目的，无不决定和影响着书法风格。从“二王”时代的侧锋小字，到唐代的中锋大字，相比前辈，颜真卿的用笔当中更多见“古法”。这种“古法”就是相对于写行草体的写篆籀体的笔法，中锋行笔，结字的对称性也更强，同时，他还借鉴了隶书笔法，使得圆劲之中放拘并遣，极具张力。

       作为王羲之之后最具影响力的书法家，颜真卿的《祭侄文稿》被景仰者称为“天下第二行书”。而在颜真卿传世的各种书法中，只有《祭侄文稿》是唯一的墨笔真迹，它不仅是一件个人的手稿，也是一份有关历史与时代的珍贵记录。

       唐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次年正月，史思明部攻陷常山，时任常山太守是颜真卿的从兄颜杲卿。颜杲卿被擒后押送至洛阳，面对安禄山的诱降，他瞋目怒骂，大义凛然，最终惨遭杀害。直到乾元元年（公元758年），颜真卿在河北寻访到侄子的头骨，将其携归，并写下感人肺腑的《祭侄文稿》。

       《祭侄文稿》关乎着一个家庭和家族的命运，同时也照映出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命运。它以“稿”的形式呈现，有多处涂抹、圈改，从文字到笔迹，处处震彻人心，笔墨涂写、圈点改画之间，能够看到颜真卿复杂的心绪、强烈的情感。

       与“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相比，《祭侄文稿》存世的时间要长得多，至今已有1260多年，并且仍然在和越来越多的观者见面。唐宋以来，将颜体作为入门临摹范本的书法练习者渐多，这些临习者常常同时被告知，不仅要学习颜真卿卓绝的书法技艺，更当追慕其高尚的人品和精神境界——相较王羲之，颜真卿的书法似乎更具文化意义和精神价值。

       正是由于颜真卿在人格上具备非凡的感召力，所以崇拜者后继不绝。《祭侄文稿》曾很长一段时间流传于颜氏家族之内，后被颜真卿及其书法的倾慕者安师文以重金搜获。宋代它一度进入内府，再后被曹彦礼、鲜于枢等几位重要的藏家递相收藏，清代乾隆年间再次成为皇室藏品。直至1948年，《祭侄文稿》渡海去到我国台湾。元代鉴藏家鲜于枢曾在《祭侄文稿》卷后写有这样一段题跋：“唐太师鲁公颜真卿书祭侄季明文稿，天下行书第二，余家法书第一”，矜尚与自得之意溢于纸面。在传世所有行书经典中，《祭侄文稿》排名在王羲之《兰亭序》之后，“天下行书第二”是来自鲜于枢的定义，也是当时和后世学者文士均能认可并接受的一个品评。

       颜真卿以楷书名世，流传身后的唯一墨迹却是行书，更作为书法史上最重要的经典之一为后人瞻拜欣赏。有关颜真卿的楷书和行书，宋代书家米芾的评价值得注意，他一直不喜颜楷，但恰恰又激赏颜真卿的行书。米芾对颜真卿书法持有一种显见的矛盾，其实也足以提示人们，应从不同角度理解颜真卿的楷书和行书。

       颜真卿以后的行书名家，首推五代的杨凝式。仿佛与其所处的历史时期一样，杨凝式亦颇具“过渡性”——今日从书法史的角度来看，杨凝式为“天下第二行书”作者颜真卿和“天下第三行书”作者苏轼构建了连接。苏轼曾高度评价杨凝式的书法，认为其“笔迹雄杰，有二王、颜柳之余”。北宋的另一位书家黄庭坚对杨凝式的评价也很高，曾以诗题赞：“俗书只识兰亭面，欲换凡骨无金丹。谁知洛阳杨风子，下笔便到乌丝栏。”杨凝式书法的典型之作，往往可见颜真卿行书的影子，而且似乎也预示了之后苏轼书风的出现，典型者如《卢鸿草堂十志图题跋》，观者从中很容易品读出颜真卿和苏轼的味道。

       《宣和书谱》评论杨凝式：“凝式善作字，尤工真草，笔迹独为雄强，与颜真卿行书相上下。”足见在宋人的认识中，杨凝式正是能与颜真卿相媲美的大师，他们的行书前后相映，殊为灿烂。

       苏轼对王羲之和颜真卿有所继承，这不但在其书法作品中得以呈现，由当时人们的记述和评价也足以获知，如黄庭坚就曾说：“东坡道人少日学《兰亭》，故其书姿媚似徐季海，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劲，乃似柳诚悬。中岁喜学颜鲁公、杨风子书，其合处不减李北海。至于笔圆而韵胜，挟以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之气，本朝善书，自当推为第一。”中年之后的苏轼，才子气逐渐被消磨，他沉潜下来彻悟人生和艺术，更加钟爱颜真卿和杨凝式，也开始自比为颜真卿，向这样的大师看齐——“两公皆一代伟人也”。对此，苏轼还有一段很著名的话：“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画至于吴道子，书至于颜鲁公，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也就是说，苏轼认为，颜真卿将书法这门艺术发展到了极致，所谓“雄秀独出，一变古法”，而在颜真卿之后，书家也都很难再找出一条超越发展的道路了。不过，苏轼凭借他的天赋以及不断求索，仍然在试图对颜真卿的范式加以改易，他要走出一条更不寻常的路来。不妨试着比较颜真卿所写的《东方朔先生画像赞》和苏轼所写的《醉翁亭记》，两者书风均宽博雄厚，后者颇能看出颜楷的深刻影响。但不同的是，颜书体现了篆籀古法，而苏书则存见欹侧之貌，与颜真卿以中锋用笔并不完全一样。如何在继承的基础上进一步创变，苏轼下了很大功夫。

《祭侄文稿》 颜真卿（唐）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寒食帖》里的忠与孝

       以苏轼为代表的宋四家，其书法风格被概括为“尚意”，而在“尚意”之前当然也是要守“法”的。从苏轼书法的进益、转变来看，以黄州为关键节点。以“乌台诗案”贬谪黄州以后，他的诗文、书法都产生了重大变化，即从“尚法”完全转向“尚意”。被誉为“天下第三行书的”《寒食帖》，正是苏轼写于黄州的一件杰作。

《黄州寒食帖》 苏轼（北宋）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元丰五年（1082年），47岁的苏轼写下了两首“寒食诗”，而书写《寒食帖》的时间，大约在次年或元丰七年他离开黄州之后。如今能够看到，《寒食帖》长卷前有乾隆皇帝题写的引首“雪堂余韵”（雪堂即苏轼在黄州自筑的小斋室“东坡雪堂”），引首幅面上有一些黑色，那是这件作品曾经遭受劫难留下的痕迹：清咸丰十年（1860年），《寒食帖》在圆明园遭火，后流落民间，又经多位鉴藏家之手，直到被日本人菊池惺堂获得后带出中国；1923年9月东京大地震，菊池家罹灾，所藏古代名人字画几乎都被损毁，但《寒食帖》再次被从烈火中抢救出来；“二战”结束前夕，东京遭到美国空军轰炸，《寒食帖》如有神护，幸而无恙……

       《寒食帖》上有宋元以来几位重要书法家的鉴定意见，董其昌题字：“余生平见东坡先生真迹，不下三十余卷，必以此为甲观。”乾隆题跋称：“东坡书豪宕秀逸，为颜、杨后一人。”在很多鉴藏家看来，《寒食帖》乃不折不扣的“苏书第一”，它体现了出世和入世、尚法和尚意的综融。从内容来看，两首“寒食诗”也堪称文学经典，尤其是后一首的后半部分，写出了寒食节江南地区水气迷蒙、寒湿难耐的状态。“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足见彼时苏轼生活的窘迫；“那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更增几许凄凉悲戚的成分；“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指不能奉侍皇帝、远离父母之邦，苦涩地自嘲已成为“不忠不孝”之人；“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正是当时心情的真实写照，困顿、痛苦到了极点。不过，也正是苏轼生命中郁积的困顿和痛苦，成就了《寒食帖》的伟大和不朽。

       宋元符三年(1100年），《寒食帖》的收藏者张浩邀请苏轼的学生兼好友黄庭坚一道观赏，黄庭坚在这件作品后留下了几行大字题跋。此时，也是黄庭坚人生的关键时期，他正由偃蹇转向奋发。这段题跋，是与苏轼精彩的隔空对话。

       黄跋称：“东坡此诗似李太白，犹恐太白有未到处。此书兼颜鲁公、杨少师、李西台笔意，试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它日东坡或见此书，应笑我于无佛处称尊也。”这段题跋写得相当自然，同时又暗含着力量，绝不比他刻意为之的任何一件书法逊色，甚至有所过之，而对《寒食帖》的评价也转而成为黄庭坚的自况。

       苏轼和黄庭坚之间友情深笃，《寒食帖》则东坡在前、山谷（黄庭坚自称“山谷道人”）在后，苏、黄两大家相互辉映，堪称合璧，实在极为难得，观者也能同时看到两家书法的差异、领会他们各自的特点和优长。黄庭坚是苏轼的追慕者，但更是观察者、反思者。

       《寒食帖》之所以被经典化，尤其体现了艺术史和文化史中“书以人传”的律则。后世常将苏、黄、米、蔡并称“四家”，其中“蔡”或曰蔡襄或曰蔡京，莫衷一是，学者启功曾专作一首绝句提出自己的看法：“笔姿京卞尽清姸，蹑晋踪唐傲宋贤。一念云泥判德艺，遂教坡谷以人传。”京、卞指蔡京、蔡卞两兄弟，他们都是书法名家，在启功看来，他们的字已凌驾同时代书家之上、进而与晋唐大家媲美。但是，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和艺术评判语境中，“人”的重要性远过于“艺”，只有那些德行高尚、人品清贵的艺术家，人们才更愿意接受、赞美和传扬他们的作品。基于这样的逻辑，苏轼、黄庭坚的书法才会被排在像蔡京、蔡卞这样的高手之前，才能当之无愧地成为宋代的文化标识。而这，也正是《寒食帖》被长久地奉为“天下第三行书”的原因所在。

来源：《中国民族》杂志2024年第1期

文：谷卿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副所长

图片来源：中华珍宝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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