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是中华文化的精粹、中国艺术的典型代表。它以汉字为载体，通过具有特殊笔情墨韵的汉字形象的创造，表达书家的情感和审美理想。在世界文明多样化的版图中，书法作为中国的文化标识和典型符号，必将在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进程中大有可为。

书法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园

      中国书法的历史悠久。从纵向看，书法是汉字的主要传播工具，中国文字书写的历史就是中华文化滥觞、昌明的历史。书法对于中国人、中华文化来说至为关键，在人类文明早期就是文字存在的重要形式。就中华文明而言，“黄帝垂裳而天下治”，所有衣冠礼乐制度必赖文字书写而传播。因此，“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文字是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也是文明推广传播的基础和纽带。书法赋予文字以形式，把国家、民族带入新的文明进程。可以说，没有汉字、书法，就没有中华文明的广泛传播。

      而从文明发展的时空维度看，汉字书法对于中华文明的形成发展和广泛传播功莫大焉。书法是艺术，又不仅仅是艺术，它的文化、政治功能远远超过一般的视觉艺术。书法不仅在公共语言工具上对中华民族的发展壮大起到了维系、基石的作用，而且从价值观、精神层面构建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纽带。

      纵观中国书法史，书法是政治的、文化的，也是精神的、心灵的。通过心灵与艺术形式的关联，书法构建了充满生命哲学意味和东方伦理价值观念的东方美学。从汉代开始，书法开启抒情达意、怡悦心灵的审美历程，并走进了大众的生活。此后，一方面受社会生活需求的推动不断发展进化——从汉代隶书、草书、行书，到北魏石刻及隋唐行书、楷书形成高峰，中国书法不断发育、成熟，并一花五瓣，演绎出风格各异的众多流派；另一方面，从扬雄对书面语言系统与人心人性的内在联系表述——“书为心画”开始，历代学者文人遵循“有诸内而形诸外”的自然生命规律，对书法形式和人生境界、生命特征的互动关系进行探索、构建，把儒家“内圣外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伦理学说融入了书学和书法审美、书法创作。由此，书法从“形学”走向“心学”，成为人心人性自我观照、内省、修炼的一种精神内修方式，“字如其人”“人书具老”“以文化人”“化成天下”成为书法艺术的最高境界，也成为所有书家的光荣梦想。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我们的先民融中华文明精髓于艺术化的汉字书写，建立了庞大而深邃的书法语言体系和价值评价体系。在其建构中，他们又将个人顽强的生命相砥砺，片片心羽化为透亮的笔墨意象。形式层面，计白当黑、阴阳向背，和而不同、违而不犯；精神层面，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大到恢宏宇宙之道，小至个人处世哲理，宇宙由此获得另一种形式的诠释，人生由此获得别具风采的演绎。所以在中国艺术中,书法不仅是“艺”，也是“技”,更是与中国人内在生命精神血脉相连的“道”；通过艺术审美，它联结了寻常百姓的日常起居，最终成为凝聚中华民族精神的“大道”，既深受中华文明的哺乳，又反哺中华文明，成风化俗，化成天下，赞天地之化育。书法由此而成为中国人诗意栖居的精神家园，亦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纯艺术书法与实用书法

      中国书法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既是中华文明的“活化石”，也是世界艺术大家庭里很特殊的一员。说它是世界艺术大家庭里的“一员”，表明它拥有世界艺术的共同性，如语言、工具、技术等；说它“很特殊”，是因为它孕育于“实用汉字书写”母体。康德说，纯粹的艺术应该是“无用的”，除了审美的目的，它不受生活的“雇佣”，不直接满足生活实用。中国书法的特殊性，恰恰是在“实用汉字书写”母体里，孕育出了具有世界艺术共同性的超越实用工具的纯艺术属性，既受实用生活“雇佣”、满足生活实用需求，又凤凰涅槃，在艺术审美的烈火中出化为一只金灿灿的艺术金凤凰。

      纯艺术的书法和实用书法是合二为一的。中国书法史上发展出了最具抒情性、最具抽象艺术特征的草书。其最初产生就是因为实用需要，正如赵壹《非草书》里所说：“盖秦之末，刑峻网密，官书烦冗，战攻并作，军书交驰，羽檄纷飞，故为隶草，趋急速耳”，它是由战争和繁忙的公务所催生的。王羲之传世草书名帖《十七帖》都是和朋友吊寒问疾的手札，本非“为艺术而艺术”。因此在近世碑学兴起之前，实用书写和艺术书写是完全合一的。所有艺术书写都建立在实用自然书写的基础上，字体因实用需要而不断演变，风格因实用的自然书写而不断丰富。

      作为清代中后期崛起的书学流派，“碑学”带动了历史、文献、考古研究等，催生了书法的变革。作为书法的艺术学派，“碑学”的特点是试图突破“实用自然书写”，通过特殊的运笔手法表现特殊的书法样态。这是一种独立于实用书写之外的“另类”艺术创造，是对书法形式的“再创造”。它所追求的“秦碑汉韵”不是原来的书丹墨迹所赋予的，而是后代书家从经过千年风雨侵蚀而形成的斑斑驳驳、浑厚朴茂的石刻书法残损形象里感悟、提炼、想象、创造的。一言以蔽之，它不是直接的顺应笔性的自然书写所能创造出来的，它是人为的、带着艺术理想有意识的追求塑造的。这种书法的趣味，从其本义来说，是超越实用的，属于纯艺术。

      纯艺术的“碑学”创造性拓展，从其诞生之日起，就被汉字实用书写巨大的包容性所吸摄，完全纳入了实用书写体系。所以从历史上看，所谓的“实用书写”和“艺术书法”从来都是一体的。没有不可以用之于实用的艺术书法，也没有不具艺术性的纯实用书写。“实用”和“艺术”是书法的孪生姐妹，始终连体不能分离；形式上双栖并叠，同进并生；精神上互相涵容，不可偏废。这就是中国书法艺术的特殊之处。“碑学”对于书法的拓展，在形式语言层面成就卓著，开辟了书法艺术的新天地。但这仅仅是在“艺”的层面，书法有更丰厚的人文底蕴、内涵和理想。

书法的价值观念

      书法从远古走来，跨越时空，连接古今，沉淀着深沉的历史内容，如崇古、求新、重德等。这些都体现在书法批评上，即历史、美学、道德三重标准的结构演绎。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构成了人类文明的丰富性。中国书法有它的历史延续，也有它的“当代合法身份”，永远不存在“过时”的问题。

      中华民族崇德尚义，倡导“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遇到困难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团结一心，共克时艰。书法的“崇古”“重德”等，都与中华民族共同的价值观念紧密相连。

      作为文明的“工具”和“载体”，书法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已把中华文化精神融入到筋脉百骸。书法要“摹古”，因为文化要传承；书法要“求变”，因为文化要发展；书法要“崇德”，因为社会的共同福祉需要个人的参与付出。书法从临帖开始，通过心追手摹，把人引上文明之路，通过视觉、文化的传递，引导人向善向上，变化气质、陶冶性灵，最后抵达人性“彼岸”。书法以文化人，通过历史、美学、道德三个评价杠杆，参天地之化育。在现代，这应该仍然不失为一种人生价值引导。

书法的新时代新使命

      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国书法事业迎来了新的历史时期。

      2001年，教育部出台《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提出，在义务教育阶段的语文、艺术、美术课中要加强写字教学，强调了写字教学的重要性。2002年，《教育部关于在中小学加强写字教学的若干意见》指出，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写字教学应该加强，不应削弱。

      2006年，中办国办印发《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强调在有条件的小学开设书法课、绘画、传统工艺等课程。

      2007年，中国书画等级考试在国内全面启动，这在中国书法教育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2011年，教育部印发《关于中小学开展书法教育的意见》，强调在义务教育阶段语文课程中，按照课程标准要求开展书法教育。

      2013年，教育部下发《中小学书法教育指导纲要》，将书法教育纳入中小学教学体系。

      2014年“六一”儿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市海淀区民族小学考察时指出：“中国字是中国文化传承的标志，书法课必须坚持。”

      2017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切实把包括书法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作列入重要日程。

      2022年9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发布《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书法和美术并列，成为新版目录“艺术学”下一级学科……

      近年来，书法教育尤其是高等书法教育发展迅猛，成效显著。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招收书法专业本科的大学已近150所，加上招收硕士生博士生的大学，设有书法专业的大学已超过200所。书法列入全日制本科、研究生大学专业招生目录，意味着书法艺术人才培养将长期稳定规范地进入我国高等艺术教育，每年会有大批高素质专业人才走出校门。书法艺术事业的社会基础得到源源不断的补充，越来越丰厚。

      书法艺术是中华文化的常青树。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用心用力用情把中国书法传承好发展好，通过书法讲好中华民族故事，助力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书法，古老的翰墨精灵，必将在新时代翱翔展翅，凌霄高飞。

来源：《中国民族》杂志2024年第3期

文：郑晓华 石壹

作者郑晓华为中国书协原分党组副书记、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郑州大学书法学院院长；

石壹为中国人民大学美术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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