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岁月里，分布在天山南北广袤大地上的9542处历史文化遗存，充分展现了古代新疆同中原及祖国其他地区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的历史事实，是中华各民族共同开拓辽阔疆域、共同书写悠久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民族精神的重要实物见证，是底蕴深厚、生命力强大的中华文明标识。

地理环境与文化形态

      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而始终保持强大的生命力，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人民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以及中华文化强大的凝聚力和不断吐故纳新的博大胸襟。而特定的地理条件，则为中华文明的诞育形成、发展壮大提供了环境支撑。

      新疆地处欧亚大陆中心，从地形特点来看，山脉与盆地相间排列，盆地被高山环抱。北部的阿尔泰山、南部的昆仑山以及横亘中部的天山，两两环抱着准噶尔盆地和塔里木盆地，俗称“三山夹两盆”。习惯上，人们称天山以南为“南疆”，天山以北为“北疆”。

      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造就了复杂多样的地形地貌，也决定了经济文化形态和社会发展的多样性。新疆面积广大，但多为沙漠、戈壁、裸岩、高山等地貌。一方面，高大的山脉山峰将地理空间分割，成为古时阻隔人们交往交流的天然屏障；另一方面，高山融雪充足的水源保障和山间自然形成的垭口和谷地，又成为了人类文明生存发展和古代人群迁徙、交流的重要通道。

      大约距今250万年前，青藏高原抬升，帕米尔高原隆起，北向与天山山脉相接，形成天然的包围，阻挡了水汽的进入，使南北疆分布面积巨大的戈壁与沙漠，高大的山脉成为天然的“水塔”，最终形成了南疆绿洲文化与北疆游牧文化交错共存的格局，也逐步产生了原始简单的经济、贸易形态。受此地理环境影响，新疆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具有天然的东向性，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成为了多元文化的融汇之地。

史前时期人群迁徙与文化交流

      与我国其他地区百万年前就有人类活动历史相比，新疆已知的遗存较少，时代也较晚。目前考古发现新疆最早的人类活动遗存是阿勒泰地区吉木乃县旧石器时代中晚期洞穴遗存——通天洞遗址，年代距今4.5万年之前。大量勒瓦娄哇技术生产的石制品，证实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该区域即是欧亚大陆东西方人群迁徙和文化交流的节点。

      最新的研究成果表明，除已发现的莫斯特、石叶等细石器技术之外，还在阿勒泰山南麓、天山南北两麓和昆仑山南麓的帕米尔高原发现了典型的石核石片技术。这为寻找更早的旧石器文化，追溯早期人类迁徙扩散提供了新线索。

      距今 11000 年直至青铜时代，在新疆一些主要河流的两岸出现了细石器文化遗存。有证据表明，至少在距今11000年左右，天山东端的细石器技术与我国华北及东北亚地区细石器技术存在密切联系。细石器遗存的发现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自旧石器时代晚期开始，生活在新疆的远古人群长期保持着以狩猎、采集为主的经济方式，并未出现以定居农业、家庭饲养、陶器制作为主要特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约在公元前2500 年左右，新疆步入了青铜文明阶段。大致在公元前1000 年左右，新疆进入了铁器时代。在这漫长的时期，新疆文化面貌的变迁与两次人群大规模迁徙密切相关，一次是公元前2 千纪初内陆欧亚东西部人群的相向迁徙，另一次是公元前2 世纪左右亚欧游牧人群的大迁徙。两次大迁徙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也影响了新疆的史前文化面貌。阿勒泰切木尔切克墓地，若羌小河墓地、古墓沟墓地，哈密天山北路墓地等，可视为新疆早期青铜时代文化的典型代表。这些墓葬的基本形制、葬式葬俗以及出土随葬品显示，切木尔切克文化与黑海地区的颜那亚文化以及米努辛斯克盆地的阿凡纳谢沃文化可能存在联系；小河墓地与古墓沟墓地独具特色；天山北路墓地则与我国甘青地区同时期文化接近。这些发现一方面展现了早期人群迁徙与文化交流的复杂面貌，也反映出这些文化在传入新疆后，为适应当地当时的自然环境而发生的一些改变。青铜时代晚期，以巴里坤海子沿遗址、尼勒克吉仁台沟口遗址为代表的遗存表明，人群的迁徙与交流更加频繁；甘青地区新石器时代繁盛的彩陶文化广泛传播，影响至天山南北两麓，大型聚落形态逐渐完善；东亚起源的黍、粟等农作物与西亚地区起源的大小麦等禾本作物在新疆多个遗址中有所发现；高等级墓葬开始出现，反映了社会结构的逐渐复杂化。

      进入铁器时代之后，随着秦国的崛起与统一历史进程的发展，引发了东亚游牧人群的逐渐西迁，此过程一直持续至公元2世纪左右匈奴的西迁。原居住于蒙古高原与甘青地区的游牧人群大量进入，使新疆文化面貌受甘青地区的影响进一步扩大，与中原地区的联系更为密切，同时逐渐形成了游牧与绿洲定居农业交错并存的格局。哈密焉不拉克墓地、吐鲁番洋海墓地等大量墓葬材料，都反映了原盛行于甘青地区的彩陶文化在新疆得以延续。轮台县奎玉克协海尔古城的发掘则表明，至迟在公元前550年左右塔里木盆地周沿已出现定居城市形态。这时期可能已经混合种植粟、黍、小麦等农作物，但总体说来各地的经济形态仍然相对单一且不发达。直到汉代以后，情况才有了根本转变。

      此外，在托克逊阿拉沟、玛纳斯等地墓葬中出土有来自中原地区的丝织品、漆器、铜镜等遗物，印证了新疆与中原地区的密切联系。同样在中原也有专为北方游牧人群制作器物的工匠，如1999年西安北郊北康村发现的战国铸铜工匠墓出土了一件鹿纹牌饰陶范，类似制品在北方草原和新疆多有发现。窥斑见豹，由此可以看出古代中国各地文化交流交融的广泛以及新疆地区的桥梁纽带作用。

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进程中的文化认同

      公元前60年，汉王朝设西域都护府作为管理西域的最高军政机构，标志着新疆地区已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新疆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以及与国内其他区域密切的社会经济联系，都通过考古遗存得到了充分体现。

      国家认同最直接反映在历朝历代中央政府对新疆地区的有效管辖与治理上。西汉在乌垒首建西域都护府，开创了中央王朝管辖治理西域的先河。经过几代考古工作者的不断努力，西域都护府治所遗址的探寻逐步深入，由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北京大学联合开展的“两汉军政设置考古”工作取得重要进展。轮台县奎玉克协海尔古城遗址的考古发掘表明，春秋时期塔里木盆地已经发展出城邦形态，为后来国家管理西域奠定了基础。在汉晋时期的卓尔库特古城，发现了新疆目前古城址内单体规模最大的房址，被确定为汉晋时期高等级城镇遗址。随着国家管理能力的提升，西汉后期，西域都护府由乌垒西迁至龟兹它乾城。考古发掘和出土遗物表明，新和县乌什喀特古城为它乾城所在。

      以西域都护府为核心，包括城镇、屯田和军事防御设施在内的军政建置体系也在西域地区逐步建立和完善。交河故城、高昌故城汉代遗存，丰富了我们对戊己校尉与高昌壁的认识。入选2019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石城子遗址，出土了大量汉式筒瓦与瓦当，并发现有烧制的窑址，反映了中原建筑技术、建筑制度已在天山北麓推广。新疆地区从汉代至清代的烽燧、戍堡、驿传、卡伦等的构建严格遵循边防制度，是长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长城体系在新疆的建立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和政令的通达，是国家行使主权的重要标识。入选2021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的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即是新疆众多长城资源之一。

      汉及其后的历代中央王朝均在西域设置军政管理机构，如魏晋西域长史府，唐安西都护府、北庭都护府，元尚书行省，明哈密卫，清伊犁将军府等。若羌县楼兰故城、新和县通古斯巴西故城、吉木萨尔县北庭故城、霍城县惠远古城等重点遗址的调查与发掘，可以与上述重要机构设置相对应。从这些遗址来看，中央政府对新疆的有效治理促进了地方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也推动了文化繁荣进步。由此也可以看到，统一多民族国家认同、中华文化认同始终是新疆历史的主流。

      公元前139年张骞出使西域，代表官方正式开通了著名的丝绸之路。由于国家力量的保障，丝绸之路的开辟在增进东西方交往交流的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西域社会生产、经济、贸易和文化的发展进步。以楼兰为例，该区域在西汉以前以大量的细石器遗存为主，表明当时的人群仍然处在简单的狩猎采集阶段。丝路开通之后，从各地来的戍卒卫士也从事开垦耕作和其他生产活动。先进的生产技术由此被带入西域，极大改进和提升了当地社会生产力，大麦、小麦、粟、黍等农作物大量种植，灌溉技术应用于农业生产。

      随着丝绸之路中段由南北两道逐渐发展为北中南三道，进一步促进了沿线城镇的发展，并带动了周边区域的繁荣。哈密拉甫却克古城，吐鲁番交河故城、高昌故城，奇台唐朝墩古城，博乐达勒特古城，库尔勒玉孜干古城，巴楚托库孜萨莱古城以及喀什汗诺依古城等一批考古发掘的重要城址，都是丝路沿线不同时期的重点城镇旧址。这些城址及周边出土的遗物，反映出古代丝绸之路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的繁盛。

      文化认同是最深层的认同，也是国家认同的重要基石。新疆古代先民对中原文化的认同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最突出体现于语言文字和丧葬习俗两个方面。

      文字不仅是国家行政管理的必要工具，也是文化认同的重要基础。新疆历史上曾经使用过多种语言文字，如佉卢文、婆罗迷文、于阗文、粟特文、突厥文、回鹘文、蒙古文、察合台文、满文等，而只有汉文字长期作为官方主要文字和维系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纽带。尼雅遗址出土的《仓颉篇》汉简残文、库车出土的《千字文》、楼兰出土的《急就篇》等，表明新疆从汉代起就推行全国通用的识字课本。阿斯塔那墓葬中出土的《尚书》《毛诗郑笺》《礼记》《孝经》等抄本残卷，证实汉语文学习已成为西域各族人民的日常生活内容。楼兰遗址、尼雅墓地出土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延年益寿”“长寿明光”等珍贵丝织品，均是中原官造织物，铭文为中原流行吉祥用语，充分体现了西域古代城邦居民对中原文化的深层认同。

      丧葬习俗反映了人们的信仰情况和社会结构形式。汉代以前，新疆地区普遍流行多人葬和扰乱葬，基本不见葬具，或仅在死者身下铺一苇席或木板，随葬品极其匮乏。汉代以后，当地不仅开始流行单人葬或夫妻合葬墓，更出现了汉式的箱式木棺。在罗布泊、塔里木盆地周沿，还曾发现有彩绘木棺。随葬品也日益丰富，不少高等级墓葬中常随葬有铜镜、丝织品等直接来自中原的物品。魏晋以后，在哈密拉甫却克，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交河沟西，楼兰、库车以及焉耆等地区发现了大量采用汉式墓葬形制的洞室墓、砖室墓和斜坡墓道墓。丧葬形式的变化，充分说明当时西域居民对中原文化认同的不断加深。

宗教文化的多元共生与交流互鉴

      作为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门户，新疆是我国早期接触外来文化并使之本土化的重要地区之一。这种接触与转化过程直接反映在各类宗教遗存上。

      从古至今，新疆至少流传过7种宗教。哈密亚尔墓地、吐鲁番洋海墓地都曾发现有身系铜铃的巫师，有研究表明小河墓地出土的麻黄也与通灵有关。这些发现反映了原始萨满信仰的一些信息。至迟在公元前4世纪，起源于伊朗高原的祆教进入新疆地区，吐鲁番、新源等地出土的青铜双兽铜盘、青铜走兽祭台是祆教传入中国的早期实物证据。这些祭台形制与中亚、西亚并不完全相同，已经带有了新疆地方色彩，反映出初步中国化的倾向。吐鲁番、焉耆、库车、吉木萨尔等处发掘的祆教徒纳骨器形式上保留了祆教的某些要素，但比照魏晋隋唐时期相关记载就可以发现，包括丧葬习俗、宗教活动场所样式等都已经发生了较多改变，其中的中华文化元素逐渐增多。

      佛教遗迹是新疆现存数量最大、种类最多的宗教遗存，主要包括地面佛寺和石窟建筑两大类，已发掘遗址有丹丹乌里克遗址、达玛沟佛寺、苏巴什佛寺、七个星佛寺、白杨沟佛寺、莫尔寺、北庭西大寺、克孜尔石窟和吐峪沟石窟等。这些分布在天山南北戈壁山崖的寺院与洞窟，充分展现了古代佛教的繁盛。值得注意的是，新疆不同区域的佛教建筑、佛教艺术虽然互有联系，但各具地方特色，反映出各地方人群的智慧和创造力。

      随着回鹘西迁，摩尼教传入新疆。高昌故城曾出土摩尼教壁画，柏孜克里克、胜金口、吐峪沟遗址也发现有摩尼教洞窟。景教也是公元9世纪回鹘西迁后流行于新疆的一种宗教，吐鲁番高昌故城景教堂、西旁景教寺院遗址、霍城地区景教墓顶石、奇台唐朝墩古城景教壁画的发现，可以勾勒出景教在新疆的传播脉络。公元10世纪，喀喇汗王朝的萨图克·博格拉汗皈依伊斯兰教，开启了新疆伊斯兰信仰的前奏。摩尼教、景教的壁画、写本，乃至于秃黑鲁·歪思汗麻札、哈密回王墓等伊斯兰教建筑，都可以看到致力于宗教中国本土化的趋向，这也是外来文化适应中国的必然选择。

      自古以来多种宗教之所以能在新疆并存，根本就在于当地各民族遵行和睦和谐、开放包容的中华文化理念。

      由于特殊的地理区位，历史上新疆的人群往来、文化交流尤为频繁，因而造就了多姿多彩的面貌。自古以来，新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分布上交错杂居，经济上相互依存，文化上兼收并蓄，情感上相互亲近，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为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壮大、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述往思来，我们要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一步充分挖掘和有效运用新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考古实物、文化遗存，正确认识新疆历史特别是民族发展史，讲清楚新疆自古以来就是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和多民族聚居地区，新疆各民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血脉相连、命运与共的重要成员，中华文明是新疆各民族文化的根脉所在，深入研究阐释其所昭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不断铸牢中国心、中华魂。

来源：《中国民族》杂志2023年第5期

文：徐锐军

作者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书记、副厅长，自治区文博院党组书记

李文瑛

作者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

党志豪

作者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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