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是拥有近千年历史的古驿站,明清时期则为“九省御路”进出京要道上的重镇;
这里是西山永定河文化带重要节点,自古以来就是华北平原、太行山东麓永定河以西商贾客旅的汇集之处;
这里是中国工人运动的起点,“二七”大罢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主要策源地,被誉为“北方的红星”……
这里,就是位于北京市丰台区西南部的长辛店。
长辛店二七纪念馆 视觉中国供图
九省御道 商贸繁盛
明《熹宗实录》记载:“天启元年(1621年),御史李日宣议:于都门抵良乡界五十里,设长店、大井、柳巷(六里桥)等处。每五里设墩堡,宿兵十人,每有窃发协力救出。”在明代,长店与新店是两个相邻很近的村落,一南一北。随着往来人口日益增多,酒肆店铺摊棚林立,天长日久两个村落逐渐连成一片,呈现出空前繁荣景象。明清时期,这里是京官出京和外埠官吏进京的歇脚之地。商家每天往街上泼水,防止尘土飞扬,因此人们就称赞这里的环境卫生“常新”,后来“常新店”逐渐演化为“长辛店”。
历史上,长辛店是北京的西南大门,地处卢沟桥的前一站,属于进出北京的咽喉地带。明代文学家蒋一葵所著的《长安客话》,记叙了当时长辛店的场景:“中宫络绎驰丹毂,侯伯新封就土疆,车马常百计,夫皂不可量,即索旗帜引,仍求鼓吹扬,武夫排道难,尘埃蔽穹苍……”
清代,长辛店商铺林立,逐渐形成商贸繁华地段“五里长街”。雍正年间,铺设了广安门至卢沟桥、长辛店的石路,时人称之为“九省御道”。其御制碑文记载,“周道如抵,其直如矢,是以达天下。……天下十八省所以朝觐、谒选、计偕、工贾来者,莫不遵路于兹”。
清末,随着西学东渐,长辛店因独特的地理位置而成为清政府进行改革尝试的首选之地。1897年,清政府开始修筑卢沟桥至保定的铁路,动工之初在卢沟桥附近建立了邮传部卢保铁路机车厂。1901年,法国与比利时联合经营修筑京汉铁路,在长辛店建立了京汉铁路长辛店机厂,主要任务是为京汉铁路全线修理机车以及客货车辆,工人约有800余人。
建立工厂和铺设铁路改变了长辛店原有的街市面貌,极大地推动了其城镇建设。它也成为京汉铁路北段修成、存车及材料蓄积之地,工商业得以迅速发展。清宣统元年(1909年),长辛店设立商务分会,入会商号30家。1928年,商店达到204家,另有织布厂7家。1937年前的商业有土产粮油、广货、杂货、绸布、饭馆、旅栈等18个行业。这一时期,长辛店所流通的商品种类繁多。其中,洋广杂货多购自天津,由铁路运至丰台,再用大车及人力车运至长辛店。煤炭多购自坨里或门头沟,由铁路或牲驮输送。此外,长辛店还有造砖厂一处,所造红砖颇精,又有制油业者,出产花生油及饼者甚多。
2024年6月,施工人员在长辛店大街挖出了早年间的石板路。经文物部门鉴定,其石板路面符合清代所修石道特征,是京西古道体系中的独特遗存,具有非常高的文物价值和研究价值。
南北长约2.5公里的大街作为长辛店的交通主轴沿用至今,延续着古镇的形态空间。
近年来,作为北京城市更新重点街区的长辛店老镇,成为全市率先实施区域综合性城市更新的地区,《北京丰台区长辛店老镇FT00-4011街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街区层面)(2020年—2035年)》明确,要划定文物、历史建筑、历史街巷、地下埋藏遗址、碑刻、古树名木6类物质文化保护要素,并针对各项要素提出保护利用要求。
文化荟萃 多元融合
建筑犹如一部石头史书,见证着历史变迁。长辛店面积虽不大,却拥有镇岗塔、火神庙、清真寺、天主教堂、福生寺、娘娘宫等众多历史古迹,充分体现了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以及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互鉴。
镇岗塔位于长辛店乡云岗村,始建于金代。塔身布满了精美的砖雕花饰,其拱眼壁上有密布的佛龛,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那些砖制的浮雕佛像,面目表情形态不一,有的慈眉善目,有的端庄凝神,有的两手上举,有的双手合十,神态逼真,栩栩如生。
火神庙位于长辛店大街中间,坐东朝西,其最初的建筑年代已无从考证。庙的山门是砖砌仿木结构,拱券门三间,封护檐,歇山调大脊,筒瓦。门额刻有“敕建延祚善庆宫”石匾,雕二龙戏珠。天王殿三间,整座庙宇保存完整,属于明末清初的风格。旧时,这里的香火极盛。每逢阴历四月初八,附近老百姓都到庙内烧香祈祷,希望得到火德真君的保佑。届时,这里就会聚集很多售卖鞭炮的商贩,后来发展成为大的市集“火神庙会”。附近十里八村的高跷、舞狮、旱船、抖空竹、太平鼓、少林会等民间社团也都在这一天赶来,亮出自己的绝活儿。另外,腊月后的市集也很热闹。
清真寺位于长辛店大街北端,建于清代,现存补拜堂三间和勾连搭带、重檐攒尖、周有回廊的六角班克亭一座。亭顶的第一层为大式硬山调大脊,黑筒瓦,大吻曲卷;第二层为卷棚顶,箍头脊。亭底部为须弥座,是寺内颇有特色的建筑。
娘娘宫位于长辛店大街中部,是一座坐西朝东的清代古庙,临街曾有高大的门楼,里面是宽敞的大院。旧时的农历四月初九至十一的庙会期间,这里香火很盛,人们进香求子,捐钱唱戏。民国时期,北京城内的学生将新式话剧等带到长辛店在工人中进行宣传,娘娘庙成为了新文化新思想的传播地。
长辛店还有不少外国人居住,比如法国人和比利时人等。他们到天主教堂礼拜,也是当地的一个寻常景象。
北方红星 彪炳史册
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发展历程中,长辛店工人运动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阶级相结合的典范,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锻炼了干部,被称为中国北方工人运动的摇篮。如今,长辛店还保存着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旧址、工人夜班通俗学校旧址、劳动补习学校旧址、工人俱乐部旧址等一批红色革命旧址。长辛店工人运动无论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中国共产党创建史还是中国工人运动史上,都具有十分重要而特殊的地位。
在北京长辛店二七纪念馆举办的“北方的红星——长辛店与中国工人运动专题展” 视觉中国供图
1918年,为学习西方先进思想和科学技术,华法教育会蔡元培、李石曾等人在长辛店创立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当时,蔡和森、李富春、何长工等都曾是预备班的学员。预备班实行半工半读,学习的主要内容是法文和工业生产技能。当时,毛泽东担任湖南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负责人,他在1918年冬和1919年3月先后两次来到这里看望湖南籍的学员。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深远意义。
1920年10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培养工人运动骨干,决定以办学校的形式来影响工人、吸引工人,并以此作为工作的据点和组织工人的纽带。同年11月,邓中夏在长辛店创办《劳动音》杂志,仅仅一个多月后,这份周刊每期销售2000余册,长辛店近3000名铁路工人几乎人手一册。经过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充分周密的准备,1921年1月长辛店工人劳动补习学校正式成立,学校设置两个班,“日班是铁路工人的子弟,夜班是工人……大多数是青年工人。”日班学生主要学习小学文化课,工人在夜间学习文化科学知识、工业技能等。此外,学校还特别注重阶级教育,积极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劳动补习学校培养出了一批工人骨干,为后来开展工人运动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1921年“五一”劳动节,长辛店爆发了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次有组织的工人群众示威游行活动。在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精心组织下,上千名来自北京、天津、保定的工人一大早就在长辛店的娘娘宫聚集。北京大学的代表人士也来到现场,参加了这次游行。
游行大会上,劳动补习学校的工人们演唱了自编的《五一纪念歌》,其中唱到:“美哉自由,世界明星,拼吾热血,为他牺牲。要把强权制度一切扫除尽,记住五月一日之良辰。红旗飞舞,走上光明之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不分贫富贵贱责任惟互助。愿大家努力齐进取。”工人们手举写有各种标语的小旗,高呼“增加工资”“缩短工时”“劳动万岁,五一节万岁”等口号,并散发了《五月一日》《工人胜利》等宣传册和传单。
这次大游行是中国工人第一次庆祝“五一”的活动,被邓中夏视为“中国空前未有的真正的工人群众的示威游行”,对以后的中国工人运动起到了燎原之火的作用,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的觉醒,表明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团结。游行大会上成立的长辛店工会,是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第一个具有现代意义、代表工人意愿的组织,是工人组织起来伸张正义的组织,显示了工人阶级的革命力量。随后,中共北方区委在长辛店铁路工人中发展了史文彬等一批党员,成立了党小组。1922年4月,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成立。1922年8月长辛店机车厂建立党支部,史文彬任支部书记。1923年,长辛店铁路工人开展“二七”大罢工,在我国工人运动和工会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为纪念京汉铁路“二七”工人运动100周年,《不朽的丰碑》邮资明信片首发 中新社 贾天勇/摄
在“七七”事变发生之前,中共地下北平市委进行了很多宣传鼓动工作,派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到基层宣传抗日的道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学生来到长辛店机车厂组织工人参加进步文化活动,进行抗日宣传。后来,长辛店秘密建立了抗日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卢沟桥事变发生后,长辛店工人迅速投入到支前斗争中,组织战地服务团支援抗战,有力地支援了前线。
时光荏苒,岁月不居。进入新时代,长辛店把生态文化、民俗文化、红色文化等融合起来,走出了独具特色的发展道路。通过挖掘千年老镇悠久历史,传承老镇革命基因、人文基因、商业基因,建设以文化为核心驱动,融合历史与现代、传统与科技,留住乡愁、面向未来的文化复兴地区,着力打造集住宅、商业、文化于一体的片区类城市更新项目,实现“老镇常新”。
长辛店在规划中延续老镇历史脉络,整体打造“一轴、三坊、六巷、十景”的空间布局,串联一条长辛店大街、三坊产业空间、六条主题商业街、十项历史与民俗景观,浓缩时代记忆,开启未来生活。同时,构建“旅游消费+文化创意+公共艺术+智能科技”四位一体的产业结构,加速产业生态系统的构建,助力产业健康发展。
如今,长辛店的街区更新不仅提供了历史与现实的连接平台,更是民族文化、民俗景观、民众生活的有机融合,是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生动实践,也是各民族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形象。
来源:《中国民族》杂志2024年第8期
文:任超
作者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责编:金向德
流程制作:高宁(见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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