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瀚的历史星空之上，北京这座拥有着3000多年建城史与870年建都史的古都，闪耀着无数大国工匠营造城市的记忆，又有诸多文化圣手妙笔华章与这座城市相得益彰，赓续着中华文明的基因血脉。

       而与北京源远流长的古都文化、丰富厚重的红色文化、蓬勃兴起的创新文化交相辉映的京味文化，以其包容开放、海纳百川的丰厚内涵，鲜明展示出首都风范、古都风韵、时代风貌，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标识之一。

       所谓“京味”，作为一种文学风格，其源头可以追溯到曹雪芹用北京话作为文学语言写作的《红楼梦》。而真正烹炼点化、发扬光大的是现当代作家老舍。后来，又被更多生活在北京的作家继往开来、不断创新。20世纪80年代，“京味”在文学研究中被建构起来。

       作为一种文学传统，京味文学特色主要体现在北京作家、作品所反映的，诸如古都景象与市井风光，尤其是百年来最为经典的城市景观；民俗民风及乡土人情，被视作古都深厚独特的文化底色；各式各样的京籍人物，他们揭示了社会与人生某种真谛的命运；京腔京调与京韵京声等语言元素，作为小说等文学作品中最显要的层面；而“京味”的精神内核，最终指向一种独属于北京的思想文化品格。

       无疑，京味文学是标明北京城市文化性格的一个符号。但老舍，还不足以用京味文学来诠注。作为20世纪中国文坛上独树一帜的文学家、戏剧家，作为久久为广大人民所怀念的文学巨匠，他的灵魂与他的作品一道，熔烁于中华文化，不朽于历史长河。

老舍雕像 视觉中国供图

忧思自省：从旧京旗人到家国情怀

       老舍，姓舒，本名庆春，字舍予，一生写作所使用的主要笔名为老舍。他出生于1899年，父亲是京师满洲正红旗属下的一名护军甲兵，其岗位常常是在京师城门的周围。1900年8月，由西方列强组成的“八国联军”入侵京师，主持朝政的西太后挟光绪帝仓皇西逃，清军、义和团与八国联军展开激战。老舍父亲的阵地在正阳门，老式抬枪抵不过侵略军的烧夷弹，城门失守后队伍撤离，他身负重伤，在艰难爬向自己家的途中牺牲。这一年老舍方才一岁多，后来母亲常给他讲起清末往事。在老舍写于1943年的文章《我的母亲》中说：“皇上跑了，丈夫死了，鬼子来了，满城是血光火焰，可是母亲不怕，她要在刺刀下，饥荒中，保护着儿女。”父亲殉国，母亲保家，反帝爱国几乎是老舍与生俱来的情愫。

       借助善心人的帮扶，童年老舍进了学堂。未足19岁，他便从师范学校毕业。进入社会不久，北京城爆发“五四”运动，点燃了青年老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激情。他早年生活于旧京旗人社会，对城市底层人民受侮辱受迫害，包括原来的满洲贵族在辛亥革命之后从人上人到“头朝下”，跌入底层挣扎的命运，是寄予同情以至悲悯的，也产生了把这些苦汁子吐出来的写作念头。当他拿起笔来写小说的时候，一个宏观审视古老东方大国的视角应运而生。

       1924年，经引荐，老舍只身前往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中文教师，在那里连续工作5年。这期间，老舍阅读了大批英法现实主义小说，“昼夜的落在小说阵里”。其中狄更斯的批判现实主义、但丁的《神曲》以及福楼拜、莫泊桑等小说的多样风格，都给他带来很深的影响。期间，他的视野是广阔的，心灵是开放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使他断决了封建文学的桎梏，世界进步文学使他获得新的思想武器，老舍所忧思自省的，不再仅仅是满洲旗人的屈辱，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并将笔触锋芒直指改造国民性的问题。正如他在回国后的作品中所表达的那样：“这次的抗战应当是中华民族的大扫除，一方面须赶走敌人，一方面也该扫除清了自己的垃圾。”这种从精神文化层面反思的态度始终贯穿在他的文学创作中，运用文学对整个民族进行自省。

       在英国期间，老舍写了三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和《二马》。尤其是《二马》，这部标志老舍走向成熟与成功的作品，讲述了来自文明古国的马氏父子，在英国这个早期资本主义国家中饶有意味的生活经历，对中国人和英国人的性格做了精彩的比照，不仅对东方封建主义思想观念的可悲可叹予以深刻揭露，也对西方人特有的顽固种族偏见进行无情嘲弄，而对中国、英国各自民族精神中的优长作了客观评价，堪称振聋发聩，警音辽远。

       老舍对国民性的分析，不仅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现实出发，而且指出这是一种具有历史内涵的精神状态，那些在民族血液中的沉淀物，和漫长的封建专制胶合在一起，正是民族的心灵重荷和国民性弱点的主要病源。而国民性的又一病源，是帝国主义侵略，老舍将忧思与自省引向更深的层面。这在他的不少短篇小说，如《断魂枪》《老字号》等，也作了形象的挖掘。中国现代文坛自鲁迅之后，老舍是又一位锲而不舍地批判国民劣根性的作家，由满洲旗人的命运贯通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不是以若无其事的神态戏谑人物的卑怯灵魂，而是时常发出震颤人心的呼号。

国家至上：为中华抗争，为中华复兴

       1930年初，老舍结束6年的海外教书写作生涯回到祖国，受聘于济南的私立齐鲁大学，任中文系教授。第二年的“九·一八事变”后，耳闻目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欺凌，老舍陷入对现实的极大愤懑当中。在连续写出长篇小说《大明湖》《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后，“由靠背戏改唱短打”，他放置长篇写作改写中短篇小说，力作《我这一辈子》《月牙儿》等都创作于这个时期。直到1936年辞去教职成为“职业写家”，老舍又奉献出长篇小说《骆驼祥子》，与茅盾的《子夜》和巴金的《家》共同托起中国现代长篇小说艺术的巍峨拱顶。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中华全民抗战开始，老舍的创作重心发生转变：“作者这颗心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安坦闲适了。炮火和血肉使他愤怒，使他要挺起脊骨，喊出更重大粗壮的声音，他必须写战争。”在写于1940年底的《三年写作自述中》，老舍回望了这个转变，还坚定地说：“文艺不能，绝对不能，装聋卖傻！”像一名战士，他投身抗战写作。

       1938年“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集结其中的各派别文艺家共同推选老舍为总负责人，连选连任，直至抗日战争胜利。期间，老舍认为戏剧和曲艺对于动员全民抗战更直接更鼓舞人，因而以笔为枪，写了包括鼓词、京戏、相声、歌词等宣传抗战的作品，如山东大鼓《卢沟晓月》、相声《卢沟桥战役》、唱词《打小日本》《骂汪精卫》等，完成长篇小说《四世同堂》第一、二部，中短篇小说集和长诗集，还创作了多部话剧，如《国家至上》《大地龙蛇》。

       当时老舍的一个回族朋友也是教授，请老舍写一出戏。他应允并与另一位剧作家合作，二人一致愿望，是写出一部宣传回族群众爱国救国、宣传中华全民团结抗战的好戏。《国家至上》的主人公张老师，是生活在北方乡镇里的一位回族老拳师，他有一身过人的武功，也有一颗拳拳报国之心。虽然曾受到日本侵略军的挑拨，但他后来在战斗中猛然醒悟，中国各民族同胞要团结一心，共同对敌。抗战期间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强化的时期，老舍的创作张扬“国家至上”“我们都是中国人”和中华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道理，以激励各族人民荣辱与共、生死相依。这部戏上演后，获得广大观众的赞誉。

       《大地龙蛇》表达的是：“我可以教你们看清楚，我们的百姓，而且是汉满蒙回藏各处的百姓，怎样万众一心地打败了敌人！”老舍为此精心安排了一个倒叙场次，让各民族的抗日勇士悉数登场，其中有汉族李汉雄、蒙古族巴颜图、回族穆沙、朝鲜族朴继周及藏族高僧罗桑旺赞等。这些抗日志士齐声高唱豪迈战歌的场景，感人至深：“为中华打仗，不分汉满蒙回藏！为中华复兴，大家永远携手行……”。在《大地龙蛇》末尾一幕，老舍展望了抗战胜利后的20世纪60年代，在中国明媚亮丽的海滨城市青岛，爱好和平的中华各民族代表与东方国际友人们，欢聚一堂，共同庆祝“和平节”。

       老舍在艰苦卓绝的抗战年代葆有着美好的期盼，虽然世界和平一直未能实现，但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各民族生活在一个团结友爱的大家庭的愿望，实现了。

大俗大雅：“百思不得其解”的奥妙

       爱嚼戏的话剧表演艺术家于是之，曾主演过多部老舍创作的话剧和电影，也爱读老舍写的小说。这位北京人艺的资深演员，曾以《茶馆》为例谈过老舍作品的奥妙：老舍作品的魅力到底在哪儿？它没有什么跌宕起伏故事情节吸引人，也没有用低级趣味迎合某些观众。学问大的人看了不觉浅，学问小的人看了也不觉深，就是这么一个戏，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呢？并说对这个问题百思不得其解。

       老舍作品从表面上看去，仿佛完全是偏民族传统的，其实有一种审美错觉。老舍当年在济南齐鲁大学教授《文学概论》课时，谈到文学研究方法，曾讲道：“必须从文学的本身起，拿外部的研究作为参考、以世界文学作为对象，从整个历史的时代中把握文学。”在《我怎样学习语言》一文中，老舍说：“世界上最好的著作差不多也就是文字清浅简炼的著作。”这是他研究了大量世界文学名著后得出的一个结论，并认识到“小说已成为社会的指导者，人生的教科书”，怎样写、写什么，兹事体大，决非一己之乐趣。老舍是在西方进步文学和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两大精神潮流交汇中成长起来的作家，又受到俄国文学和中国革命文学的影响，这都强化了他写作的现实主义力度。经历过“我写我的”一段洪炉点雪的消化吸纳，中国古典文学的、世界级作家的借鉴已深潜于他笔下人物的精神气质和通篇的艺术氛围里，成功地熔铸于完全属于他自己的，同时也是高度民族化的风格之中。文学艺术的“味”是与精神气质、情感认同息息相关的，只有作者能与鲜明的文学语言达成水乳交融，悲天悯人的情怀与神会古今的民族历史交融，才能产生出强烈而独特的审美效果，这种效果又是雅俗共赏的。

       “‘五四’给了我一个新的心灵，也给了我一个新的文学语言。”当老舍决心以写作为职业，他这颗“新的心灵”就回归到了他的出生地北平。在回顾《骆驼祥子》写作时他写道：“我生在北平，那里的人、事、风景、味道，和卖酸梅汤、杏仁茶的吆喝声，我全熟悉。一闭眼我的北平就完整的，像一张色彩鲜明的图画浮立在我的心中。我敢放胆的描画他。他是一条清溪，我每一探手，就摸上条活泼泼的鱼儿来。”为全面体现北平的地方特征，老舍决计用老北京最地道的“京片子”方言系统写作。他要做的，是改造一种深具传统的地方性语言，将方言驯化为文学语言，“把白话的真正香味烧出来”。老舍一生写了15部长篇小说共250万字，有六成的篇幅以北京为地理背景；抗日战争后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几年间，写了14部话剧，12部是在北京发生的故事。这些作品，常常就是用文字烹制出来的热气腾腾的北京方言盛宴。

       在烹炼点化文学语言的艺术实践中，老舍非常注意不照抄生活中的芜杂语言，而每每都要下精选提炼的功夫，“白话的本身不都是金子，得由我们把它们炼成金子”。从生活中找语言，语言就有了根；从字面上找语言，语言就成了点缀。他的绝笔之作《正红旗下》，充分体现了以北京语音为基础的普通话语言风格，嬉笑怒骂一应谈吐，符合广众口语习惯，又淘涤了陋词土语，平易晓白且深刻的格调，显示出作者语言大师的造诣。这也从侧面说明了文学创作的一个真谛：“要想熟用大众的语言写作品，唯有跟大众同命运共生存才能完全做到。”

双向奔赴：现实主义沃土上的诗意绽放

       1949年10月，客居美国的老舍回到故乡，参加新中国建设，也开启了16年话剧创作的高峰时期。

       回北京定居后，老舍购置了东城迺兹府丰盛胡同10号（今丰富胡同19号）一所普通的四合院。出胡同口左拐不远处，就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都剧场。如今，北京人艺院内新建的北京国际戏剧中心及内设的曹禺剧场、人艺小剧场，加上人艺实验剧场和菊隐剧场，共同构成错落有致的专业剧场群。从老舍故居到北京人艺，耸立起了北京乃至中国话剧艺术的文化地标。

       写于1951年的话剧《龙须沟》由“老人艺”首演，获巨大成功，也成为北京人艺现实主义演剧风格的一块基石。之后的《茶馆》则成为中国第一部登上世界舞台的话剧，是老舍与北京人艺双向奔赴、巅峰相遇的经典之作。老舍为北京人艺创作的话剧还有《春华秋实》《红大院》《女店员》等，《骆驼祥子》等小说也被北京人艺改编为话剧。1966年老舍去世后，北京人艺不仅将经典剧目代代重排，还不断创排新戏，如1988年专为老舍创作的话剧《太平湖》，2022年将老舍未完成的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搬上舞台。北京人艺新生代艺术家则将老舍5部短篇小说集合创编成话剧《老舍五则》，自2010年首演到2024年版全新登台，观众再次感受到老舍先生集幽默大师与悲剧大师于一身的艺术创造力，以及其作品历久弥新的生命力。

       老舍成功地将幽默引入小说，温婉睿智的笑声里会掺入泪水，掺入思想解剖力和理智的批判。他的幽默观是建立在理性思考上的，在审视民族精神、批判国民性格的小说中，他用幽默手段多些；而在描写城市贫民悲惨命运的作品中，幽默就有严格的约束。到了话剧《茶馆》，则是用喜剧形式写了悲剧的内容，形成属于他自己，同时也属于整个中华民族的“含泪的笑”。

       北京人艺是中国话剧的根脉所在。老舍、曹禺、郭沫若等大师级剧作，焦菊隐等开创的中国演剧学派，于是之等一代代表演艺术家群体，他们共同塑造了北京人艺的艺术品格，也都将毕生事业融入到所追求的艺术理想之中。正是在这个艺术理想的追求中，我们看到了现实主义沃土上诗的绽放。人们说北京人艺的“北京味”，正是在演出老舍剧作的实践中形成的。在这个理想的光芒中，我们看到了老舍的身影，看到了“人民艺术家”。

       作家最高的爱是爱人民，人民给予作家的奖赏最高莫过于“人民艺术家”。

来源：《中国民族》杂志2024年第12期

文：牛颂

作者为中国民族影视艺术发展促进会艺术总监

责编：张昀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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