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字文》是我国传统蒙学读物之一，作者为南北朝梁代员外散骑侍郎、给事中周兴嗣。当时，按照梁武帝的旨意，从王羲之书法作品中选取了1000个不重复的汉字，命周兴嗣编纂成文。其通篇每四字一句，内容涉及天文、地理、自然、社会、历史等，结构整齐，对仗工整，琅琅上口。《千字文》一经出世，便被梁武帝当作教习诸王识字的模板。唐代张怀瓘《书断》记载：“其始乃梁武教诸王书，令殷铁石于大王书中，搨一千字不重者，每字片字，杂碎无序。武帝召兴嗣，谓曰：‘卿有才思，为我韵之。’兴嗣一夕编缀进上，鬓发皆白，而赏锡甚厚。”

      唐代，由于唐太宗李世民十分喜爱王羲之的书法，《千字文》作为儿童识字类童蒙读物和书法练习模板，在全国广泛流行，并传播到西域地区。吐鲁番阿斯塔那、巴达木等墓葬发现的大量《千字文》习作写本及残片，实证了源自中原的《千字文》在西域的流传。目前，新疆博物馆收藏有4件《千字文》残片。

阿斯塔那古墓群出土《千字文》残卷

阿斯塔那古墓群出土《千字文》残卷

阿斯塔那古墓群出土《千字文》残卷

阿斯塔那古墓群出土《千字文》残卷

      第一件为阿斯塔那151号墓所出《千字文》习字残卷，分为三片，各残存7行、5行、7行，遗憾的是每片均前后缺、上下残损。其书有“鸣凤在树，白驹食场。化被草木，赖及万方。盖此身发，四大五常”数句，文句多有重复，推测为习书。该墓为合葬墓，男尸先葬，有高昌重光元年（620年）汜法济墓表及随葬衣物疏；女尸后葬，本件文书在女尸纸冠上拆出，依据同墓所出唐贞观十八年（644年）残文书可知，其书写年代大致相差不远。

      第二件为阿斯塔那322号墓所出《千字文》，残存10行，前后缺、上下残，写有“日月盈仄”至“浮渭据泾”等句，中多残缺，无重复字。由同墓所出《唐龙朔三年（663年）赵海玖墓志》可知，本件书写年代应不晚于663年。

      第三件为阿斯塔那222号墓所出《千字文》，残存13行，每行均下残，所书“饱饫烹宰”至“徘徊瞻眺”等句，文句无重复。由同墓所出土纪年文书最早为唐咸亨二年（671年）、最晚为武周证圣元年（695年）推断，本件年代应在其间。

      第四件为阿斯塔那 316 号墓所出《唐〈千字文〉残卷》，残存3行，分别存留3个“张”字、5个“寒”字、4个“来”字。此墓出土载初元年（690年）后武周文书，有明确纪年者最晚为天宝十载（751年），此件当不晚于天宝年间。

      现藏吐鲁番市博物馆的《唐景龙四年卜天寿写本 < 论语 > 郑氏注》于 1969 年出土自阿斯塔那363号墓，长538厘米、宽27厘米，是唐景龙四年（710年）西州高昌县宁昌乡厚风里义学生年仅12岁的卜天寿所书写，内容为东汉经学大师郑玄所注《论语》中《八佾》《里仁》《公冶长》三篇以及《为政》“何为则民服”章以下15行。卷末除了一处写有“景龙四年三月一日私学生卜天寿”的题记外，还写有《三台词》《千字文》和其他诗句。令人惊喜的是，这位少年还写下了两首充满童趣的打油诗：“他道侧书易，我道侧书难。侧书还侧读，还须侧眼看。”“写书今日了，先生莫鹹（嫌）池（迟）。明朝是贾（假）日，早放学生归。”《论语》和打油诗获得世人瞩目的同时，卷末书写的一行《千字文》同样备受关注，目前残存“天地玄黄”至“寒来暑往”五句。

      此外，日本龙谷大学也藏有吐鲁番文书《千字文》残片 16 件，其中编号为 3590 号残片存 5 行，最后3行分别有“千字文勅”“员外散”“骑侍郎”等字样。

      值得注意的是，阿斯塔那古墓群出土的大量《千字文》残卷，均为唐代学童习书，有的往往一字重复书写，实证了自贞观至天宝年间周兴嗣所撰《千字文》是西州学童普遍习诵及识字的范本。

      而在吐鲁番巴达木115号墓出土的一件高昌写本《千字文》残卷，其中的文书“叶”字不避唐讳，推测其年代为高昌时期。如这一说法准确无误，说明《千字文》在唐初至迟贞观十四年（640年）唐朝平定麴氏高昌并设立西州之前，已经传到西域地区并广为流行。

      同时，阿斯塔那古墓群出土的西凉建初四年（408年）的《秀才对策文》和北凉时期的《毛诗·关睢序》表明，甘肃河西地区尊崇儒家文化的风尚对吐鲁番等地影响深远。《北史·高昌传》记载，“明帝遣假员外将军赵义等使于嘉。嘉朝贡不绝，由遣使奉表，自以边遐，不习典诰，求借《五经》、诸史，并请国子助教刘燮以为博士。明帝许之。”“（高昌）文字亦同华夏，兼用胡书。有《毛诗》《论语》《孝经》，置学官弟子以相教授。”吐鲁番出土的《诗经》《论语》等儒家典籍写本也证实了此类史籍记载。

      《唐故西州交河县唐君志铭》提及志主唐护祖唐谦、父唐明均为高昌王国的博士，子承父业，具有儒家文学素养，享有“门袭英风，代传文石”的美誉，表明吐鲁番出现了世代任博士的儒学世家，这也是迄今所见关于高昌王国经学博士的重要资料。由此可见，唐朝设立西州前，吐鲁番地区已具有深厚的儒家文化积淀，这为唐朝在西州推行与中原相同的教育制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千字文》出现之前，新疆还出土过《仓颉篇》《急就章》等蒙学读物。而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出土的蒙学教材中，以《千字文》的出土最多，说明它是唐代西州最为流行的官方指定蒙童教学课本，且与中原地区的情形基本一致。此外，据《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所列书目可知，吐鲁番还出土了《回鹘语<千字文>》《回鹘语汉语<千字文>》《<千字文>及回鹘文粟特语——回鹘语词汇对照表》等读物，这表明当时西域各民族都以《千字文》为范本推行蒙学教育。

本文系新疆博物馆馆际课题项目“彰显博物馆力量 深入开展文化润疆工程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文：孙维国

作者为新疆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来源：《中国民族》杂志2023年第5期 

责编：张昀竹 金向德   流程制作：高宁（见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