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胡同与四合院有着悠久的历史，自元代正式建都北京、大规模规划营建大都城起开始形成规模，历经明清时期的承继、发展、完善，形成了具有典型京韵文化特点、集各民族文化元素于一身，凸显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城市空间。

      在北京，胡同既有皇宫、王府、衙署、会馆、名人故居，又有平民院落、仓库、戏院、茶楼、工厂等，这些都反映了北京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变迁。而胡同中四合院的布局形制、色彩装饰、民居形态等都渗透着对礼法制度及传统文化的认同和承继，成为体现城市文化的重要元素。纵横交错的胡同和平排并列的四合院，构成了老北京人的生活空间，是北京城市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合，积淀了胡同和四合院文化的基因与秩序；和顺，蕴含着各族群众在长期互嵌式生活中形成的安适与包容。

北京鼓楼附近胡同里的烟火气 视觉中国供图

各民族文化元素的绵延注入

      北京的“胡同”，与元大都的规划建设同步。元世祖至元四年（1267年），元朝在金中都之北择址新建大都城。其大街小巷即胡同经纬分明，横平竖直，各有定制。《日下旧闻考·京城总纪》引元末冯梦祥《析津志》记载，“大都街制，自南以至于北谓之经，自东至西谓之纬。大街二十四步阔，小街十二步阔，三百八十四火巷、二十九衖通。”这里的“衖通”，就是指胡同，宽为六步。

      明永乐五年(1407年)，明朝在元大都基础上营建北京城，14年后正式迁都北京。自此，北京“四方士民辐辏”“富祚隆庇于京师，万商云集于帝阙”，人口剧增。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明世宗下令增筑外城，形成许多长短不一、形制多样的新胡同。

      1644年，清军入关，清朝定都北京，“大抵承袭元、明之旧”的城市格局。顺治五年(1649年)，汉官汉民迁居南城，内城按方位分给八旗子弟居住。如此，元代以来的胡同定制逐渐突破，胡同数量也大大增加。

      纵观各时期的胡同数量，难以确计，用北京俗语说就是“有名的胡同三千五,无名的胡同赛牛毛”。数百年来，胡同始终犹如血脉联结着京城的大街小市。有些胡同名称世代相沿，或以衙署命名如贡院胡同、惜薪司胡同，或以官衔命名如李阁老胡同、文丞相胡同，承载着厚重的人文底蕴；或以商品、市场等命名，如盆儿胡同、笤帚胡同、麻线胡同、绒线胡同、灯草胡同、草帽胡同等，充满了烟火气与市井味。

      数百年来，有些胡同的空间格局始终未变，如自南向北的南锣鼓巷，是元代昭回坊与靖恭坊的分界巷。巷东昭回坊、巷西靖恭坊依次各有8条东西走向的胡同，清代为满、蒙古等民族贵族住地，分布着炒豆胡同僧格林沁王府、菊儿胡同兵部尚书荣禄宅邸、黑芝麻胡同内务府大臣奎俊宅邸，北兵马司胡同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官邸、帽儿胡同武英殿大学士文煜宅第等。民国时期，这些胡同又成为政要显贵、文人雅士的聚居地。就这样，在历史的更迭与承继中，“一巷十六胡同”空间里烙刻下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深印记。

雾暗楼台百万家

      元代，在大都城的胡同内规划了足够的住宅空间，并以胡同定制限制住宅建筑空间。元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元世祖诏令“旧城居民之迁京城者，以赀高及居职为先，乃定制以八亩为一份，或其地过八亩及力不能作室者，皆不得冒据，听民作室”。迁入大都的富商、官僚、权贵各家优先按蒙古“八亩为一份”旧制划线建宅，“世世居之”。所建宅院，“亦成正方，无参差先后之不齐”，确保了各阶层四合院营造的整齐划一。

      经大规模兴建，大都城胡同布满了四合院建筑群落，《日下旧闻考》引元安南黎崱《都城》诗形容为“云开闾阖三千丈，雾暗楼台百万家”。北京市考古工作队1970年开始发掘以后英房为代表的十余处元代四合院遗址，其占地基本符合“八亩为一份”定制，均为两进院落，前院大后院小，没有倒座房，主要建筑在后院，建筑平面布局呈“工字型”，有东西厢房，各房由工字廊和回廊连接，大门、正房位于轴线上。这些院落建筑带有浓厚的蒙古民族文化元素，也底定了明清北京四合院的基本格局。

      永乐十九年（1421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宫廷、皇族、勋戚、官员、士子、工匠、艺人、庶民等“五方杂处”，规模各异、等级有别的四合院遍布城内的每条胡同。它们承袭了元代的建筑布局、形制等，如大门多与元代轴线前端开门相一致，同时更多融入汉民族文化元素，如以抄手游廊代替正房两侧封闭的围墙，“工”字形平面组成的前堂、穿廊、后寝变为按对称轴布置房屋和院落等，呈现出多元的建筑风格。

      1644年，清政府为解决近30万八旗人口居住问题，实行“旗民分城居住”，“尽圈中东西三城为营地”，由此导致内城与外城居住群体与房屋制式之差异。今宣武门、崇文门外布满汉族官僚文士的私家宅园，邓之诚《骨董琐记》记载了65位名士的住地，大都集中在宣南狭长地区的胡同，名士们毗邻而居。清人震钧《天咫偶闻》说“外城式近南方，庭宇漱隘”。文人雅士们在其住地布设山石花木、亭阁廊榭，并大都取一个风雅斋号，如古藤书屋、芥子园、阅微草堂等，素雅精巧、平中求趣，追求能居能游、能观能思的意境，将江南古朴自然、含蓄淡泊的特质展现于辇毂之下，其宅园成为都城独特的人文景观。纪晓岚就曾在宅院门前亲手栽植一棵紫藤萝，“其荫、其蔓旁引，紫云垂地，香气袭人”。

      而满、蒙古、汉军八旗按旗分方位居于内城，全部继承原有四合院建筑，并加以充实与调整，故规模、质量、气派和数量远胜前朝。《天咫偶闻》记载内城显赫宅第“院落宽阔，屋宇高宏。门或三间，或一间，巍峨华焕。二门以内，必有听事。听事后又有三门，始至上房。听事上房之巨者，至如殿宇。大房东西必有套房，名曰耳房。左右有东西厢，必三间，亦有耳房。或有从二门以内，即回廊相接，直至上房，其式全仿府邸为之。内城诸宅，多明代勋戚之旧。而本朝世家大族，又互相仿效，所以屋宇日华”。由此可知，内城最华贵的当属王公府邸。

      清代，皇子宗亲分封为王，不外出就藩，便在京城赐建府邸而居。康雍乾三朝子孙繁盛，支脉庞大，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主、国公、将军府邸荟萃，有明朝勋戚旧府而整修改建者，有占用民居新建者，基本传承元代四合院的格局及明代的建筑风格，拥有多进院落，设有跨院，形成两路以上的格局。如恭王府，其前身是和珅府邸，建筑布局分府邸和花园两部分，三路轴线各有五进院落，各式建筑群落达30多处。乾隆晚期，垂花门进入王公府邸，随后官员和富商相继效仿；嘉庆以后，四合院大门多开在巽位，“坎宅巽门”格局开始程式化。

      清末，受西洋风尚影响，北京四合院建筑风格出现了西方文化元素，一些王府在原厅堂基址上修建洋楼或安设西式卫生设施，但基本保持了明清型制。进入民国，北京四合院特别是王府依存的政治经济基础不复，除极少数外，多数王府被分割成多个院落，并被不断拆改、添建，部分沦为“大杂院”，居民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并逐渐延伸到胡同中，形成了多民族共居共处的四合院与胡同。   

屋制之美备甲于四方

      经元、明、清三朝的不断承继、发展、完善，北京四合院尽显宜居之美。

      夏仁虎在《旧京琐记》卷一“京中俗尚”中特别赞赏北京居住环境之美说：“京师屋制之美备，甲于四方，以研究数百年，因地因时，皆有格局也。户必南向，廊必深，院必广，正屋必有后窗，故深严而轩朗。大家入门即不露行，以廊多于屋也。夏日，窗以绿色冷布糊之，内施以卷窗，昼卷而夜垂，以通空气。院广以便搭棚，人家有喜庆事，宾客皆集于棚下。正房必有附室，曰套间，亦曰耳房，以为休息及储藏之所。夏凉冬燠，四时皆宜者是矣。”

      邓云乡在《老北京的四合院》中也描述到：“四合院之好，在于它有房子、有院子、有大门、有房门。关上大门，自成一统；走出房门，顶天立地；四顾环绕，中间舒展；廊栏曲折，有露有藏。如果条件好，几个四合院连在一起，那除去合之外，又多了一个深字。”

      北京的地域、社会、人文环境特殊，传统的礼法制度与文化理念深刻渗透于各阶层的住宅方面，造就了北京四合院对称严整、庄严方正、内外有别、尊卑有序、对外隔绝、自成天地、凝重和谐的建筑品格。以院落为中心，正房、两侧的厢房、倒座房围成一个私密空间，四面居房各自独立，由转角处游廊联接，形成对外封闭、对内内向、上接天下连地的空间布局，创造了一个安逸闲适、深邃静谧的理想栖居空间。家庭成员依尊卑有别、长幼有序原则分配住房，“北屋为尊，两厢次之，倒座为宾，杂屋为附”，最大最好的正北上房由最年长、地位最高的家长居住，其所居的堂屋供奉祖宗牌位及佛像神龛，家人在此晨昏定省、待客议事、祭神祭祖，展现了传统社会大家庭共同生活的伦理观念与礼法秩序；院落宽绰明亮，种有象征多子多福、富贵富丽的枣树、葡萄、石榴等，家人于此休息、玩耍，尽享天伦。

      “天棚、鱼缸、石榴树，老爷、肥狗、胖丫头”，这句俚语生动形象地描绘出老北京四合院人家对福禄康宁、吉祥兴旺、富足安逸、诗意生活的追求。

硕德伟望 歌咏太平

      北京四合院特点的形成与北京特殊的历史政治地位分不开，这主要是因为其居民的特殊性。作为元明清大一统王朝的政治、文化中心，汉、蒙古、满、回等民族长期在北京胡同、四合院环境内聚居生活，不断交往交流交融，形成温厚、包容、多元的京味文化。

      以清代京师南城为例，这里居住着众多文化精英、风流人物，有明末大儒如孙承泽、龚鼎孳等，有博学鸿词如彭孙遹、毛奇龄等50人被授林侍读、侍讲、编修等，有理学大臣如李光地、熊赐履、张廷玉、陈廷敬等，有乾嘉汉学领袖如纪昀、钱大昕等，有帝师如朱珪、翁同龢等，有状元宰相如于敏中、梁国治等。他们身在朝堂，或是天子近臣或是翰苑词臣，品秩高，权力大，廪俸优厚，行为端谨，其府宅亦如满族王公贵族与达官显宦一样，高屋华宇，结构深邃，布局端庄严谨、疏阔明朗。

      在南城，有些重臣府第里悬挂着皇帝御赐匾额，有些汉族大员享受“赐宅”内城之“荣遇”，等等。这种赐匾、赐额、赐宅的“殊宠”，是当朝统治者对阁臣功绩、德望的器重与表彰，成为满汉民族融合、文化认同的重要见证。

      康熙朝纳兰明珠府邸位于风景秀丽的什刹海后海，其府邸内有“濠梁乐趣”（前厅）、“畅襟斋”（后厅）、“听鹂轩”（侧厅）、“观花室”（东厅）等建筑，池畔有“渌水亭”。明珠长子纳兰性德是御前侍卫、诗文奇才，交友“皆一时俊异”，常与江南布衣文人朱彝尊、陈维崧、顾贞观等在此宴饮雅集、研读经史，这些风流斯文之事对开启文治盛世意义重大。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文誉卓著的蒙古乌尔济氏法式善自丰盛胡同移居净业湖畔原明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号西涯）旧居。其宅第有“诗龛”及梧门书屋，“得海内名流咏赠，即投诗龛中”；好奖掖后进，“问字求诗者，往往满堂满室”；爱才如命，“见善若不及，所居净明湖外，距黄瓦墙仅数武，宾客过从外，即键户著书”。洪亮吉在《法式善祭酒存素诗序》中赞曰：“一代之兴，必有硕德伟望，起于辇毂之下。故诗文外复能著书满家，以润饰鸿业，歌咏太平，如唐杜岐公佑、明李少师东阳者，庶几其人焉！”这段文字，反映了地近重重宫阙的宅第，在融合各民族文化方面的重要作用。

和合和顺的生存空间

      北京的胡同和四合院，是老北京各族居民生存发展的重要空间。在这里，同一胡同邻里间的人际关系与人情世态，成为家庭关系外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各民族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生老病死、岁时节日、生活习俗等虽有不同，但彼此包容、和睦共处——胡同与四合院，成为京味文化的生动缩影，无疑是北京的名片。

      老舍先生曾多次用笔墨为我们留下老北京胡同、四合院的韵味魅力及各民族各阶层生活场景的温情记忆：胡同犹如一条条迷宫般纵横交错；胡同里的石狮子威武庄严；胡同里的房屋密集，砖瓦斑驳，透露着岁月的痕迹；胡同里的门牌号古朴而有序，给人一种安定感；胡同里的门窗，木质的纹理和颜色散发着古老的气息；胡同里的居民，衣着朴素，脸上洋溢着淳朴的笑容；胡同里的老人，坐在门口晒太阳，悠然自得；胡同里的孩子，嬉戏打闹，充满了生机和活力；胡同里的炊烟，袅袅升起，弥漫着家的温暖——古朴安定、宁静淳朴、温厚包容，含蓄着各族民众生活的安适与和谐。

      古都北京的胡同和四合院，令人眷恋，却也无法回避时代发展、社会变迁带来的兴衰演变。曾经，许多四合院沦为“大杂院”，年久失修，残败破落，成为危旧房。为改善民众居住条件，2000年始，北京市在旧城区进行大规模危改，成片的街区胡同、四合院被拆。为了危改区四合院免遭不可逆的破坏，保留并延续古都风貌，从2000年到2003年，北京市先后划定40片历史文化保护区。截至2003年12月，又有658处“现状条件较好、格局基本完整、建筑风格尚存、形成一定规模、具有保留价值”的四合院实现了挂牌保护。

      进入新时代，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系列讲话精神，北京市于2017年9月公布《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提出保护北京特有的胡同—四合院传统建筑形态。“老城内不再拆除胡同四合院”，由此，成片留存的旧四合院得到整体性保护，一些单独的有突出特点或有代表性的四合院得到重点保护，现有的大杂院逐渐恢复四合院原有建筑格局，对建筑内部进行现代改造，在居住和使用中得到了保护；全市现存千余条胡同得到保护，一些有老北京味的街巷胡同得到恢复性修建，成为老北京文化旅游的热点。其中，南锣鼓巷等便是鲜活的案例。

      南锣鼓巷，长787米、宽8米，自元初营建大都开始，历经元、明、清、中华民国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完整保存着最初的胡同格局、院落肌理，胡同里坐落着形制各异的府邸宅院，在740多年的风云变幻中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21世纪初，南锣鼓巷陈破的民居被重新翻盖、装修，恢复成仿旧民居，青砖红檐、典雅古朴；羊肉串、面筋、爆肚、豆汁儿、酸辣粉、烤冷面等各色小吃琳琅满目，咖啡屋、小酒馆、个性小店兴盛，历史与时尚交织，形成独特的雅致情调、浪漫风情及市井烟火气，吸引了大批国内外游客，近几年更成为北京新的时尚地标与美食打卡地。为合理利用和有效保护南锣鼓巷，自2023年9月起，北京市对南锣鼓巷进行业态改良与有机更新，使其成为北京文化记忆与城市文明传承及传播的有效载体，留住老北京胡同与四合院文化的印迹。

来源：《中国民族》杂志2024年第10期

文：赵雅丽

作者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责编：张红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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