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我国各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中华文明。在这个进程中，文化认同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其中，汉字和由汉字发展而来的中国书法居功至伟。

       自从有了甲骨文，也就是距今3000多年前的商朝中、后期起，中华先民就开始使用汉字。随后，这种文字被移植到青铜礼器、法器（金文）、石头（石鼓文）上，这时期的汉字被称为大篆。夏、商、周三代，大体上但凡使用这些文字的群体，被后人统称为华夏。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将秦地的小篆作为统一的字体，以国家的名义号令颁行，自此，汉字得到了更加广泛的使用。小篆结体优美，线条圆润流畅，由此，汉字开始从实用交流沟通工具向艺术表现层面演进。

       从实用到艺术，这是质的飞跃，是世界文字史上最伟大的一次嬗变。世界绝大多数文字，数千年来基本都停留在实用层面，唯有汉字，发展演化成了一门独立的、完全可以比肩绘画等门类的艺术——书法。如今，全世界使用汉字的人口超过15亿，中国书法也随汉字流传到世界各地。随着中国的影响力不断增强，可以预见，学习汉语汉字、喜爱中国书法的人，还会越来越多。

       回望历史，可以发现，汉字的形成发展、广泛传播应用，是随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而同步进行的。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载体和标志之一，就是语言文字的通用。汉字逻辑上缜密、表现力强大，汉字书法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汉语、汉字早已成为我国各民族的共同选择。

       大量文献表明，早在汉代，中原王朝与其他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文书往来，基本都用汉字。西汉时的匈奴呼韩邪单于，在写给汉朝皇帝的书信中，不仅使用汉字，而且格式体例都与中原保持一致。东汉以后，许多匈奴人纷纷改汉姓，读汉文经典，如五胡十六国时期前赵的开国皇帝刘渊，《晋书》中说他“尤好《左氏春秋》、《孙吴兵法》，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这种现象随后就愈发普遍了，比如辽、西夏等。

       2023年夏季，笔者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博物馆看到了一张珍贵的拓片——“鲜卑祭祖祝文”。这张拓片背后，有一段尘封已久的往事。鲜卑人起源于大兴安岭，他们自秦时开始西迁，经过长途迁徙之后，其中的拓跋部建立了北魏。由于出走年代太过久远，拓跋部对族源地的记忆已十分模糊，然而留守在老家的鲜卑人却一直关注着他们。北魏太平真君年间，几个鲜卑人风尘仆仆从大兴安岭来到北魏都城平城（今山西大同），求见皇帝拓跋焘。拓跋焘听了他们的讲述后，颇为感动，随即派中书侍郎李敞等人，跟随来人回到故里，即今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在一个名叫“嘎仙洞”的洞中，李敞断定，这里就是传说中的鲜卑祖庙石室。于是，按照皇帝的旨意，他们在这里举行了盛大的祭祖仪式，并于洞中刻石铭记。铭文共9行、201字，隶书字体遒朴健劲。后来，这次祭祖活动被堙没于历史的尘埃之中。直到1980年，长期研究鲜卑历史的学者米文平先生历尽艰辛，才在“嘎仙洞”发现这段镌刻于石壁的祝文，揭开了这千古之谜。

       在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汉族也不断向各兄弟民族学习。比如赵武灵王倡导的“胡服骑射”等。服饰上的相互借鉴可能是最普遍的，朱熹在《朱子语类》中就说：“今上领衫裤，皆胡服。本朝因唐，唐因隋，隋因北周，北周因北魏。”

       北魏在中国书法史上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就是魏碑。魏碑与以“二王”（王羲之、王献之的合称）为代表的纸本交相辉映，共同促成了后来的唐楷。同时，魏碑雄强质朴的书风，一直深深地影响着后来的书家，成为重要的学习和创作源泉，对书法发展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今天，当我们面对魏碑中的那些精品，诸如“龙门二十品”“龙门四品”等，可能很少有人会想到，它们出自鲜卑人之手。

       汉字作为书法之用，始于李斯创立的小篆，所以李斯被鲁迅尊为“书法笔祖”。李斯留下的作品，比如《泰山刻石》《峄山刻石》等，其结体之严谨优美、线条之流畅华丽，已经表现出极高的艺术水准。李斯生活在距今2300多年前，但他笔下那些优美的篆字，至今仍然是标杆。后世写篆，勉强接近李斯那种审美高度的，也不过唐人李阳冰、清人邓石如等寥寥数位。这一方面说明书法这种看似简单的线条可以融入深厚宏博的内涵，不易超越；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华先民高超卓越的艺术才华。就如同样写格律诗，今人很难达到李白、杜甫那种高度一样。

       自秦篆起，到后来的汉隶，尤其到了东晋的行、草，以“二王”为代表的一批伟大书家登上历史舞台之后，书法就进入了朝气蓬勃、绚烂辉煌的高光时刻。到唐宋时期，书家如雨后春笋，俊采星驰，其中的少数民族也不乏其人。唐时还有来华学习书法的外国人，如日本人空海，算得上大师级的书家，稍晚的阿倍仲麻吕也精通书法。再到后来，明清之际的西方来华传教士，比如汤若望、南怀仁、郎士宁等，都把学习汉字书法当作必修课。

       元代和清代，中国书法艺术都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发展。元立国之初，忽必烈即派专人收集整理散布于民间的珍本法帖，并允许官员借阅，其中包括王羲之、孙过庭、怀素等人的名帖。同时，为更好地治理国家，忽必烈命集贤直学士程钜夫寻找前朝“遗逸”。程钜夫开列的名单上，排在第一位的就是书法家赵孟頫。忽必烈召见赵孟頫之后，发现他神采斐然，如 “神仙中人”，甚为欣赏。后来，忽必烈的继任者铁木耳、海山和爱育黎拔力八达都对赵孟頫很仰重，尤其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更是将其比作唐代的李白、宋代的苏轼，敬重有加。正是在皇帝的优待下，赵孟頫虽为官数十载，但一共只到过元大都（今北京）七次，大多数时间都在他的家乡吴兴（今浙江湖州）潜心翰墨。可以说元廷对赵孟頫的启用，直接决定了元代书法的走向。

       元代还有几位颇具影响的少数民族书家，如耶律楚材、鲜于枢、康里巎巎、乃贤等。耶律楚材是契丹人，博学且抱负远大，是成吉思汗的重要谋臣，功勋卓著。其书法体系出自颜真卿、黄庭坚，硬拙挺拔，端严刚劲。鲜卑人鲜于枢是元代草书的代表人物，赵孟頫对他都很尊敬。据说年轻的赵孟頫正是听从鲜于枢的建议，从“二王”入手，才得以书艺大进，终成一代宗师。康里巎巎是蒙古人，做过文宗和顺帝的老师，他醉心书法，草书造诣颇深，传说他最高产的时候可以“日书三万字”。乃贤是突厥人，随其兄定居于浙江宁波，他诗书俱佳，工于行楷，其佳作《南城咏古诗帖》后被清宫内府收藏。

       清代的书法风气更是浓厚，比如康、雍、乾三朝，皇帝本身就是书法家。尤其乾隆，自小就接受全面、系统、扎实的汉文化教育，博学多才，诗词、文章、绘画、书法都精通，对书法尤其喜爱，算得上嗜好。乾隆帝平生广泛搜罗名帖法帖，并将最喜爱的帖子藏于“三希堂”，朝夕观览，心慕手追，他的书法端俨雅秀、雍容华贵。乾隆帝高寿，花费在笔墨上的功夫多，游历的地方也广，又喜题字题诗，所以留下的作品相当繁浩。当时的官员，善书者众，许多大臣同时也是优秀的书家，比如张廷玉、汪由敦、梁诗正、纪昀等。

       从古至今，中国书法艺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值得我们永远珍视并大力传承。

来源：《中国民族》杂志2024年第1期

文：石新民

作者单位为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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