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这是中华先民在地球上书写的一份履历。这是一份依靠“物”的谱系加以实证的履历，是“物”还原出的一幅中华文明完整肖像。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少有其他民族和国家，能够向当今的人类社会交出这样一份物史互证的履历。

      我们在这些“物”的谱系中，看见中华文明的基因。每一件文物都是一个密码，它们不仅讲述历史，也负责打开历史的细细褶皱，掰开岁月的缝隙，透露出历史深处的细枝末节。

      我们因此能够感受到它们蕴含的强大能量。因为看见了自己从哪里来，所以知道我们要到哪里去；因为这能量融入了骨髓和血液，所以我们蕴蓄着走向未来的磅礴生机和无限活力，昭示着我们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无限可能和光辉前景！

中国民族博物馆编纂、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的《何以中华——一百件文物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记忆》

（中文、英文、中英双语、汉藏双语、汉彝双语等版本）

半个蚕茧的故事

      山西夏县的西阴村看上去普通寻常，却在1926年成为了中国考古学的圣地。这一年10月，李济先生在西阴掘开了中国人主持科学考古的第一方土。多年后，人们根据当年的考古报告，证明李济此行的真实目的，是要寻找一处适合发掘的中国史前文化遗址，并通过自己的成果来回应瑞典人安特生提出的所谓“中国文化西来说”。

      李济在西阴村发现了什么？除了庙底沟类型的彩陶遗迹外，还有半个蚕茧——它就混在一堆残陶碎片中，部分腐坏，却在显微镜下发出光泽；而且，它还被人工切割过，切痕十分平直。

1926年李济先生在山西省夏县西阴村发现的半个蚕茧

      科学鉴定的结果，确认这半个蚕茧跟那些彩陶碎片一样古老，已经有5000多年的历史！此外，它是人工养殖的家蚕，而非野蚕。

      听上去简直不可思议！5000多年前不慎掉落的半枚蚕茧，熬过了如此漫长的岁月，它要见证什么呢？夏县一带桑荫遍野，有着“嫘祖养蚕”的古老传说。考古与传说相应，是否证明史前这里已出现家蚕养殖？已懂得抽丝、编绢？

      李济先生在他的考古报告中并没有提出上述结论。半个蚕茧，仅为孤证，它难以支撑起一个宏大历史叙事。

      在李济踏入西阴村之前，安特生已于1921年发掘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遗址，发现仰韶文化，由此揭开了中国田野考古工作的序幕。在启程来到中国时，安特生认真研读过李希霍芬那本轰动了整个欧洲的巨著《中国》。书中提出的“丝绸之路”这个新语汇揭示了亚欧大陆两端最早的“全球化”商贸流通，而它的背后离不开一根蚕丝的连结。

      西方认识中国确实是从丝绸开始的。公元一世纪，古罗马博物学家普林尼在所著《博物志》中把中国称作“赛里斯国”，即“丝国”，这是罗马人对中国的第一个称谓。可见，西方对于中国的最初印象，就是丝绸。这种华美的造物如此撩拨罗马人的神经，以至于它引发了古代欧洲对于东方的第一波想象——中国人在树上采摘柔软的丝线，带回家用水浸泡、梳理，然后把它编织成奢侈的绸绢……这样的画面被普林尼堂而皇之、言之凿凿地描绘在书中：“（赛里斯国）林中产丝，驰名宇内。丝生于树叶上，取出，湿之以水，理之成丝。”

      普林尼的权威无人敢于质疑，所以，关于丝绸来源于东方一种神奇的植物纤维的“知识”在西方流传五六个世纪，直到东罗马拜占庭帝国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蚕种，才终结了这个“荒诞”的猜想。

      丝绸成为欧洲想像中国的第一个文化符号。有意思的是，当中国人采用西方近代考古技术，来试图探究自身的历史时，第一次掘开地层，便发现了半枚蚕茧——这恍如一个寓言。

      的确，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寓言。欧洲关于丝绸的想像，最初因空间距离而不乏谬误和偏差。历史上，欧洲在远眺东方时，常常带有主观偏向。比如，欧洲中世纪末期，启蒙思想家伏尔泰从中华文化中发现了以道德治国的儒家哲学，他自称“孔门弟子”，把儒家思想高高举起，将“中国精神”作为武器之一，跻身于波澜壮阔的思想启蒙运动，向掌控着欧洲的中世纪神权发起猛烈进攻；然而仅仅一个世纪后，中国就在欧洲被迅速逆转为反面形象，被塑造成欧洲现代性的“他者”，用以奠基所谓“欧洲文化优越论”，以所谓中国的“暴虐、愚昧、落后、肮脏、危险”形象，完成了欧洲新兴现代性价值“先进、优越、进步”形象的同步建构。

      20世纪初，孱弱不堪的中国希望像西方一样寻找矿藏以发展工业，因此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被北洋政府聘请，前往中国探矿。然而，在这位地质学家心中，中华文明的历史地层远比地质矿层更让他充满兴趣。1921年，安特生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挖出了大量史前时期的彩陶，这成为一个震惊世界的事件。因为在此之前，西方认为中国没有史前文化。

      仰韶彩陶是什么人制作的？中华文明是何时、何地、以何方式开启的？

      安特生把仰韶彩陶与他熟知的中亚安诺（今土库曼斯坦）彩陶、特里波列（今乌克兰西部）彩陶进行对比，发现它们极为相似，由此推断它们可能同源，并“合理”猜测：中亚的彩陶文化通过中国新疆进入河西走廊，来到黄河流域。

      为证实自己的猜想，安特生在甘肃和青海开展大规模考古，如愿发现了美丽繁复的马家窑彩陶以及齐家文化遗迹。他欣喜若狂，提出了西北彩陶向东传播，影响了中原仰韶文化的推断，这就是那个所谓的“仰韶文化西来说”。

      一时间，西方考古界皆附和“中国文化西来说”。对于安特生而言，“西来说”仅仅只是一个学术层面的问题，但对于当时中国知识界早已破碎不堪、跌入谷底的民族自信，却构成又一次沉重打击。

      李济在此时出发了，怀着对于“中华文化西来说”的深层质疑，开启了中国人自己的考古事业。据说，李济的山西之行得到了梁启超先生的鼎力支持。彼时，梁启超从欧洲游历归来，在对他曾经仰视的欧洲文化作过切近考察后，一改之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猛烈批判态度，主张要尊重和爱护本国文化，要让中华文化“站稳脚跟”。

      几年后，梁思永带着父亲梁启超的期望，以“中国第一个考古专门学者”的身份回国，旋即投入田野。在主持安阳殷墟后冈遗址发掘时，他发现了“后岗三叠层”，即仰韶文化层、龙山文化层、商文化层由下而上层层叠压的结构关系，从而首次清晰地呈现出中国历史从史前到历史时期的一脉相承——中华文化的本土源流图景，第一次显现出来。

      十数年后，从欧洲归来的考古学博士夏鼐翻山越岭、风餐露宿，只身奔波在西北地区，只为证伪“中华文化西来说”。终于，他找到了关键性证据——仰韶文化早于齐家文化。由此，夏鼐先生决定性地绘出了中华彩陶文化从东向西传播的路线图。于是，所谓“仰韶文化西来说”被彻底推翻。

      2019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一支考古队重返山西夏县。这一次，他们在距离西阴村不远的另一个仰韶文化遗址，发掘出了几只石雕蚕蛹。它们呈黄褐色，身体上刻有螺旋状的横向弦纹，简洁地勾勒出了蛹的头和尾，酷似现代家桑蚕蛹。

      此时，距离李济发现半枚蚕茧，已经过去93年。

      半枚蚕茧——石雕蚕蛹——“嫘祖养蚕”，至此，物与史，终于毫无疑义地、生机勃勃地连成了一体。一次历史的实证终于得以完成。中华先民创造丝绸文化的最初生动一幕，变得清晰而真切，不可辨驳。

      这是一个关于中华文明物史互证的故事，在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前，它花费了近百年的时间。

在山西省夏县师村仰韶文化早期聚落遗址出土的数枚石雕蚕蛹

良渚古城的故事

      的确，中华文明还原自身形象的过程，曾经漫长而艰难。

      风雨飘摇的上世纪30年代，在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工作的施昕更读到了《城子崖》一书，这本考古学著作的作者是李济、梁思永等。20岁刚出头的施昕更，因此立下了投身考古实践的宏愿。

      幸运的是，一个巨大的机遇等着他。他在自己的家乡——余杭良渚镇发现了许多黑陶片，并敏锐地意识到这里可能有一个埋藏久远的古老遗址。1936年底，这位年轻人主持了对良渚遗址的正式考古。发掘工作进行了三次，大量石器、陶器显露出来，确认了良渚一带存在远古文化遗存。

      良渚古城遗址初现于世。这件事发生在李济首开中国人自己的考古事业十年后。

      显然，在施昕更心中，此时的考古并不仅仅只是考古——也就是说，它不只是一个学术行为。在写作《良渚》一书的“卷首语”时，他的笔触热血沸腾：

      “我们上古的祖先，坚忍地开辟了这广漠的土地，创下了彪炳千秋的文化，我们今日追溯过去，应当如何兢兢业业地延续我们民族的生命与光荣的文化呢？可是，我们现在的子孙，眼看到这祖先开辟遗下的国土，一天天的沦亡，我们的文化，也被敌人疯狂地摧残，这正是存亡绝续的重大关头。”

      在国土沦丧、山河破碎的重大时刻，施昕更悟出了考古内在的价值和意义：

      “历史明明告诉我们，正因为有渊源悠久、博大坚强的文化，所以我们生存在这艰巨伟大的时代，更要以最大的努力来维护保存我国固有的文化，不使毁损毫厘，才可使每个人都有了一个坚忍不拔的信心。”

      写下这段文字后不久，卢沟桥事件爆发，施昕更完全脱离了他挚爱的考古事业。很快，杭州也沦陷了，他的家乡良渚陷入日本侵略者之手。他发掘出的良渚文物，全部毁于战火。他收拾起书卷投笔从戎，参加了抗日自卫会。

      这一切，都应证了施昕更所领悟的考古工作的真实意义——考古虽是面对历史的，但考古也是面对现实的。人类需要借助于过去来生成当下的自我，需要凭藉历史来塑造关于自我的本质；尤其是当国家面临肢解之危、民族面对离散之险时，历史则能重铸一个群体。所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除了山河破碎、民族遭厄之外，自古以来绵延不息、古今一脉的中华文明，此时却被西方文明所否定，其存在的合法性遭受蛮横的深层质疑，这才是“文明蒙尘”的真实含义！历史上，建都中原的王朝曾常陷周边民族的冲击，发生朝代更替，但这些历史演进在本质上源于中华文明内在向心力对于周边民族的吸纳，源于以文化认同为核心将四边向内凝聚的运行轨迹，这正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活力体现，它使古代中国得以周期性延续与壮大，使得这个统一多民族国家能够不断巩固与发展，使中华文明获得层层递进的内聚力。而显然，近代以来西方依靠经济和科技暂时领先，所建构出来的欧洲中心主义及其世界历史图景，则包含着对于中华文明的根本价值否定，包含着对历史积累起的中华文明信念的根本动摇。

      与此同时，西方文明的强烈输出性，还带来了中国人对自身文明的怀疑和动摇。当西方考古学建立后，人类认识历史的方式发生了变化，文献史料的可信度被质疑。在中国，传统中华史观和古史叙事体系被质疑。人们对于人文始祖的悠久信念摇摇欲坠，“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常识面临瓦解。

      事实上，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数千年连贯和完整历史记录的国家。比如《二十四史》，就是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连续性历史书写。但近代历史大变局却将中华历史叙事体系置于需要重新书写的境地——传统的文本叙述需要转变为考古学文化体系，数千年不变的古史叙事需要转变为以物质文化为核心的叙事。所以，梁启超作为一名思想家，其最重要的身份却是“新史学”的奠基人；李济作为中国“考古学之父”，其志向是“还想去新疆、青海、西藏以及印度、波斯去刨坟掘墓、断碑寻古迹，找些人家不要的古董来寻绎中国人的原始出来。”而苏秉琦作为第一代考古学家，则认定“近代考古学的目标就是修国史”，要回答“中国文化起源、中华民族的形成、统一和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

      所以，一个世纪以来，物史互证始终是中华民族的宏愿。

      1930年，李济主持济南龙山镇城子崖遗址发掘，让龙山文化呈露于世，确证了龙山文化作为仰韶文化承接者的史实，从而使中华上古历史的延续性变得无可辨驳；1928年至1937年，河南安阳殷墟考古发掘震惊世界，殷商文化从古老的文本书写变为物化信史……

      2007年，中华历史的考古探灯回到了良渚。这一年，良渚遗址发掘出了完整的城墙，一座远古城址被一点一点地复原出它不可思议的恢弘形象——总面积达到300多万平方米，其中100多个遗址点浑成整体；城外10公里处发掘出10条水坝，共同构成一个让人难以置信的水利工程——它直接辐射的范围达100多平方公里。

      至此，良渚文化的形象终于完整拼接出来，一个可以用“文明”来概括社会发展水平的远古城市，终于清晰地浮现出来。这一年，距离施昕更先生首次发掘，整整过去了70年。

      2019年，中国良渚古城遗址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一事件最深刻的意义是：中国人曾经坚信的“中华文明具有五千年历史”，终于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

      中华历史的物史互证，走完重要一程。

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

      现在，历史远处的情景终于清晰起来了。今天的中国人终于摆脱了曾经的文化自卑与自疑，拥有了坚定的文化自信和历史自信：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而远在大洋彼岸的西方人，也终于看清楚：中国从来不仅仅只是一个单纯的国家，而是一个从未间断过的、以国家为载体的文明。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集体学习时指出：“经过几代学者接续努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

      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这是中华先民在地球上书写的一份履历。这是一份依靠“物”的谱系加以实证的履历，是“物”还原出的一幅中华文明完整肖像。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少有其他民族和国家，能够向当今的人类社会交出这样一份物史互证的履历。

      事实上，很多人不知道，在过去30年间，中国考古跑了三场浩大的接力——

      1996年，“夏商周断代工程” 启动，200多位学者共同参与，通过多学科交叉联合攻关，解决了“夏代是否存在”的问题，基本建立了西周年代序列，回答了长期以来西方学者的质疑；

      2001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立项，近400位学者联合攻关，以多学科交叉综合研究，确定了中华文明起源的早期性，逐步还原了中华文明从满天星斗到月明星稀，从涓涓溪流到江河汇流的多元一体演进历程；

      2017年，“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启动，重点攻关中国境内人类起源、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中的重要地位等关键问题……

      我们是幸运的，因为我们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的中国人，都更加真切地看到了中华历史更深远的时间刻度，看到了中华文明绵延不断的历史纵线上，那些逐渐鲜活起来的场景，那些逐渐生动起来的细节和人物。

      事实上，中国考古在向历史地层深处掘进的时候，正是中国人倾尽全力向着现代化的未来奋力奔跑的时候。为什么一个日夜兼程向前赶路的民族，还要努力地向后看呢？

      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辨证主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什么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由一家独大的单极结构向协同共治的多极世界演变，人类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从一元向多元的世纪演变。在风高浪激的大变局中，中华民族阔步走在伟大复兴的征程。如何在世界风云激荡中牢牢把握航向，把中华民族引向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文化自信的重大命题，阐释了“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的深刻主题；深刻揭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所决定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指出：“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而绵延不绝，迭遭忧患而经久不衰，这是人类文明的奇迹，也是我们自信的底气。”“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

      我们需要回过头去，深刻理解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才能在清晰的历史脉络和严谨的历史逻辑之上，为前方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筑就坚实的历史基础。

历史中国为未来中国注入能量

      如今，中华大地出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景象：考古现场成为举国瞩目的最火工地，博物馆成为比肩接蹱的最热打卡地；每一天都有可能从某个历史地层中破土而出一个惊世遗址，每一处都有可能从某些泥土深尘里峥嵘乍现一些国宝文物……中国人蓦然发现自己常常置身于历史的现场，当代中国与历史中国构成了一个神奇的现场并置格局。

      在这些遗址与文物之上，中国人看见了什么？

      看见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我们可以从陶寺遗址出土的那只朱书扁陶壶上，看见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

      你看，距今4000多年前的陶壶上，赫然用朱砂书写着一个醒目的字符“文”，与当代汉字“文”相比，其字形结构完全一致！这4000多年间一脉相承的“文”字，就是中华文明不曾中断、连续发展的见证。

陶寺遗址出土的带朱书汉字“文”的扁陶壶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收藏）

      我们可以从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一只蛋壳黑陶杯上，看见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

      你看，它薄如蛋壳，最薄竟达到0.2毫米的极致！而它，竟是4000多年前的遗物！连国际考古界都不吝赞美：“四千年前地球文明的最精致制作！”它所采用的快轮制陶技术是4000多年前人类手工业领域的一次新技术革命，是整个人类新石器时代手工业技术的一个“神话”。为什么说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这只代表着上古手工业革命的蛋壳黑陶杯，就是中华文明以创新为支撑的历史进步过程的见证。

屈家岭遗址出土的蛋壳黑陶杯（河南博物馆收藏）

      我们也可以从石卯遗址出土的21件骨制口簧上，看见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

石峁遗址出土的骨制口弦

（陕西考古研究院收藏）

      你看，当它们从4000多年前的泥尘中显露出来，却一眼可辨与今日中华大地上30多个民族吹奏的口弦如出一辙的形象。作为目前世界上最早的簧乐器，它贯通古今、纵横南北，传播辐射之广，见证了中华各民族的深广交融和频繁互动；它把自身的传播史，绘成了一幅以中华文化认同将各民族向内凝聚的历史演进图。为什么说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这些来自远古却如此熟悉亲切的口簧，就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统一性的见证。

      我们可以在山东沂水之畔东夷古国出土的一只青铜酃上，看见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

春秋时期的青铜酃

（山东博物馆收藏）

      你看，作为东夷最重要的文化标识，鸟崇拜最终演化为“凤”的形象，为中华文明创造了一个浪漫的文化基因。而龙的形象则在仰韶时期发源，经龙山时代的传承，到夏商时期孕育成形，成为华夏族群的精神象征。春秋时期，东夷与华夏相遇，龙凤邂逅2500多年后，我们在这只青铜酃上，看见中华文化最完美的一次相遇。它们激发出了中华文明最吉祥的图腾，那就是“龙凤呈祥”。青铜酃的钮盖铸为凤形，双耳铸为龙首，和谐至极。为什么说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我们在“龙凤呈祥”的文化基因中，看见了中华文化认同超越地域乡土、血缘世系、宗教信仰，把内部差异极大的广土巨族整合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罕见包容性。

      最后，我们还可以从内蒙古出土的、目前考古发现体量最大、级别最高的龙首青铜灶上，看见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

出土于内蒙古地区的具有典型中原风格的龙首青铜灶

（内蒙古博物院收藏）

      你看，它外表极其美观、功能极其完备、设计极其科学，具有典型的中原定居农耕生活的风格。如果它出土于中原农耕地区，想必考古学家不会大为惊讶，但它却发现于长城之北的蒙古草原。当逐水草而居的游牧者与代表着定居生活的典型生活符号发生关联，我们仿佛看见这里轮回交替于马蹄声声与炊烟袅袅之间的真实岁月，看见了大一统国家内部多民族和谐聚居的情景。为什么说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这只在千年时光后仍让人感受到生活祥和美好的龙首青铜灶，就是一个生动见证。

      ……

      历史中国正在为未来中国注入什么样的能量？遗址与文物正在为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提供什么样的能量场？

      我们在这些“物”的谱系中，看见中华文明的基因。每一件文物都是一个密码，它们不仅讲述历史，也负责打开历史的细细褶皱，掰开岁月的缝隙，透露出历史深处的细枝末节。

      我们因此能够感受到它们蕴含的强大能量。因为看见了自己从哪里来，所以知道我们要到哪里去；因为这能量融入了骨髓和血液，所以我们蕴蓄着走向未来的磅礴生机和无限活力，昭示着我们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无限可能和光辉前景！

来源：《中国民族》杂志2024年第2期

文：郑茜

作者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族博物馆副馆长

责编：张红彬 王孺杰

流程制作：高宁（见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