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知识生产的角度看，任何人文社会科学的思考都是人们针对特定时代背景下某个问题域做出的能动性回应。与社会现实联系极为紧密的民族学，自然也不例外。19世纪末，西方现代民族观念开始逐步传入中国，并于20世纪初进入学术知识脉络。20世纪世界形势风云变幻，中华民族经过百余年艰苦卓绝的奋斗，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其围绕民族议题而形成的知识体系也经历了复杂变化。

      21世纪初，世界格局仍在深度变革中，中国的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但也有不少新的严峻挑战。如何持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中华民族大团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新时代中国民族学知识脉络建构必须思考的问题。由此，面向新时代构建中国民族学自主知识体系，应该注意坚持遵循以下原则和方法。

在指导思想上，坚持贯彻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

      马克思主义强调尊重客观规律、从客观实际出发，用发展的、辩证的眼光看问题，以人民利益为中心评判历史。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凝结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科学理论，围绕如何准确把握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这一基本国情，团结各族人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落实各民族一律平等原则，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巩固国家统一，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等方面，作出了具有战略高度的科学论述。

      只有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新时代民族研究的指导思想，方能确保知识生产以人民为中心，客观、准确地把握世界格局深度演变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脉络，从而对国内外涉及民族因素的事项进行科学地把握；只有尊重客观规律、从客观实际出发，方能客观而又理性地看待我国“不平衡”“不充分”的经济社会发展格局及其对民族问题的影响；只有用辩证、发展的眼光，方能确保看到交往交流交融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大势；联系的眼光和一分为二的矛盾论，则能帮助我们既看到国内外各种因素与我国民族问题的联系，又厘清何为主要矛盾、何为次要矛盾。

在方法论上，坚持用关系主义实践论分析、解决民族问题

      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必须要落实到民族研究直接所用的方法论，才能真正将之贯彻到民族学知识生产的全过程。否则，因缺乏发展眼光，“民族”极易被本质化、俨然是从古至今不变的客观实体；而缺乏联系的眼光，“民族”则不免被整体孤立化、片面化，看不到民族间的全面联系及与其他因素的全面联系。

      从马克思主义视角看，民族学研究归根结底面对的是人，而人是关系性、实践性的存在，民族意识、身份、认同等都只是人多重社会关系实践中的一个方面。只有坚持问题导向，直面作为新时代主体的人民在社会实践中所涉与民族因素有关的问题，从关系主义实践论出发，将之情境化而不是抽象化、本质化，放置在历史发展和国内外格局整体视野下，方能准确理清民族内部、民族之间以及民族与其他因素间的全面联系，并加以科学地对待。

在理论资源上，形成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

      现代民族观念和民族学皆起源于西方，借鉴、学习须以中国为主体加以甄别、改进，为“我”所用，而不是反过来为其做注脚，甚至将之作为剪裁、包装经验材料的工具。不少亚非拉学者结合其研究对象及其独特历史，也形成了相关理论和思想。如在反思殖民主义、霸权主义与亚非拉地区民族问题的关系，促进种族、民族和解等方面，其理论和思想成就均不亚于西方学界。它们与西方民族学理论资源一样，亦是值得参考的“他山之石”，不应因其“产地”不如西方国家发达而被轻视、忽略。

      我国古代虽无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学，却并不缺乏认识民族问题、处理民族事务的思想。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各民族“你来我往”，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由此，我国各民族皆有大量关于民族、民族交往的历史记载或口头传说。这些宝贵的资源无疑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发掘，为今所用。

在思想融通上，坚持深度“个案”与比较视野相结合检验理论资源

      在现实的民族研究中，在知识生产专业化程度日益提高的情况下，具体研究往往集中于某个领域、某个区域的民族事项。相对于民族学知识共同体而言，其功能相当于深度“个案”的知识贡献。具体领域、区域乃至个案研究，在问题导向的分析基础上，终归要在理论或思想上进行一定抽象的总结，方能进入各领域“通用”的知识交流平台，融入民族学知识脉络整体。

      在这个知识生产环节，就必然会遇到深度“个案”分析如何与“通用”理论、思想衔接的问题，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应是检验其研究成果的基本“坐标”。也即其研究成果，符合人民利益，从客观实际出发，用发展、辩证和联系的眼光看问题，方适合纳入思想汇通环节，相反则不宜。由此，这种比较视野与深度“个案”结合，与研究者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中国化时代化思想这一基本“坐标”掌握的深入、牢固程度有关。

在研究方法上，坚持用“民族志+”的多元方法体系对接新时代脉络

      民族志因注重研究者长时段亲身深入实地调查，历来是民族学知识生产的重要方法，在我国新时代民族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无疑仍是极为有用的。不过，新时代民族问题的相关因素日益复杂，如经济发展、大规模人口流动，均非仅凭偏重个体研究者参与观察的民族志所能解决。引入处理大规模研究样本的方法，已成为新时代民族学之迫切所需。

      如引入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常用的抽样调查、统计分析法，对各民族互嵌式社区、经济发展和人口问题研究等，十分有用。在能容纳多种人文、自然参数的GIS（地理信息系统）中融入民族分析要素，也将有利于更立体、全面地呈现影响民族问题的种种要素和联系。与此同理，可解决稀少样本在抽样中易出偏差的大数据方法，基于各种新算法的计算社会科学方法，以及网络爬虫、词频分析等技术手段，在新时代民族调查分析中也势必有很大的潜力。在主观态度调查方面，将主观问题适度客观化处理，无疑也是值得探索的方向。可以说，新时代各种数据处理手段日新月异，但这些数据只有经过某种基于质的研究而提出的关系性假设（而这正是民族志方法的长处），方能被激活。这即是新时代民族学研究在方法上可以且应当考虑“民族志+”的缘由。

在学科体系上，坚持民族学母体与多学科交叉相结合拓展知识脉络

      从知识生产的角度看，研究方法是与学科紧密相连的。新时代世界格局深度变革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种种与民族因素相关的问题，并非单纯民族志研究方法可以解决，而需要引入其他方法与之相结合。那么，民族学的知识脉络也便必须打破原有学科边界，与多学科交叉，拓展知识界限。

      不过，对民族学知识脉络拓展而言，最终落脚点应当在民族学的学科母体之上。民族学区别于其他诸学科的根本标志在于，它是研究民族共同体及其发展规律的学科。因此，它不管是聚焦经济、政治、社会、宗教、社会心理、历史、语言、教育还是生态方面的问题，都应是与民族因素有关，且必将影响民族认同、民族关系等民族共同体发展。仅探讨其他规律者，即便以民族地区或少数民族群体为研究对象，则未必能直接帮助民族学知识脉络应对新时代需求。也正由此，中国民族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并非其他学科将研究对象扩展至民族地区或少数民族群体便可代替。

来源：《中国民族》杂志2024年第7期

文：何明

作者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副会长，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教授

责编：牛志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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